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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旬，两位好友设家宴款待我们。有美食、美酒、咖啡……甚至有音乐，两位男士用钢琴和手风琴在旁合奏，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温馨氛围，更重要的是浓浓的情谊。大家在经历今年四月五月的动荡之后，重回这安宁生活。此前，我陷在焦虑不安的情绪中，已经很长时间不能画画，甚至拍照都不行。但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我觉得自己重新被打开了，宁静重新回到我的内心。几天后，我在激动中画了一幅水彩，画面上是一扇在夜色中打开的门，外面是黑暗的，而门里温暖明亮，有两位正在为准备餐桌忙碌的女性，小狗也欢快地迎向打开的大门。
这幅画的名字叫作《归来》。我在博客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最美好的女性，最美好的生活，谢谢你们！愿往昔归来，愿幸福归来！”
这幅水彩画获得很多好评，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画中的两位主角也很想要，她们也觉得，画中的她们如此美好。我不知如何取舍，觉得那幅画对我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决定用油画棒来照画一张。
裱好画纸，刷好底色，放了几天，昨天上午开始画。这下才发现，复制给人的感觉真是不好。复制，已经不是绘画了，自由不在了，灵感也不在了。所以，最后完成的作品呆板无趣。表面上看，这张画是那张画的复制品，但这的确已经不是那张作品，它只是徒有外表。
后来，就跟西闪讨论。因为我以前也发现，复制的作品怎么都比本身差。按理说，自我复制，应该不是技术的问题啊。
是因为临摹吗？
西闪说，这不能算临摹，只能算复制。如果对着别人的作品，画一张，才叫临摹啊。那种临摹也能产生很好的作品的，比如中国古画，经常有学某某什么笔意图，本身也可以成为传世好画。这种临摹，就有自己觉得的不可把握性。而复制，你本身已经画出过那幅作品了，这对你已经丧失了不可把握性。
我明白了，就像写生一样。
写生也是比照着画，但也因为觉得不可把握，画前是无法完全想象画完的效果。正是不可把握性，才是艺术的魅力。换种说法，也可以叫作激情。
如果一个技术高超的画家，完全能够把握写生的结果，写生的乐趣就少了，所以，才要创作。创作才能达到最兴奋。
因此想到文字。也许，按虚构性和非虚构性来分，能和画画的这两种状态相似。非虚构性像写生和临摹，而虚构性像完全的创作。
又想到印象派的写生，同时是一种创作。因为他们对光阴的捕捉，极度敏感，像是在挑战造物主，相信在作品完成之前，画家并不能完全预期作品的样子。
自然，又联想到现在不少功成名就的画家，根据订单画同一主题，画成完全标签性质的作品，甚至千画一面。那这对于他来说，真的连临摹都不算，只是复制。想一想，这样的画家也真够可怜的。多么无趣啊。
听说，一著名画家在酒后大哭，说，自己现在不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因为被画商包断了风格。我听后，冷冷地说，又没人拿枪逼着他。有朋友觉得我不厚道，说，要是以后出版商包断你，指定只能写一种东西，你为了钱，不得已而为之，你就明白了。我认真地想了一下，告诉他：不会，这个我知道。我就是因为喜欢才选择的写作这条道路，为挣钱早干别的了。
哥哥打来电话叫帮着他儿子取名字的时候，我们才一下子慌乱起来。
嫂嫂在怀孕的时候，我们一天天算着，一天天盼着，可那种感觉太概念，好像只是一个外地的朋友要来，直到现在嫂嫂去了医院，哥哥要我们想名字，我们才一下子觉得，真的是一个新生命来了。
哥哥说，孩子的名字要在出院前想好，因为出院时要填出生证。而这个名字，最好就不要再改了。
取名字，这件事让我觉得太重大了，头脑一下子嗡嗡的，不知如何是好。第一反应是，遇到这么重大的事情，还是在传统中寻找的好。
我先是搬出《唐诗三百首》，接着搬出了《李白诗全集》《苏轼诗文集》《辛弃疾词选》《曹操诗全集》《诗经》。
李白的诗是我最喜欢的，可仔细想来，他诗的内容却入不得名字。都是太大的东西，动不动银河、九天、三千丈、万古愁。太大的东西，太重的东西不宜加给孩子，像宇宙啊大海啊昆仑啊，我可是希望孩子不要承担那么重。
另外几个喜欢的诗人也大都如此。特别是辛弃疾，诗中的不平之意太多，给孩子也不好。
