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转变期中的一个文化工作,社会改革者如鲁迅先生,我们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他,这是超乎捧与骂的一种任务。如众所知,就他三十年的文笔生涯,正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不可少的强有力的佐证。但是,关于这方面,仅只从作者自身是不够的,因之有渴求同时代有关系者的揭发。
许季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同乡,同学。而又从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时见面,长期同就职于教育部,同执教于各地,真可以算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在这种弥足珍贵的情谊之下,我敢于请求许先生写回忆,谅来不是冒昧的。
他们两位是知交,个性却不大相同。间尝体察,他们在侃侃畅谈的时候,也会见解略异。首先必是鲁迅先生蹦起面孔沈默着。但过不多时,彼此又水乳交融,毫无隔阂地谈起来了。不但和许先生如此,有时遇见别的老友齐寿山邵铭之先生等也会有此情状的。奇怪的是齐、邵先生等也和许先生一样,稍稍沈默之后又欢快地交谈了。鲁迅先生时常坚信地说:“季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就这样,他们的友谊互相坚守信赖。就这样,鲁迅先生常常引以自豪,认为生平有几个生死不渝的至友。
有时也会听见鲁迅先生批评许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伪善者的假装所蒙蔽:他相信这人是好的,结果却会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对他。因此时常为许先生操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鲁迅先生的话。因为在女师大风潮发生的时候,坚持拥护杨荫榆暗暗反对许先生的,就是他委以女附中主任的那一位。她有权术威胁那些毕业与快毕业的女中学生,不得不拥护杨荫榆。使转眼之间,从女中转入女师大的同学态度为之丕变。使整个学生团体立刻分裂为二。
然而许先生的忠厚却赢得鲁迅先生的友情。不,他们互相的忠厚,真诚地遇见了。许先生一生朋友中,毕竟还有鲁迅先生其人在内,因此又可以说鲁迅先生的操心是过于仁慈了。只要把握着这份友情,其余何足道呢?他们像友爱的亲兄弟般相处,同仇敌忾,一见于对章士钊的暴谬,再见于广东中山大学的辞职,无患得患失之心,惟大义懔然是见,求之古人,亦不多遇,世情破薄之秋,得此顽廉懦立了。
被五四潮流激荡了的青年,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不甘于初师毕业了此一生的我,原希望入大学,而被经济限制了,转而投入女师大,因此幸运地得在许先生当校长时滥充一学生。他和蔡孑民先生约定,凡北大有学术讲演,女师大学生可以尽量参加,而所有教师,也多自北大延聘。因此把女师大学生的程度无形提高了,这都是由于许先生苦心孤诣的布置。然而挡不住一些拥护女人长女校的醉心之徒的播弄,在我入学校一年之后许先生辞职了。随着北大派的教员也陆续解聘。继之而来的是不孚众望的人物,提高程度马上要相反地受阻遏。在锦绣满身,以文凭为增饰声价者流自然毫不在意的。然而在千辛万苦,半工半读的自觉青年却觉得是无比的打击。因之风潮一发生,就坚不可拔。而许先生那时也自觉系铃解铃,非己莫属,不忍袖手旁观,毅然在师生共同维持的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临时学校里担任职务,直至学校恢复,才始让贤而退。说到这里,我记起许先生说:“鲁迅对人,多喜欢给予绰号。”确是不错。我的脾气,平常是不大奔走师长之门的。但为了学校的事情,需要预备些官样文章如写呈文之类,我们是不大内行的,有时就迫得跑到鲁迅先生府上去请教。一进门,耳边常听说“害马来了。”四顾又没有旁人,有时许先生却在坐微笑。真弄得莫明其妙。后来听的次数多起来,才猜出是在给我起的绰号。原来杨荫榆把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开除了,理由大约说是:“以免害群”。于是我们便成了害群之马。直到现在,还在社会做“害马”。
回忆是不轻的沈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沈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工作者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吗?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许先生来信一定要嘱我写篇序。他是我的校长,是严师,我不敢也不配写序的。却又不能重违师命,为读后记。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九日
许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