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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忠告，我们有太多的格言。古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老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总而言之，都是教导人们，要听忠告啊，不然马上就会撞到南墙。
也有不爱听人劝的，最著名的格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这其中说的“别人说的”，除了批评嘲讽，难道就不包括别人的苦口婆心的“忠告”？
可见忠告本身就面临证伪。
哪些是忠告哪些是废话？哪些能听哪些不能听？
忠言逆耳，但逆耳的未必是忠言。如果用逆耳来判断忠告，那岂不是人人都要听从那些骂大街的人的意见？也许有人会说，得看对方的出发点。但是对方就算是以为是为了你好，他们是最爱你最疼你的亲人，他们却永远不是你。他们和你的立场不同，观点也不会相同。他们对你方方面面发表意见，恨不能替代你生活，替代你做每个决定，但他们真能替代你么？你愿意就被替代了么？他们这种种意见，也许真有值得听从的忠告藏匿其中，但必然也包括大量的废话，你如何筛选？
忠告还是废话，这是个吊诡的问题。
从出发点和逆耳度不能判断，那只好从结果判断了。
但如果从一件事情的结果来反推，当初的某句话是忠告还是废话，那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设想一下，当初比尔·盖茨想退学创业，他身边一定也充斥着各种“忠告”。如果他听从了那些劝他留在校园的意见，也许后来的他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成绩。但后来有很多效仿者，纷纷要退学去创业，他们也一定被同样的“忠告”包围着，一定有人没听忠告，最后出来创业也没有成果。这样的人，老大徒伤悲的时候，很有可能后悔当初没有听从那些劝学的忠告。
同样的意见，却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忠告从结果上来看，都很难判断了。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意见是越来越多，面对这些意见，抉择才是问题。
就像唐太宗，公认的最能听取意见的人，但你也能想见，他每天会被多少意见包围，有说东的，自然也有主张西的。所谓能听取意见，其实是指，他面对种种意见，有着高明的抉择能力。
《南方都市报》的前总编陈益中，多年前我碰到他，听到他说的一句话，觉得很有启发。他说，每天他们会收到大量的读者意见，说什么的都有，他不会为此发愁，因为他知道，自己才是全副身心都在这份报纸上的那个人，自己才知道这个报纸的思路，知道这份报纸的努力方向。我明白他的意思，不是仅止于听不听意见，而是他自己知道如何判断，如何去做。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能看到的是，在他和他的后继者共同的努力下，《南方都市报》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最好的都市报，不仅得到了读者和市场和认可，他们的新闻报道，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比如“孙志刚案”的报道，直接导致了“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
再回到“忠告”和“废话”的问题上，我们就看得到，与其被众多的意见困扰，不如判断、选择和行动。而要判断一句话是忠告还是废话，我们需要的仍是学习、思考以及行动后的总结。
艾丽丝·门罗的小说我找了很久。直到今年门罗新获布克奖，国内才出版了门罗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短篇小说集《逃离》。
门罗小说的写法非常特别。
她的小说名为短篇，其长度却接近中篇，写作手法上更接近长篇。
我看有人认为她近普鲁斯特，应该就是指写作手法。
她有极大的耐心去描摹细节和心理，而那种细致的写法，一般不会在中篇里出现。中篇小说一般会讲究故事的推进，线索一般会单纯些，叙述也会简洁。短篇的写法也不是这种，短篇一般讲究此时此刻，只有眼前的一点暴露在叙述的聚光灯下，其余都会隐在茫茫的黑暗中。
但门罗既叙述此时此刻，转到彼时彼刻的时候，她一样的细致描述。彼时彼刻也就成了另一段此时此刻。
因此，门罗的作品有了一种很特别的韵味。
一个短篇，叙述时间却可能跨越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是其他人的作品，那一定会简写大部分。而门罗却可以，写某个人的时候，写年轻的时候，仔细描述，让读者有“此时此刻”感，转到下一节，已经写到多年以后，仍是仔细描述，仍让读者觉得现在这一段，又是“此时此刻”，让你恍然觉得前一部分，那些多年以前，已经成了“彼时彼刻”。