但在这些中间，还是想出许多方案，比如，“自悦”，取自孟浩然的诗，“隐者自怡悦”，如果孩子能够快乐自得，就是最好的了。
爸爸和妈妈给他们孙子的名字也取了出来。
爸爸取的是“广智”，希望孩子聪明智慧。妈妈取的是“有容”，有容乃大之意。
西闪也取了一系列。因为他特别喜欢传统的名字，先就取了一堆带“伯”字的名字，因为哥哥的孩子是长子嘛。
我们把取出的名字，先要看看笔画是不是太难，会不会有不好的谐音，会不会让孩子将来在小学里被人取不好的绰号。接着用读音筛一遍，用普通话筛，再用四川话筛，因为哥哥讲四川话，再用广州白话筛，因为嫂嫂是广东人。这样一筛，淘汰掉许多。我又到网上查一下笔画是否好。其实我本来也不信这个，但是关系孩子，越慎重越好。
经过重重关卡，几乎就剩不下什么名字了。
我和西闪只好再接再厉，再想。
我们把想出的名字，写在几张白纸上，长长地排在那里，几十上百个名字，就像一个庞大的家族。几天来，脑子里乱乱的，只有一大堆汉字，别的什么都装不下。我想起，我们出生的时候，父母大多给我们取些革命的名字，其实，未必是他们内心革命，或者要把孩子的名字取给别人看，可能当时脑子里成天只装着这些革命的字词。
西闪取了很多关于君子情操的名字，比如“至简”“随之”“尘外”“九思”之类。
其实西闪平时算得上起名高手了，他常想出很好的栏目名，书名，文章名，网名。我如果给自己取个网名笔名也是很容易的，因为那时没什么忌讳，怎么都敢。可对这个孩子就不能这样了，这个名字要一直跟随着他呢。其实我就希望孩子平安喜乐，也不要求他建什么功业，所以名字能给他祝福就是最好，其次呢，才是品德情操，因为品德情操是可以教导来的，而好运是天赐的。
我把筛出来的名字又一个个发给哥哥，他在那里也斟酌不定。
直到出院时，才打来电话，他用了“与点”这个名字。这是我取的，来自我最喜欢的一段话。论语里孔子说的：“吾与点也。”孔子赞同曾点的是，没有经国大抱负，只愿春天和朋友们在河里洗澡，吹着风登高唱歌。
生还是不生，这对于女人也许不亚于哈姆雷特的难题。
曾经我和我身边的许多朋友都认为这不是个问题。我和他们一样，都没有打算过要孩子。
可最近有了动摇。
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我哥哥小孩的诞生。从给他取名，到看他在照片上一点点长大，心里忽然觉得孩子挺好玩的。这种心底里忽然软了一下的感觉，恐怕就是母性吧。
我以为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母性的人。如果一大帮朋友出门时，偶尔有谁带了孩子来，我需要尽力克制自己的不耐烦。可能我心理上觉得自己尚是孩子，需要别人宠爱，有了真正的孩子出场，不是把我自己的风头都抢去了？
我和西门家的人在一起后，我开始是想过要孩子的，那种想法是像过家家一样的，有爸爸有妈妈有儿子有女儿。后来和西门家的人生活在一起了，觉得彼此亲爱，哪里用得着第三者或第四者。（把孩子当作第三者，恐怕会招来很多非议吧？）
有的家庭要孩子，是想用来加强感情，巩固家庭关系。可我们感情已经很好，孩子反而没有加强的作用了，却可能成为两人世界的介入者。
可有时又觉得气短，因为我谈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没有孩子，如果有孩子也许认识就完全不同了呢？
我外地有个女友，最近也有了孩子。她以前差不多算个工作狂和娱乐狂。工作和玩都很疯，现在初为人母，就转了性子。她每天写亲子博客，写孩子点点滴滴的变化，她在标题上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宝贝，你是落入凡间的精灵，你拯救的不止是我的心。”
这句话也对我很有诱惑性。我想，如果一个人有了孩子，那她/他看世界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样了吧。
另一个孩子已经七岁的朋友说：“孩子的好处和坏处相抵后差不多是零，但至少还有几十斤的肉。”这么一讲，很能打消人要孩子的念头。
但这事情又是不可假设的。你如果有了，就得一直承担，你如果没有，你就没有体验，它不是一个可以浅尝辄止的事情。
这就如每一条你没有走过的路都会诱惑你，我陷入了矛盾的心绪中。就如有两个观点交战一样，一方说：如果有了孩子，生活一切都会被改变，再没有独立和自由了。另一方说：其实工作啊生活啊并不都是满满当当的，养育孩子并不会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方说：我对世界本无乐观想法，有什么理由带孩子来承受这个世界。那方说：其实孩子也是独立个体，世界好与坏他都得承受。这方又说，人已经很多了，我并不觉得留下DNA的重要。那方再说：孩子只是一种情感关系……
