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办杂志、译小说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茅盾先生说得好：

“……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一个——鲁迅先生！”

“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正因为他们所追求而阐扬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们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发展的人为的枷锁，——一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这是各时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鲁迅先生，则于‘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这特殊的什么，乃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现在则镣索重重的‘东方文明’古国之历史的与现实的条件所产生而养育的。讲到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儒者流确已说得很多；然而这些美丽动听的词句，经过现实的天平，就露了马脚。鲁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礼教’，就是批判数千年最有力的美丽动听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图案和规章，而追问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伟大的Humanist的事业，一句话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萧艾，培养‘人性’的芝兰。然而不是每从事于这样事业的人都明白认出那些‘萧艾’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长，又在什么条件之下，那些‘芝兰’方能含葩挺秀。中国古来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种明白的认识。‘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无时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之中，会形成‘人性’的同中之异，此即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

“鲁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来，除了其他重大的意义外，尚有一同样或许更重大的贡献，就是给三个相联的问题开创了光辉的道路。……”（《中苏文化》第九卷第二三期合刊——茅盾：《最理想的人性》）

鲁迅想办杂志而未成，记得《呐喊》自序上已有说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任文稿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余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这三个人乃是鲁迅及周作人和我。这杂志的名称，最初拟用“赫戏”或“上征”，都采取《离骚》的词句，但觉得不容易使人懂，才决定用“新生”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说这会是新进学的秀才呢。我还记得杂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图等等，均已经安排好好的，可惜没有用，而鲁迅做事的井井有条，丝毫不苟，很值得敬佩。

后来他在《河南》杂志撰文，如《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等，和他的少年作相较已经大有进步了，他深深地慨叹中国的无声，历史上虽伟大作家如屈原，抱九死无悔之贞，而乏反抗挑战之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性缺点之一。有云：

“……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汩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思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摩罗诗力说》）

鲁迅编译《域外小说集》二册，实在是中国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人，我在《鲁迅的生活》中已经论及，现在从略。 wHk0lM53cVDVk7/uIPzD4ezO4SK2k5qojqEsiJ7IwIpoRSD4/UL4z2XTrAjiyg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