这种时间错位的感觉很奇特。
你觉得她对人物的叙述永远是现在时的，每时每刻的人物，都如同和读者在同一个时间维度，而人物同时又在故事里，已经千山万水、岁月如梭了。这种感觉，一般长篇小说才容易制造出来，而门罗却用短篇的篇幅做到了。
门罗喜爱的题材多是些小地方、小人物、小事件、小悲喜，从这些题材很容易想象门罗的确是居住在一个地广人稀、节奏缓慢的地方。门罗的笔下，人物的命运，有着一些循环之感。父母、子女以及孙辈，命运都呈现一种似曾相识的面貌。上一节一对年轻人还在恋爱，恋爱中的细节一应俱全，下一节可能是年轻人已经为人父母，子女长大成人，生活的细节情感的细节仍一一铺陈。
这种时间和命运的循环之感，在中国是很难感受。我们的时间像箭一样，飞速向前，一去不回。父母的命运和子女的命运，因为时代的不同，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细节面目。
现在读西方当代的小说，这种循环之感也很少有。时间都会很明确。时间感不明确，有循环之感的更多的是十九世纪之前的小说。
我仔细揣摩门罗，发现，她这种模糊时间感，制造出这种永在此时的感觉，其实也不单是因为她所处的环境，也有刻意的成分。比如，她写一个人身处1920年的小城镇，她便不去提跟时代有关的一切细节，而细致描写的都是一些人们经验中相通的东西，比如在火车站上等车，沿着一条碎石路散步。如果她不说，这是哪一年，你是不知道的，她对人物贴身描写的时候，其实她也有意地遮蔽了一些信息，更加造成读者的感同身受。
这本小说集里的篇目，有的写作手法差别大，呈现出的面目差别大。但都看得出门罗在短篇里寄予的东西其实是很宏大的，在一些细节里要探讨人物的命运。她有的把握得非常好，有的就不是那么玩得转了。毕竟在一个这么小的篇幅，要装一个像大长篇一样的内涵，难度还是很大的。特别像她最后一篇《法力》，转换了好些方法来叙述，从日记体到第三人称叙述，再到书信，又转回第三人称，最后用一个梦来结束。这么大的动静，是因为力所不逮。
当《海盗电台》最后的音乐响起，字幕出现，我长叹一口气。
其实我是满心激动，满心欢乐的，长叹这声，是因为，我刚刚为媒体写了另一篇影评。如果早一天看《海盗电台》，那当然就写这个了。
看完这部片子，心中充满了念头，左冲右突。
太喜欢这部电影了，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电台。
20世纪60年代，一群建立摇滚乌托邦的人。在茫茫大海上，播出他们的节目，全国的人都是他们的听众，打球的人们、休息的人们、晒太阳的人们……还包括窃笑的少女、学步的婴儿……
听众们随时听着他们的节目，听众们随时感受到他们的节奏，他们的喜乐，听众们也一起起舞……
这种互动，其实仿佛现在的网络互动，但更激情澎湃。
我们没有这样的电台，我们更不要想有这样的媒体。但好在我们有互联网。
互联网有一点这样的意思的。
互联网日益细分，如果你愿意去找同伙，花时间和精力，就能在网上找到他们。早先可以用豆瓣，从读书看碟的角度去找，后来可以在豆瓣小组找。后来豆瓣日益衰弱，但新的网络方式又起来了。
先是饭否。饭否聚集起气味相投的人，一个个关注者或被关注者链接起来，相近的声音就大了起来。你可以关注，每时每刻，你的同类在干什么，在说什么。此时此刻，你所关心的世界，你看得到。
这就有点《海盗电台》的意思了。
饭否有个地图，地图上，随时一个个点冒出来，是一句句的话，说着每个人各自的感受和行动，是来自北京、上海或者纽约……甚至海南的一个渔村。你看到这个地图，一句句的话冒出来，你能感到这个世界的鼎沸。
我曾爱呆望这个饭否地图，想象这个世界的辽阔和无解。
饭否很快挂了。但饭否却打开了一扇窗，大家一下子爱上了微博。
更多的人开始使用twitter.
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海盗电台。就算不能参与其中，至少能与他们同步。
英雄和美人，摇滚和爱，都是天然不可分的元素。
在《海盗电台》里，他们平时是禁欲的，但在特定的日子，少数的女人获准探访他们，她们带着尖叫和渴望而来……
女人爱这些摇滚的英雄。就像爱情是天生为理想主义准备的。
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摇滚乃至很多看似不切实际的事情，就是王小波爱讲的“反熵行为”。按理说，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结果就是在现实社会里不讨好。但是，这种行为却能赢得尊敬和爱。
现实社会，商业规则，在爱中，却是大输家。赢得了全世界的钞票，也未必赢得来别人内心的爱。
因为爱，本身就是不合商业原理的反熵现象。
讲了一堆摇滚的好话，得说一下摇滚的坏话了。
说的不是电影里的摇滚，说的是我们现在的摇滚。
也说的不是个别的摇滚，我们还是有很少的一些人，有坚持，有理想，他们在摇滚里关心世界，关心现实。像周云蓬、盘古乐队这些。
但更多的是，现在摇滚变得软绵绵的，甜蜜蜜的。