这种矛盾让我心事重重，在我心里，如果一方面意见占了上风，那马上反对的声音就更强烈了。
一天，我在街边，拾到一只很脏的猫仔，它很冷，我顿时手足无措。我以前立誓不在家养宠物的，因为我觉得一旦养了，就责任重大，不能抛弃，哪怕宠物会把家里搞得又脏又乱。但看着这瑟瑟发抖的小猫，我想，如果它真的是只流浪猫，我就只能把它带回去，给它吃的，给它一个暖和的窝。还好，我捧着它在附近询问，找到了它的主人。
但这个过程，让我一下就明白了，关于孩子，不是一个可以考虑清楚的问题，仿佛命运，来了，你就只能接受。
对于我来说，今年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年，是我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尝试。
我在家里越呆越懒，近的朋友有的羡慕，远一点的朋友每次都问我，闲够了吧，什么时候出山？
不同于我的环境与心境，就很难理解这一点，会简单地认为，只是累了的一种逃避吧，所以常常有外地的朋友打电话劝我，这样待久了不好。
这个问题怎么能沟通呢？我唯一可以告诉他们的是，我在看书，我在晒太阳。
今年看的书从数目上并未比往年多多少，但实际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我读书是因为两大类别，一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一些小说之类，用以安慰自己的精神，但更多的是工作用书。我的工作用书听起来好像比别人的那些工具书要高雅，因为我很长时间做传媒的读书版块，所以要阅读大量的新书，都是来源于出版社、书商、作者、市场。这种阅读，是为了写书评，或新书推荐，或做作家访谈，所以都读得浮光掠影，吃进了大量的垃圾，也因此养成了我的一个癖好，就是扔书。我把那些让我读后如食苍蝇的书统统扔进垃圾堆，以弥补精神所受的损伤。
所幸的是，今年我已经没有什么书好扔了，最多只能扔扔杂志社寄来的样刊，那上面有我为生活写的稿子。
今年读书的时候再不会去想，呵，这可以做一个什么选题，而真的是因为兴趣，或者因为喜欢。
以前总是听人讲女权主义，也跟着乱发些言，甚至在我最后做的那份杂志我还用这个东西做选题，其实女权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并不清楚。我辞职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找这方面的书来研究一下。以前也有一点这方面的书，比如《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可像我这样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根本看不懂太艰深的文字。我找来一本挺综合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读得我乐不可支，完全当作一本笑话来读了。虽然读出的效果如此，但也算是解了一惑。
在读小说方面，我的问题和出版社的问题基本是一致的。因为经济之类的原因，出版社出版的最多的翻译小说大多是美国、英国、法国，好像人家经济好，政治地位重要，小说也一样的有地位。打破我的这个观念是因为今年学会了看世界杯。
看世界杯的时候，我才发现了各国各民族的性格是如此的不同。说句让大家笑话的实话吧，以前在我眼里，整个西方是没有什么大分别的。看世界杯我发现我最喜爱的球队是西班牙、葡萄牙，喜欢拉丁民族的那种热情奔放的性格。我想起我在电影上面的趣味，我一直最喜欢西班牙的电影，喜欢他们那种开朗、热烈、情绪化、缺乏逻辑，甚至无厘头的风格。也还包括他们的美术与建筑，一直都是我喜欢的。因为这样的原因，我才开始寻找拉丁语系的作家。果然就找到了一些。其中最让我激动的是保罗·科埃略。
保罗·科埃略是巴西人，但很长时间在西班牙生活，深受西班牙文化影响。我最先读的他的小说是《韦诺尼卡决定去死》，读得让我十分惊叹，小说是又有趣，又现代，动人心弦，还大有深意，以至于我的一位女友读后认为此书都影响了自己的人生观。接着找了作者的另两部小说来看，《魔鬼与普里姆小姐》《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这两本小说一样是精彩的作品，可风格写法差异很大，更让我对作者钦佩不已。看他的小说一边看一边赞叹一边惋惜，因为以后由于国内翻译出版的关系，可能很难再看到他的作品，真是看一本少一本，这感觉在前两年读聚斯金德的《香水》的时候，在读王小波的小说的时候，都曾有过。唯一庆幸的是我现在的眼光打开了一些，至少还有可能去发现其他的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
