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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是我的畏友，他的学问道德，“吾无间然”。自一九〇二年在东京开始相识，至一九三六年他逝世为止，我们时常见面，经过了三十五年间的交谊。今年当他逝世八周年纪念，略写一点回忆如下：
一九〇二年我和鲁迅同在东京弘文学院预备日语，却是不同班，也不同自修室，他首先来看我，初见时谈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有一天，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亲近，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可择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我从此就佩服他的理想之高超，着眼点之远大。他后来所以决心学医以及毅然弃医而学文学，都是由此出发的。我爱读他的那篇小说《兔和猫》（《呐喊》），因为两条小生命（兔）失踪了，生物史上不着一点痕迹，推论开去，说到槐树下的鸽子毛呀，路上轧死的小狗呀，夏夜苍蝇的吱吱的叫声呀，于是归结到造物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了，毁得太滥了。这里，我认为很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伟大。
鲁迅学医的动机有好几个，据他自己说，第一，恨得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第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但是据我所知，还有第三个：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又据孙伏园先生说，还有第四个：由于少年时代牙痛的难受。这也是确的，不是他那篇《从胡须说到牙齿》（《坟》）里便提到这件故事吗？鲁迅当初学矿，后来学医，对于说明科学，如地质学，矿物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细菌学，自然是根底很厚。不但此也，他对于规范科学也研究极深。他在医学校里不是伦理学的成绩得了最优等吗？这一点，我觉得大可注意的。他的口里虽然不讲什么道德，而于善恶是非之辨，却是最致力的。惟其如此，他对于一切事物，客观方面既能说明事实之所以然，主观方面又能判断其价值之所在。以之运用于创作，每有双管齐下之妙。举例来说：他利用了医学的知识写《狂人日记》，而归结善恶是非的判断，他道：“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又利用了弗罗伊特学说写《补天》，说明女娲氏创造力的伟大和美妙，而归结到判断其自我牺牲精神的彻底，说道：“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太阳和月亮）耽搁，而且不再呼吸了。”这不是对于规范科学素有修养，明白了真善美的价值判断，那里能够到这地步呢？我们要知人论世，要驳倒别人而自立于不败之地，都非有这种修养不可。鲁迅有了这种修养，所以无论在谈话上或写作上，他都不肯形容过火，也不肯捏造新奇。处处以事实做根据，而又加以价值的判断，并不仅仅以文艺技巧见长而已。
鲁迅在东京研究文艺的时候，兼从章太炎师习文字学，从俄国革命党习俄文，又在外国语学校习德文，我都和他在一起。他生平极少游览，留东七年，我记得只有两次和他一同观赏上野的樱花，还是为了到南江堂买书之便。其余便是同访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同登银座丸善书店的书楼。他读书的趣味很浓厚，决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这种由于爱好而读书，丝毫没有名利之念。我们试读《而已集·读书杂谈》，他劝学生“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又在《小约翰·引言》中，他描写旧书铺的掌柜，仿佛是据网的蜘蛛，专待飞虫，自述“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以后在杭州教书之暇，喜欢采集和研究植物标本，北京办公之暇，又喜欢搜集和研究古碑拓片等等，都是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这是鲁迅读书治学的态度。
以上三点，是鲁迅特长的一部分。此外，长处尚多，兹姑从略。
另说一点他的轶事罢。他从仙台回东京，中途下车去瞻仰凭吊朱舜水遗迹的故事，我在序王冶秋先生所著《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中已经说过，此处不拟复述。有一次，他从东京出发往仙台，付了人力车资，买了火车票之后，囊中只剩银币两角和铜板两枚了。因为火车一夜就到，他的学费公使馆已经直寄学校留交了。他便大胆买了两角钱的香烟塞在衣袋里，粮草既足，扬长登车。不料车到某站，许多乘客一拥而上，车中已无坐位，鲁迅看见有一个老妇人上来，便照例起立让坐。这位妇人因此感激，谢了又谢，从此开始攀谈，并且送给他一大包咸煎饼。他大嚼一通，便觉得有点口渴，到了一站，便唤买茶，但是立刻记起囊中的情形了，只好对卖茶人支吾一声而止。可是已经被老妇人听见，以为他是赶不及买，所以一到第二站，她急忙代为唤茶，鲁迅只好推托说现在不要了。于是由她买了一壶送给他，他就毫不客气，一饮而尽。鲁迅做事，不论大小，总带一点不加瞻顾勇往直前的冒险意味。
再来一个罢。一九一八年，我在南昌，不幸有“臼炊之梦”。鲁迅远道寄信来慰唁，大意是说嫂夫人初到南昌，便闻噩耗，世兄们固然不幸，但我以为儿童们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人。其言极有理致，但是也只有鲁迅能够写出这样措辞的唁信。
一九四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