有次我碰见一个搞摇滚的小子，他说，对他最难的就是歌词，他觉得用中文写歌词真是太肉麻了，他还是喜欢用英文的。我听了他的歌，结果，歌里果然只有英文单词，就是几个“宝贝”“我爱你”之类的词，剩下的就是些纯粹的哼哼。
有了这样的调调，就算你把吉他敲碎，把喉咙震破，它也不是真正的摇滚。
最后想说说关于乌托邦的电影。很久以前，我们习惯于乌托邦的破产结局。人们都是这么认为的，乌托邦嘛，最后一和现实碰撞，就碎了。
但《海盗电台》这部乌托邦电影不仅好看，还乐观。
反之我联想到也描写乌托邦的《海滩》。那就是一部写实的电影，写实到最后破坏乌托邦。一个隐秘的洞天福地，一群年轻人，躲在一个岛上，自给自足，远离现实世界，过着原始而浪漫的生活。但是要维持这个隐秘，却必须付出血的代价。乌托邦就被粉碎了。
又联想到这几年看的艺术类影片，似乎有种情绪和气氛与80年代90年代的艺术片很有差别。
比如这几年的《摩托车日记》《V字仇杀队》等等，和以前的《发条橙》《索多玛120天》《大开眼戒》《燕尾蝶》等等，多么不同。
我说到的这几部电影，也都很有乌托邦气质，有些不是一群人的乌托邦，但也是一个人的乌托邦。
《摩托车日记》《V字仇杀队》，没以前那种绝望了，有人间的希望在。
我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还查了一下《海滩》的年份，是2000年2月上映的。从摄制时间来推断，当然应该归为90年代末。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十年前，那种绝望的片子容易闯入我心，现在，是我改变了，我喜欢的是《海盗电台》这样的片子。
年纪渐长，却更加乐观和有力，更相信理想，坚持反熵行为，觉得乌托邦的背后照见了人间的希望。我很满意我能这样。
当我看到影片《四月三周两天》的时候，又突然想到了《小团圆》的一个情节。它们描述了一个相似的情形。
张爱玲的《小团圆》出来以后，非议一片。很多人认为写得不好，但也有人为她辩护，认为写得深刻，写得全无掩饰。比如一直力挺张爱玲的香港文学教授许子东。
许子东和其他挺张派最爱举的例子就是，当主人公沉沦于肉体的欢乐之时，作者笔锋一转，写的是若干年后，在纽约，主人公堕胎的情景。
《四月三周两天》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苏联解体前的罗马尼亚，当时罗马尼亚仍是禁止堕胎的国家。女大学生Gabita意外怀孕，同窗女友Otilia决定帮助她秘密堕胎。她们艰难筹钱，订下宾馆房间，接来负责堕胎的黑医生。谁知黑医生觉得钱太少，要求两位姑娘用身体作为追加的报酬。她们别无他法，只有服从……
影片的手法非常写实，也正是这样题材最适合的风格。
当主人公Otilia从宾馆带出Gabita刚刚堕下的死胎，在深夜的城市里，寻找一个可以安全抛弃的地方。她在夜里仓皇奔走，把观众的心揪得死死的……
当Otilia刚刚为了好友以身体偿付了黑医生，就赶去参加男朋友家中的聚会，她无法对他说出这一切，同时，又难以遏止地设想，如果是她怀孕了，该怎么办，男朋友会怎么办……
当她最终扔掉了死胎，回到宾馆，看到好友Gabita面无表情地坐在餐厅里，点了一份牛肉猪肝。她只能喝一杯白水，她冷冷地看着对方……
只有这种写实风格，最让观众感同身受。感受到这种无法言传的恐惧、矛盾、悲哀。堕胎的女友Gabita说不出来，主人公Otilia也说不出来，所以，她们在影片中，对白很少，更没有对感受的交流。其实，观众也很难用语言说出来这种感受。
四月三周两天，正是Gabita从怀孕到堕胎的时间总长。
很巧的是，张爱玲的《小团圆》里，写主人公九莉的堕胎状况也跟这部电影有些相仿。九莉的怀孕时间也是四个多月，也是请了黑医生，甚至也用相似的堕胎手段。当然九莉还是要幸运些，她的男友守在屋外，怕出意外，并声称，如果医生不轨，就拿斧头砍了他。
我想，同样都是描写四个多月的堕胎，是为了更加突出这种矛盾和困难。据医学声称，人工流产只适宜于怀孕的前三个月，而且，在《小团圆》里，张爱玲描述，九莉打下的胎儿，已经看得见一双大眼睛。九莉从马桶冲走了死去的胎儿，更增添一份触目惊心，但这种感受可能也是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原始动力。
由此也不免设想，这两部作品，如果描写的不是禁止堕胎的状况，不是四个多月的身孕，那是否还有这主人公的矛盾和痛苦？
仔细想想，应该是一样的。那些外在的禁忌，只是为了更加刺激观众和读者。真正让人矛盾痛苦的，其实是堕胎本身，是内心的搏斗挣扎。
这已经不止是法律和宗教的管辖范围，这是女性最终因身体面临的一个困境。
人类及灵长类，都天然有着追寻性快乐的本能，但造物主同时又制造了一个玩笑，就是，虽然是冲着性快乐而去，但却会有着生育的副产品。
女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着鲜明的立场，认为女人完全有权力支配自己的身体，这当然也包括生育权。但同时，女人当需要放弃胎儿的时候，仍不免内心受到煎熬。如果有外力重压，比如法律宗教的禁忌，女人可以把内心的这种矛盾转化为外在矛盾，也许还可转移一下压力，当外力没有重压的时候，女人内心一样会觉得困惑不堪。