今年要感谢有两三个朋友对我的影响，他们让我去注意一些折价书店。这对于以前一个凡事逐新的媒体青年是不可想象的，今年在他们的带动下，我发现折价书店里有很多被我错过的忽视的好书。最让我觉得重要的是这引起了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以前读书的时候，总是认为西方的、现代的，才是好的，那些跟中国古典文化相关的课程我从没认真学过，细究原因，除了年少时的情绪心态外，中国的五四以及以后所有的文化运动也都是一致地排斥传统文化，这些都对我有过很多的影响。
今年在一些折价书店买到了一些比较浅显的古典书籍，很快就被它们迷住了。其中最典型的是《世说新语》。我以前甚至以为古书永远是晦涩难懂的，如今真正读了，才发现是那样的有趣生动，古人思维历经千年仍让人觉得跟所谓的现代意识很多都是相通的，更妙的是那些文字都简洁漂亮，每篇都算得上是真正的好随笔，这是当今的随笔作家远不能望其项背的。
可能因为都到了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一位好友在看了很多哲学书以后最近在看关于自然科学的书，我却想在下一段时间里看一些有关宗教的书，最想了解的是佛教。
能纯粹地想一些问题，也许有人看这是病吧，我却以为是福。
前段时间，我常去的一个BBS上有网友贴了一则消息。大意是，河南的一间希望学校准备建一间图书室，希望在网上征集捐赠图书。
这个消息出来后，反应热烈。我也很积极地跟帖，准备捐书。
其实给希望学校捐赠或者捐助贫困学生的途径还是有很多的，但一定远不如这次的反应。
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一个观念的原因。
大家对各种捐助活动的信任是一个问题，对捐助活动的作用认识又是一个问题。
我听一个去山区教书的志愿者说过，他所去的那个地方，土地贫瘠，山民懒惰而绝望，但酷爱酗酒，醉酒是他们最快意的时刻。他除了教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调查贫困的家庭，把真实情况公布出来，给最贫困的学生争取捐助，让他们不至辍学。但同时，他又很困惑，这些家庭情况大体相差不远，都很贫困，比较是个困难的事，就算替其中一些家庭争取到捐助，也许只是给他们的父亲争取了酒钱，会辍学的学生还是要辍学。
我出于同样的困惑，因此没起过念头要用财物去支助谁。一个传统观念对我影响至深：“救急不救穷”，穷是救不了的，如果人不自强，怎么救？当然，也许有些人看起来，会觉得我生性凉薄。
但这次，河南这所希望小学募集图书的活动却让我很积极。因为图书跟其他商品不同。图书在价格上是不高的，如果它不对你起作用，它便没有价值，如果它对你产生作用，却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它的价值无可估量。好的书是人类精神的凝结，是像火种一样的东西，即所谓的“薪尽火传”。
许多人都能讲出小时候对他真正产生启蒙意义的书籍，它会是人生之书。这种书不是简单地教人句读，它传达的是一种精神。
就我个人而言，最早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书是《安徒生全集》，而且主要是他的后半部分，他写给成人看的那些忧郁的，充满人生缺憾的那些。这导致了我很小就愿意退出大众的立场，独立看待这个世界。
周围年龄比我稍长的朋友，小时读书的来源更少，但也总有书对他们起了醍醐灌顶的作用：比如《唐诗三百首》，比如《三国演义》。我想，农村的孩子，家庭教育条件一定是极不好的，课本以外的好书当然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基于这个想法，我选择了一些我认为能对人生产生影响的好书，并按照那个募集图书的帖子的意思，先把书单贴出来。
其他网友的书单也纷纷贴了出来。
争论也随之出来。
有的人认为，应该给农村孩子看有用的书，而不要沉溺于那些不切实际的童话。这种意见慢慢就占了上风。网友们普遍认为，农村的孩子需要的是教学参考书。