这其实成了女人最无法解决的负累。女权主义到了这时，也是软弱无力的。
怀孕，一直是很多女人的堡垒，可以寄托现实生活，也可以寄托人生意义，但现在，计划外怀孕，成了追求性快乐的女人的最终的负累。
这其实不单是女人，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类的天然困境。
唯一能求助的，只能是各种避孕良方，祈求永远不要意外怀孕，逃避掉上帝这个玩笑。
他们也是生于1970。
其实，这点真难让人想起来。
平时，我们谈到的生于1970，意味着什么？
是写作的新生代，抑或是最早从大学退学，兴办实业的商业精英，再有就是具有新锐思想的南方媒体人。
但我的高中同学们，他们也一样，生于1970年。
毕业后，其实大规模的聚会只有两次，一次在1999年，一次是今年。毕业后的第十一年和第十七年。
男同学中年发福，女同学却还靓丽妖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
一回到那个氛围中，像许多参加过同学会的感叹一样，以前每个人的定位就又回来了。这真是件怪诞的事。
女同学坐在一边，男同学坐在另一边。喝茶的时候各占据长桌的一端，吃饭的时候自然分成两桌。女同学聚在一起，互相拉扯着，头碰头地小声低语，如当年一样，悄悄传递着议论。心里对男同学的世界充满向往，但总是要在口头上抨击那些出头分子。所以吃饭的时候，只有女同学的这一桌，等男同学单独过来敬酒的时候，就利用集体的力量，群起而攻之，逼那个男同学喝下无数杯酒。
很难想象，眼前的这些小女人态的女人们此时已经三十五岁了。就好像她们从高中毕业后，心理就不再成长过。
男同学还是要活跃很多，大声说话，大声表态，大声争执。开着玩笑，斗着嘴。
我和个别女生，也如当年一般，自然地站到了男生这边，愿意跟他们大声说话，询问着近况，感叹着过往。
我的这些同学们，现在有公务员，也有失业者；有警察，也有犯了案子进了监狱的，还有因吸毒至今未获自由的；有公司老板，也有公司小员工；有生意虽然大了，但我觉得像骗子的，也有传说毕业后去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后来不知所终的；有早年远嫁海外的，也有新近移民出去的；有人病了，也有人整了容……
身份特殊些的同学，一般不来参加同学会，想来，有些人是觉得世界太大，已经不屑于拘泥中学时的感觉，有些人是觉得世界太小，见江东父老不堪。
来参加同学会的这些同学，你能感觉到他们生活稳定，工作稳定，情绪稳定，他们和她们，都像这个社会最坚实的那部分，是超稳定结构，也是我们平时在媒体、在电影等等见到的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的背景。
他们安分，甚至你感觉不到他们的向往，感觉不到他们看世界的目光。
我的高中班，是一个职业班，专业是计算机，当时这是个听起来多么新鲜的专业啊，但来念书的大多数，真是因为读书不好、应付考试能力差才来的。班上的学生来源是三部分，一部分是四川大学子弟，一部分是科学院四川分院子弟，一部分是从外招来的。我属于最后这部分。
班上的有些同学是真没长心的那种，既不学习，甚至连早恋也不会，懵懵懂懂，随波逐流。我听西闪讲他高中的班级，也是个差生班，但那里弥漫着一种绝望之气，许多人破罐破摔。其时，我这个班上的这些同学，他们大约都觉得以前有父母撑着，将来也会有的。
也有少数同学，其实是热爱学习的，可惜这个班上既无好的学习风气，甚至连基础课的质量都不能保证，这些同学，他们埋头苦干，也无多大成效。
其实这个班对我来说，我觉得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初中我所在一个极压抑的环境，班主任是个地道的党棍，在班上搞各种政治手段，比如设告密机制、监视机制，那时我已经能辨别这基本的是非，所以觉得非常痛苦。结果在这个思想压制的班上，大家成绩也是不好，创下了重点初中升重点高中的最差成绩。大多数同学愿意留在那省重点读慢班，但我却一心想离开那里，慢班是多羞耻的称呼啊，所以我选择了计算机职业中学。
很快，我就为自己的选择庆幸。在这个班上，我乐观自由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我从初中那个抑郁害羞的女孩，变得活泼热情、开朗叛逆，和男同学打成一片，和老师对着干。我碰到的班主任仍然不好，是个更年期的妇女，她极端喜爱男同学，把聪明的男同学称为“儿子”，顺理成章，她恨那些活跃出众的女孩。觉得她们是一个个小狐狸精。
我最要好的两个女同学，她们和我一样是班主任最痛恨的。现在她们没来参加同学会，大家知道的是一串串传说，她们大约都走得很远了。
其他同学的今天，其实现在回头看来，也大体是看得出当年的出处，后来的走向，这十几年的轨迹，都是有章可循的。
性格决定了他们的今天，而性格，在当时已经完全成型，甚至，他们的身上，命运的作用很小了。
随大流的仍然随大流，肯冒险的制造传说，独行的人向前走。