主持这次募捐活动的网友也出来说，第一，他们需要的书是能针对低龄孩子的，而且农村孩子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远比城市孩子要差。第二，他们做这种活动是为有条件的希望小学建立一间图书室，所以有两百本的限额，如果达到两百本后，他们就准备为下一所小学建图书室，推而广之。言下之意是，如果不是学生都能看的书，占用这有限的名额是不好的。
我知难而退。随后和一些朋友找到了全国那所唯一的民工大学，为它捐了一些书。后来，机缘巧合，我认识了一名在广西支教的志愿者，我便寄了几本书给她班上的孩子。
这几本书，有的是抒写乡土的，有的是介绍国外的世界的，这是我以为可以给孩子打开一下眼界的，另外的几本是很优秀的少年文学作品，是我自己都很喜爱的，我认为对于成人都一样是好作品，它讲述的故事后面有厚实的人生。
书寄出以后，我陷入了忐忑不安的状态，我想，这些书孩子真能看懂吗？另一方面，我又想，哪怕其中只有一个孩子，受到这些书的影响，能够成为有独立意识有精神追求的人，就是十分好的事了。
如同世界上的很多事一样，你认为有，便是有，没有便是没有。
如同爱情，你相信有爱情，你便看得到爱情，才可能得到爱情。如果你相信没有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东西，就当真只是个幻象。
有些愁闷也是。
比如，最小的一种愁，为送朋友什么礼物发愁，为送圣诞礼物发愁。
美国肥皂剧中，经常表现这个，可见真是一件重大的轻愁。
The Big Bang Theory（《生活大爆炸》）是讲述科学狂人的生活窘事，自然，他们要应对起这种圣诞礼物的事情就非常困难。Sheldon是理论物理的少年天才，同时也是超级的生活情感社交多方面的白痴。他一直声明自己不接受礼物，也不送出礼物，就是以免自己欠下人情债。他不但发表声明，还罗列出一长串公式来计算这个人情负累。
可是美女邻居Penny热情开朗，要送这几位科学家圣诞礼物，这就把Sheldon难倒了。
他多方求教，听说送女士浴室套装非常保险，于是去到商场，买下数种包装精美的沐浴礼品套装，价钱从低到高，买了一大堆。先藏起来，准备看到对方礼物以后，再按对方礼物的价值，拿出相应价值的那一套浴室礼品套装送给对方。这样，便两清了，既送了礼，又互不亏欠。
这种心情，我们在《老友记》里也看到过。那是他们这些老友在一起几年以后的一个故事。菲比和瑞秋每到圣诞节来临之前，就要到莫尼卡的房中翻找礼物。她们是想在得到莫尼卡的礼物之前，先偷窥一下，这样，才不会在送礼的时候处于下风。不能比对方的礼物小气，也不能比对方的礼物没有创意。钱德在菲比和瑞秋的带动下，也开始一起翻找。但是，总是翻出莫尼卡预设的“陷阱”，翻出一个个空盒子，里面的纸条上写着对他们偷看礼物的嘲笑。
再讲回《生活大爆炸》，当Sheldon见到Penny送给自己的礼物时，才觉得自己把再多的、所有的“浴室礼品套装”送给对方也不能两清。因为Penny送给自己的是针对自己的爱好，很难才找到的，一个在别人眼中未必值钱，只有自己心中才觉得求之不得的东西。
当然，准备这样的礼物是困难的，有心人才做得好。这时候，情意本身，才是真正的礼物。
《老友记》中，几个老友在一起不久，圣诞节前一天，菲比要去郊外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钱德和乔伊相陪，计划回来还要给各位朋友买圣诞礼物。
谁知，菲比在父亲门外逗留了一天，也不敢进去相认。钱德和乔伊便错过了商场的营业时间。
到晚上，众人分发礼物的时候，他俩拿出来的是在回来的途中，经过汽车加油站买的小东西。雨刷、汽车香水……没有汽车的朋友们收到这些，知道这个原委，他们仍是高兴的。而且，大家送给菲比的礼物，其实也就是希望她能找到她的家人。
要说到最厉害的圣诞礼物，还是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小夫妻没有钱送对方礼物，只好卖掉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美发和金表，为对方买下最好的表带和发饰。直到送出礼物的时候，才知道，对方已经用不上这个了。
故事讲成这样，搞得太狠。生活本来都该举重若轻的，偏偏过个节日，都要搞成举轻若重。所以，这样的思路，当代的剧里就少了。
情意送到才是最好，为礼物发愁，本来也只应该是一种轻微的、甜蜜的、恼人的情绪，是重大的轻愁。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刚刚看了西班牙和瑞士的那场战争。西班牙一如既往的华丽，配合精妙，不停地从后方把球带进前场，眼看着就要进球了，但却都差一点点，球一直没进。