我们和比我们年长几岁的人，都经历了最严酷的升学考验，跟这些年不能相比，现在高考已经扩招几番，中学之后许多人都还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我们年长几岁的，上不了大学只有到父母单位顶班一条路。在我们那时，机会似乎多了一点，但其实也看不到多少希望。特别是出生于1970年，就是出生在中国人口生育高峰的一年。
我现在忍不住这样假设，如果，有更多的机会，我的那些同学有更多的能接受高等教育，是不是会有所不同。我马上也推翻这样的假设，因为我明白，这跟教育无关，跟机会也无关。许多有相似性格的人被潮流冲到了一起，他们慢慢沉积下来，他们构成我们世界的重要的部分。他们沉默在聚光灯后的阴影里。
我最要好的一个男同学，前几年听说因为喝酒过量，脑血管爆了，已经偏瘫，被送回上海老家，之前，他开过一个也许不符合规范的小化工厂，再之前他高中毕业，进入工厂，打铁，因为那样能挣最高的工资。其实，他本是个聪明的人，如班上个别聪明的学生一样，有时由于心智早熟，反而不能应付传统方式的教育。
同学会后，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搜到他的名字，出现在上海一个机关的电脑技术组的工作人员名单里。也许是他吧，也许是同名同姓，我希望是他，希望命运最后还是没有抛弃他。
对于连岳来说，相比《我爱问连岳》的热销，今年更重要的事情是厦门环境保卫战的胜利。对于读者来说，相比连岳捧出的一碗碗情感鸡汤，更看重的是连岳谈时政，直至身体力行，引导民众，共同保卫家园。
但《我爱问连岳》的确在今年创造了一个情感高潮，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今年畅销的书籍之一。因为好看，也因为好看背后的真知灼见。
从作家出版社今年六月推出第一版起，短短四个月内，连续印刷四次，总印量为两万五千册。网络上读者的评论，也推波助澜，《我爱问连岳》高居豆瓣阅读指数榜首。专栏文章结集引发的洛阳纸贵，这倒是很罕见。
其实，谈情感的文章从不缺乏，讨论情感的专栏，几乎每个媒体都有，情感专栏的文集丛书也比比皆是。仅是情感问答、情感信箱的文集就有很多——但，从没有一本这样热销过，读者的层次也没有这么高过，当然，更没这样引起过热情的关注和讨论。
往远了说，早先《绝对隐私》算是最为热销的一本情感类书籍。那本书在当时引起的轰动，主要在“隐私”二字，那本书是国内在情感、心理、隐私方面，最早突破禁忌的书籍，读者阅读这书，也就是冲着破忌的快感。
此后的十多年来，隐私和情感指导，慢慢成了媒体的一个组成版块。情感信箱更是小资报刊的必备内容。但是，这些年，随着大家见识增长，木子美早已成为往事，谈同性恋都不再前卫，女警察都敢于坦白换偶经验……情感专栏及信箱，往往成了这些报刊的鸡肋，食这无味，弃之——似乎版面上又缺了一块。那些情感指导家们，变得不尴不尬的，站在媒体的边缘。
但连岳的情感信箱，却完全打破了这样的格局。
据我所知，有好几家开设着连岳信箱的媒体，都有一帮读者，是因为要追看连岳的信箱专栏才固定下来的。这从豆瓣上的书评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身影。
他们多半年轻，教育程度不低，未必是真有情感困扰，但对社会、对人生，充满了了解的兴趣。他们追读连岳的信箱，可能会和同好者讨论，有时，也会打开电脑，认真地写一封信给连岳。他们真正在和连岳的信箱互动，他们既参与提问，甚至，针对每一封刊登出来的读者来信，他们心里也拟好了一封封回信，再和连岳的回答参照。
这对于一般的“情感信箱”也是难以想象的。
我知道很多杂志的情感问答，要么是编辑部的编辑记者代劳，由他们装作读者，写一段“情感疑惑”，要求解答；甚至是作者自己，一人分饰二角，自问自答。
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因为读者觉得没有什么好问的。当今的世界，谁没有疑惑，或者说，谁又有疑惑？
没有读者提问，情感信箱又得开设下去，所以，编辑或作者才会出此下策，自己冒充读者，说些傻话，让作者来当聪明人。
这样的情感信箱，自然是无法吸引人，而且还陷入恶性循环，越来越弱智，以为在愚弄读者，其实读者心里都如雪亮，不会把这些当真。
正因如此，也有媒体以外的人，不明其中蹊跷，问我：“连岳的那些来信，是编辑自己编的吧？素质很高，文笔又好。”
我告诉她：“正是因为那是真正的读者写的，才能如此生动。素质高，是因为能读懂连岳的人，素质就不会低。文笔好，是因为真正吐露心声，又有和连岳交锋之感，才会以手写心，自然就是最好的文笔。”
很多作家都不肯写情感专栏，更不用说情感信箱。大家不肯在这上面用力，觉得太小儿科，觉得是用牛刀杀鸡，既不能针砭时弊，又不能建构新世界。但连岳，国内最好最知名的时评家，却开设情感信箱，一写好几年，写出无数连岳信箱粉丝，写出洋洋几十万字，以至于厚达347页的《我爱问连岳》也只能装下头三年的文字。连岳这把牛刀，不仅能做杀鸡这种小活，还可以做雕玉刻钻的细活。
因为，连岳并未把这些专栏，仅仅当成情感信箱，仅仅只是回答个读者的“合还是分”的问题，在他那里，情感专栏和时评专栏，除了表面的问题各不相同，背后的根基却是一样的。连岳在《我爱问连岳》的一封回信里自己也说过：“可是和他（王小波）一样把自己文章里提倡的自由价值、创作激情、诚实态度实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又有几个？”
连岳是做到了这点的。这也正是他跟一般的写情感文章的人的不同。写情感文章的写手，很多只有对别人叽叽歪歪的教训，云山雾罩的拉扯，绕来绕去地练嘴皮功，意图显得自己比别人高明。其实，倒显出自己的可笑与可怜。但连岳把情感专栏，也写得有如他的时评专栏一样。“所以，所有我宣扬的观点，我自己都能做得到。所有在这些文字上体现出来的好恶，都是我的真实感受。”
敢这样说的作家有几个？
连岳的情感问答，因此，也跟他的其他文章一样，笑怒之后，是他真实的个人，是他的诚实和智慧，是他坚持的理想，和他热爱的自由和正义。
他在回答情感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谈到他最近的所思所想，谈到他在圣经里感受到的质朴道理，也可能会大谈时事。他从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常识出发，谈男女情感，但他哪里只是在谈情感，他谈的全是社会，是世界，是人生。
所以，读《我爱问连岳》的人，倒未必是想研究男女情感，他们其实就是在阅读连岳。
除此之外，连岳的文章机智有趣，深刻尖锐，直截了当，同时又深含悲悯，给人温暖和力量。这些也十分重要。
我的一位女友，跟连岳也是朋友，她有一阵处于情感困顿中，连岳曾帮助过她，她现在说：除了给自己的，她还要多买几本，送给女友，以做她们的疗伤之用。的确，连岳这点也很让人佩服，他洞息一切，还温暖如春，给人安慰。这位女友说，如果世界上多一些这样的男子就好啦。
今年年初，连岳在他的一封信箱回信中终于讲到了自己的一件事。他相爱多年的妻子，被诊为绝症，两人相对黯然，连岳忽然体会到，相爱再久都不够，死别就在前头。这篇文章真切动人，读了的人，会忍不住想，要珍惜自己眼前所有。所幸一月之后，发现是医院误诊。这件事之后，我知道连岳是幸福的人，也是幸运的人，但这幸福也来源于他个人的修为，源于他的透彻和明白。
读者也慢慢明白，问连岳，不用再局限于男女之情。他们的问题更宽泛了。大约一年前，有一位年轻的公务员，为生命意义所苦，来信问连岳，他是不是该选择另外的道路。这封信在网上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如果从更长的时间来看这些给连岳的来信，是能读出这个世界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青年人，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面临的抉择，他们的痛苦彷徨不安。连岳的情感信箱，其实也是时评，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评论。
这背后的精神和他的那些疾恶如仇的时评是完全相通的，和他参与厦门反PX运动，也是相通的。这正是知识分子最重要，也最难做到的知行合一。
在厦门反PX运动中，他在博客中公布关于PX污染的资料，鼓励每一个热爱厦门的人站起来，他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在谈论厦门面临的污染危险，他耐心地告诉“厦门人民怎么办”，厦门反PX最终成功，跟厦门公民意识的觉醒分不开，跟连岳分不开，跟连岳的一篇篇文章也分不开的。
今年和连岳的交流很多，我知道了连岳前不久的一件小事。有个新创媒体，看起来年轻而有理想，连岳对它很抱期望，在那里开设一个名为“公民观察”的专栏，也在博客上热情推荐。后来，那个媒体因为某些原因，忽然堕落了，要拿稿子去敲诈企业。连岳知道了，当即停了专栏，并在博客上发了声明，郑重地撤销了对这个媒体的推荐。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小事。因为大多数人并不会做如此反应。但连岳就是连岳，他不像很多作者那样，有若干套面具，也有若干套文具。很多知识分子，谈天下是一张脸孔，看得失是另一张脸孔。连岳是始终如一的，谈天下时事的是他，谈男女情感的也是他，反对不顾民意的政府的是他，为中国媒体前路感到悲哀和欢喜的也是他。
这样的一个人，拿出治大国的勇气、智慧和手段，来烹一碗给青年人的心灵鸡汤，这鸡汤当然是又养人又好喝。
我不止在一个地方看见这两张图。
这两张图一张画的是男人的大脑，一张是女人的大脑。
男人的大脑中，最大的区域是“性”，第二大的区域“还是性”，接下来的是“追求危险刺激的能力”“沉溺于电视机及遥控器的能力”以及“球类运动的能力”等等，另外还有“说毫无说服力的借口的能力”和“避免被人问到私人问题的能力”。更小的是“注意力”。除了这些能标出区域的以外，还有一些小到只能以点来表示的地方，它们分别是“上厕所的瞄准细胞”“做家事的技巧”“熨衣技巧”以及“听力”。
在女人的大脑中，大块的依次分布着“需要约束的范围”“想吃甜品的欲望及能力”“嫉妒心”“购物技巧”“讲电话的技巧”“优柔寡断的能力”“听力”“鞋子和手提袋的谐调能力”，很小的一个地方是“性”，最小的是“方向感”。
我不知道这两张图最早出自哪里，但太像一个肥皂剧的内容了。