后来，倒是瑞士抓住机会，反攻一球。
西班牙慌张了，于是打得更加冲动，危险，后卫也忘记要防守，冲到前方想要射门。于是，险象环生，差点再失一球。最后，这个被大家认为夺冠热门的球队，在小组赛的第一场就输了。他们27次射门未果，却败给了仅有3次射门的瑞士。
看得我一直把心提着。我喜爱的西班牙球队，就这么输了。一如他们永远的风格，热情，冲动，浪漫，细腻，但只能打顺风球，输不得，一输就急躁混乱。我给他们的评价是胜必骄，败必馁。
我看得生气，扬言：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喜欢西班牙了。但我也知道，我喜欢他们的，也就是包括这些，包括这些优点和缺点。这是我欣赏的一类男性之美。
我眼里的男性之美，样貌之美是次要的，性格气质体现出来的美感更加重要。
所以，最打动我的一场球，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葡萄牙和韩国小组赛对抗。那一场的裁判非常偏颇，完全偏向主办方，裁判轻易罚下场了两名葡萄牙的球员。在9名队员对抗韩国11名队员的时候，葡萄牙打得非常艰难但也非常顽强。那是在一场大雨之中的比赛，我还记得，菲戈在雨中奔跑呼喊的样子。我觉得那就是展现了男人最美的东西，责任、坚强、成熟和英雄气概。再加上不公的命运，更有了英雄末路的美感。
那一场，葡萄牙是输了。可在我心中，虽败犹荣。韩国队是赢了，可好多声音开始诟病那一届世界杯裁判的不公。
那一年，韩国队一路凯歌，最后获得第四名。我却不会喜欢他们，我不会喜欢那种胜之不武的男人。
还有一些球队，打得虽然不好看，防守反击型的，以守为攻，但效率却高。这种球队我也不喜欢。
意大利队就是这样。好多女人喜欢他们，觉得他们长得帅。
但我不喜欢。我觉得男人应该热情开朗，应该主动，应该有激情。而意大利经常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功利和算计。虽然容易成功，但却是最不值得爱的男人。
还记得上一届世界杯决赛，法国队和意大利遭遇。那一场既是争夺冠亚军的战争，也是齐达内在国家队的告别赛。在赛场上，全世界的注目下，齐达内忽然一怒，把意大利的马特拉齐顶翻在地。裁判当场把齐祖红牌罚下。后来知道，马特拉齐使出阴招，连连以猥琐之语辱骂齐祖的家人，引逗齐祖犯规。这让齐达内以这样的身影告别世界杯，也让法国队无缘冠军。但是，却赢得了我和许多人的尊敬。
最好的男人就是这样，坦荡勇敢，保卫所爱之人，虽然也许会因此失去一个世界。
今年世界杯，有一个男人值得关注。他就是马拉多纳。这次他作为阿根廷的教练而来，但他多想重回赛场啊。他穿着西装，站在球场边上，不停地奔跑呼喊，比场上的球员更加激动，恨不能换上球服亲自上场。
有足球滚到场外，他跑过去，用穿着皮鞋的脚踮起来，玩两下，才恋恋不舍地还给人家。
那种天才气和孩子气混于一身，实在让人莞尔。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和老对手贝利、普拉蒂尼打嘴仗，一点不服软，真刀真枪明着来：“他们的话我并不感到惊讶。我觉得贝利应该去博物馆。而普拉蒂尼，我能跟他说的话只有‘你好’和‘再见’。我只知道他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他不爱穿西装，只愿穿运动装。结果，女儿跟他撒娇，要求他穿正装。他便乖乖地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但一样地在场边又蹦又跳。
既是可爱的男人，也是可爱的父亲。
我觉得喜爱男人外表之美的是一类女人，她们会喜欢贝克汉姆和意大利，而另一类会像我这样，喜爱的是男人的性格魅力。
就像作家王小波和他笔下的主人公王二，在我眼中，就是最性感的男人。孤独的骑士。
把这称为男性之美都狭窄了，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人性之美。
那些开朗、激情、勇气、智慧、担当让我心仪，那些易碎的、脆弱的、果敢的、天真的，也会拨动我的神经。
让我心心念念，为他们熬更守夜一个月。
刚刚去看了法国F组合表演的焰火音乐会。
本来以为只是放放礼花，热闹一下。电视上说，法国的表演有真人踩着高跷。我想，那一定很是热闹吧。
我全部的憧憬其实就是热闹，像过年一样。
场地很大，一排排塑料椅子紧紧相连，在黑暗的空坝坐着等待，仿佛多年前等着看坝坝电影。
几声信号弹似的响亮的礼花快速地升起，就好像宣布演出开始。前方的一个高台上，一个人走了上去，他点燃了一个像火炬一样的东西，火焰一下子腾了起来。他开始玩火。
火焰在夜空中，在风中，像一朵朵的红花一样绽开。配合着音乐，慢慢我们看明白了，这个人取火后开始打铁，他在冶炼着什么，于是铁花四起，火红色的。随着音乐，火焰四下腾起，在夜色中一朵朵地飞升。就像电影《指环王》啊，宏大而神秘。
这一幕结束，礼花四起。音乐声还在继续。
几位演奏的音乐家，在几个台上，安稳地坐着，任凭火花礼花从脚边飞起，在整个演出中，都安详地演奏着。
接着的一幕，铁花变成了蓝色的火焰，一个旋转的巨大的喷射火花的轮子升上了天空。音乐声里有了汽笛。四下的礼花变成细碎绚烂的钢花。在往后，在中间高台上的人，仿佛在舞动电焊，在舞动电锯，和天幕上的礼花呼应着。
他们连劳动，连现代工业，都能找出这么多诗意。我由衷地赞叹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没想到这根本不仅只是放一些礼花，原来是一台这么绝妙的表演。
舞台上的表演内容更接近科技时代。演出渐渐到达高潮。
和着音乐，礼花在天幕上呈现无穷的变化。像锦缎一样，像天上有一件最华丽的衣服。像最美的梦一样，火花交织，火花纠缠，变化不定。像满天的流星雨，你的眼睛不知该追逐哪一颗，你还在犹豫的时候，又换出新的花样。又像最巨大的花，在你头顶上向你开放下来，就像幸福的种子，要扑到你的怀里。
我心里蹦出一串串形容词，那些形容词平时觉得陈词滥调，怎么都想不到用的。这时才觉得这些词原来这么贴切。火树银花，不夜天，金碧辉煌，漫天花雨，金风玉露……
面对满天焰火的时候，我不由得想，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啊，我应该对世界的未来有些信心。我对世界的悲观看法，这时全无踪迹。
我也握住身边人的手，觉得满心欢喜，满满都是幸福。
每一次最热烈的焰火冲上天的时候，观众们都会爆发出欢呼，我们同时又都在担心，会不会这就是最高潮，这就是落幕。
最后还是落幕了。同人群，随车流慢慢离开的时候，人的心慢慢地从空中落下，回想那灿烂的一刻，仿佛一下子就很遥远了。人又从幸福中变得有些伤感。
回到家里，我上网查阅了资料，发现这台晚会展现的是另一个神话的主题，有许多内容其实被我们误读了，比如那个轮子，其实是太阳。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对法国艺术创造力的崇敬。那些炫目的焰火，华丽的音乐，那些跌宕起伏，那些想象的空间。
关于代价的这篇稿子，我迟迟不能落笔。因为很多事情，也许是被公认为代价，但在当事人心中，那未必就是代价。虽然那是付出，但身在其中，旁人觉得是苦，自己却不一定是那样的感受。
比如最近流行的关于“蚁族”的说法。有无数的惊呼哀叹，说他们是第四大弱势群体，仅排在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之后。
先是有一本名为《蚁族》的书出版，接着有无数的媒体对于这个现象进行报道。
这种关注当然有其正面价值，但同时，也有可能给人一些误导，觉得，“蚁族”这样的生活真是悲惨啊。
我回想起广州九十年代后期的几大城中村，城中村因为居住便宜，很多怀抱新闻理想来到广州的年轻人都聚居于此。与他们毗邻而居的有可能是卖毒品的，也有可能是性工作者。
城中村的治安非常差，于是每户人家的窗子都伸出朝向各个方向的，呈扇形的防护刺网。从窗口望出去，就能望见天空被无数的尖刺划开。
但这也不是那么管用。
我知道南都有个记者，住在报业大楼旁的员村。有一日，正在上班，从单位大楼里望出去，正好看见一个小偷在他租住的房子的楼顶跑过。
他在这边着急呼喊，但那边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
2000年我到广州的时候，第一站是落脚于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女友家。就在那天，她走在住家的附近，被人从手里抢走了手机，她跑了两步，没敢再追，她觉得那人看起来像是一个“粉仔”。我一到就听到这件事，觉得很可怕，她却觉得没关系。她和她搞IT的男友，居住在混乱的冼村，一样生活得开心快活。
现在广州的城中村是差不多消失了，但我现在细想，觉得广州的城中村对广州的贡献中，其中有一条就是，容下了那些初进媒体的年轻人。广州有全国最好的媒体，有全国最自由的声音，这跟当时那些住在城中村的年轻人分不开。
这样的生活，我早年在北京的时候也曾经历。