丈夫对性无比热爱，他在外面喜欢冒险，回到家里喜欢陷在沙发里看电视，他做不好家事，上厕所要把地板搞脏，妻子问他话他不容易听到注意到，就算听到了他也习惯随口撒谎。
妻子容易嫉妒，喜欢购物，煲电话粥，喜欢穿衣打扮吃甜食，出门在外缺乏方向感。她不喜欢性，所以只有一个女人是不能满足丈夫的。
有这样一个男人和这样一个女人，生活一定充满了戏剧性。差不多所有的肥皂剧都是基于这样的矛盾来展开的。有人把这称为基本人性。
比如电影《手机》，丈夫喜欢外面的女人，妻子问到他总会习惯性撒谎，最后嫉妒的妻子凭借手机这个间谍，才得以拆穿了丈夫。
电视剧就简直多到不用举例了。
小说电影为了不流于通俗，也只得把这些元素减少一点。比如，让他或者她不处于婚姻状态，但性格也大体如此。电影《律政俏佳人》里，女主人公就是一个典型，她穿着粉色花哨的裙子出现在最严肃的场合，穿过一片黑压压的男人，她痛苦的时候去美容店让别人给她画指甲，寂寞的时候跟远方的女友大煲电话粥，随时在吃甜食，还喜欢把甜食送给朋友们分享。电影《单身日记》里的女主人公也是如此，暗恋总得不到回应，于是开始狂吃零食，当男友终于向她表白，她激动之下马上去换最漂亮性感的衣服，以为男友离开了，她出门去追，却找错方向。马尔克斯在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里，塑造的是一个集这些“男性性格”于一身的单身汉，他疯狂追逐性，因此，他也不想结婚，因为那样就会约束他了，他在一个个女人那里冒险，而除此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他是个单调乏味不负责任不起眼的男人。小说最后写他终于和他暗恋终生的女人走到了一起，但马尔克斯也许不知该怎么把他俩放入日常生活，因为那样还是脱离不了妻子与丈夫的必然战争，所以马尔克斯只好把他们放在一条悬挂着霍乱标志的船上，这样，就永不靠岸，就永远不进入命运的必然轨道。这一点，都有点像关于爱情的童话了，童话中都是讲到，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走到了一起，从此，幸福地生活着……这省略号代表的，也正是两性战争，而这是儿童不宜的，所以要省略了它。
文章开始讲到的这两张图，有超强的概括能力，它表明了这是大脑的结构，是天然形成的，所以两性之间的战争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这两张图可能是一个超级幽默的男人想出来的，他拿这个调侃了女人，同时也进行了一番自嘲。我一个女友看到这两张图，惊呼：“原来我总是找不到方向是这个原因。”另一个女友说：“难怪老公总是尿在马桶外面，原来是他大脑不好啊。”
这两张图是总结了人们常常说的性别导致的性格差异，但如果大脑分区这么简单明了，那人如果不是机器人，可能就是一种智商很低的生命。当然，机器人和低智生命的大脑也没有这么简洁。毕竟这只是一个笑话。
但也许它最早并不是以笑话的面目出现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最近正好在看一本书，叫《大脑的性别》。是英国的女科学家莱斯蕾·罗杰斯写的。这位女科学家，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也许不该来做这个研究，因为科学是应该讲究公正的。但是这本书读下去，就会觉得她就该是一个女权分子。
她谈了科学其实在很多时候是服务于社会需要的。比如科学家经常出来证明女性的劣势是天然的。她举了个例子：
头骨学家G·勒朋1879年写道：
“在最智慧的人种中，比如巴黎人，大量女性头骨的尺寸更接近大猩猩，而不是高度发达的男性大脑。这一低劣是如此明显，没有人可以为此一作争辩；只有低劣到什么程度还值得讨论。研究过女性智力的所有心理学家，以及诗人和小说家，如今都承认，她们表现了人类进化中最有缺陷的形态，她们更接近儿童和野蛮人，而不是成年的有教养的男人。”
读到这儿，我乐不可支。当然这个观点是1897年的科学家的观点，但在当时的头骨学是非常热门的一门“科学”，大家都是认可这个观点的，只是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看来，觉得无比荒唐。
这本书里还大量引用了这些男人的“科学成果”。有不少是现在的，一样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社会需要什么，科学就能证明出什么。不少认为男性天然优越于女性的科学家，便也能用“科学”证明了这个观点。
书中还讲道：
当科学家证明了男女两性的大脑体积和体格大小有关后，大脑皮质上的褶皱的数量也没有性格差异后，而这个数量本来也是与智力有关的特征。其他一些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脑中某些部位的大小上。起先，在十九世纪中叶，人们以为男性的额叶一般比女性大。到了世纪末，人们又确信男性的额叶比女性小，而顶叶比女性大。根据这一点，很多科学家立刻改变他们的观点，说较大的额叶并不表明智力优越，但顶叶的大小对智力更加重要。
尽管没有解剖学上的证据支持女性大脑不如男性的观点，但这些“科学思想”背后都潜伏着更深的社会背景。二十世纪前期，哈福洛-艾利斯设计出一套理论，称“男性具更强的可变性”。他深信，不管什么特性，男性都比女性具有更强的可变性。到了1970年代，这种观点还用于解释为什么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音乐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中间男性的比例更高。据说，得到IQ测验高分的男人比女人更多。这本书的作者指出：“事实上，IQ得分很低的人中间，男性也更多，但低分段不受注意。女性比男性更接近平均分。”但这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认为女性不如男性的说法，“因为她们彼此相同或者比男性更平均。”
科学因为先有的社会的一些需要和观点，再去主动应合，产生了无数的滑稽效果。科学在历史的前进中，像一个马戏团的表演者。他反复无常，他前后矛盾，他有强大的精神胜利法，他不屈不挠，总想赢得后世的笑声。
科学家们的这些研究倒让我想到一件往事：
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争强好胜，喜欢抬杠饶舌，完全不像现在这样的性格。那时，常和同桌的男生争论一个问题，就是男人强还是女人强，男人聪明还是女人聪明，男人伟大还是女人伟大。那时，其实我们未必真正有性别意识，如果有了性别意识，想必也不会争论这么弱智的问题。关于谁强的争论，我记得他提出他可以一只手搬起一张桌子，我抬出刚刚夺冠的女排。关于谁聪明，他举出的科学家就比我多，而我先是只搬得出居里夫人，到最后把什么黄道婆都搞出来了。关于谁伟大，那我就能举出什么长江黄河祖国地球等等各类母亲。这位同桌最后被母亲们击退了。
当时我们争论得十分认真激烈，其实现在想来，这后面隐藏的意思不过是，我和他谁更行，将来谁的前程远大。其实若干年后再回头，这完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嘛。
但这件事情，倒真是和男科学家们想证明女性不如男性聪明很相似。背后隐藏的也像一个孩子般幼稚：“是我的观点重要还是你的观点重要，是你该占据社会的重要位置还是我，到底是谁或者该谁来主宰这个世界？”这些问题现实化就是：谁有工作权，谁有选举权，两性应不应该平等，哪些方面平等？
正因为莱斯蕾·罗杰斯是一位女权主义的科学家，她才从另一个方向来审视她的同行的研究，对这些实验一一质疑。
比如，针对男女两性在IQ测试的得分不同，她指出，这根本在于这些测验题的设计，并不能反映两性任何基本的差异。女性和男性对不同的问题的表现确是有别，但整个测试结果取决于各种问题的平衡，并不表明两性的生物本性。原来有女性得分高的测验，但这些测验会被调整，以消除女性的优势。
说到智商测试的问题，我就不免联想到最近的例子。
网上最近有一个IQ测试。告诉我的是一位专栏女作家，她写邮件叫我去看看。我测了，分数是不错的分数，我只是暗自得意了一下，没好意思往外讲。但她第二天就来信追问我的分数，原来她的分数也差不多，她以为是个得意的高分，自己聪明得厉害，所以想要知道其他人几何。后来，在她的调查之下，发现周围写作的朋友们分数都在120至130之间。正在我们集体得意的时候，我一个律师女友告诉我，她的事务所里，律师们的分数大都在140以上。她说，她所里有个律师太让人惊讶了，才130多分，跟所里的那个打字员得分一样。
如果说我们这些写作者智力都不如律师行里的律师甚至打字员，我想，我们这群人里，一定没有一个人甘心。我们于是便想到了，这套题的设计一定是恰巧更符合律师们的思维方式。
有这种疑虑的人一定是很多的，要不，怎么会在“智商测验”之后，又有人提出了“情商”，甚至“财商”之类，相信以后还会细化出许多其他的商来，IQ之外有更多的Q.
把这些综合起来，科学家们试图用这些反映人的智力。但智力真的只是个生物学范畴的东西吗？100分和120分的差别在哪里？社会文化的影响和能力怎么计算？人的心灵的力量怎么衡量？
说了那么多男女的智商问题，这个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就算许多女人没有方向感，容易迷路，许多男人把小便滴在了马桶外，世界上多数的男人和女人最终还是要相亲相爱，互相照顾，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把人生完美地进行下去。
有了男权的科学家的研究，现在又有了女权的科学家对这些研究质疑，这在科学发展中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在男权科学家和女权科学家都能提出许多相反的结论时，我还是不相信这些的好。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性别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