当时，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所以只能拿极少的工资，是正式员工的工资的十分之一，只能租住在郊区的拆迁房里。住的地方不通公路，要走一里多的荒地，才能走到公路上。住的地方没有暖气，连烤火的炉子也装不下。冬天，全靠电热毯取暖。所以，那时我白天和晚上在报社的两个部门打两份工，除了能有多一点的收入，更主要的是，解决了取暖和吃饭的问题。
但那时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生活艰苦，只是把有些生活安定的媒体前辈感动坏了。有位前辈看了我的生活，甚至想组织他的手下来我的住处参观，要让他们忆苦思甜。
我当时有个在远方的好友，她也正处于漂泊状态。她对我说：“现在已经是最低点，以后怎么走都是在往上走了。”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实习记者》里记叙了这个状态。我把我那时的生活，移植到主人公杨蔓的身上。那种乐观向上，身处物质的窘境，却有最丰富坚强的精神，杨蔓不是一个孤例。只要怀抱着理想，就能忽视这物质的困顿。而年轻，有无数试错的机会，这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因此，我以为，现在大家眼中的那些“蚁族”的困难，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许多人会把这些称为“代价”，我觉得这种说法严重了。我觉得这只是成长的土壤，而这种土壤是富含养分的。所有的经历都是心灵的养料。
所以，我在《实习记者》的序里写道：
“有的人青春期结束，人就定型了，不再成长，此后漫漫一生，只发生生理改变。但有些人，成长将伴其终身，他们经历的事情是他们心灵的养料，辛苦和甜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宝贵，他们有时能感到像竹子拔节一样，忽然打通了一些关节，感到自己长了一大截，有时，自己都意识不到，好多东西沉淀下来，自己已经变得更通达更包容，坚硬的部分更坚硬，只有柔软的心灵一如既往。但愿这样的成长，伴我们一生。”
这个祝愿，不仅送给年轻人，也送给每一个人。
我早就发现了，很多作家的第一部作品都是如此：忍不住的自我倾诉。不只是我刚刚读完的这本《少年巴比伦》，在第一部作品里急于倾诉自己的作家多到无法列举。甚至有的作家写了好些作品了，长篇小说仍是以自我倾诉为主题。像韩东已经出了第三本长篇，《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但仍是这个主题。
甚至不只是作家，但凡写字的人，都似乎立下志向，一定要写一本关于自己的小说。所以，诗人啊，媒体工作者啊，专栏作家啊，博客写作者啊，都会悄悄在电脑里开个头，准备写一写自己，讲述自己如何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这种自我讲述的主题就是关于成长。
这几年，我读国内的作家这类作品很多。不从少年长出的第一根毛写起，就会从第一次梦遗写起，要不就写少年暗恋的第一个成熟女人……因为读得多了，我往往会把这些作家和作品记混，只记得，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青春痤疮展示了一遍。
但我仍认为，这种讲述是有价值的。对于自己，甚至对于文学。
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倾诉欲望，是很难产生好的作品。有的成名作家混来混去，混得练达了，肯定没了倾诉欲望，这时也就搞不了创作，最多只能写随笔了。
也是这个原因，作家们的处女作虽然生涩，但也可能有自己今后不能超越之处，说白了，也就是这种表达冲动。
路内的这本小说也是标准的自我倾诉。讲小城、工厂，刚刚高中毕业的主人公进入化工厂、成为钳工、成为电工、成为糖精车间的三班倒工人……这是无法概括故事梗概的，因为这本小说和这一类小说一样，都是急于倾诉，而基本没有中心故事。作家的追求不在情节，而在表述本身。
这类自我讲述的小说，都不看重故事，都只有一堆一堆的细节。路内是这里面讲述得很好的，叙述很有文学性，细节丰满，好看。这一类小说，如果没有这种把握能力，会搞得一大堆呓语，如同作者喃喃自语，读者如坠五里云烟，不知所谓。
路内细节讲得好，情绪表达得明白，但对故事情节仍是完全没有兴趣的，里面的人物，除了“我”，他几乎没兴趣去展开，对他们后来的命运，更是连一两句交待都不肯给。
吝啬到这种程度，在这一类小说里都少。
小说读完以后，读者既不知道，“我”是如何摆脱小城青年命运，去到上海的，女主人公白蓝的命运，也是只有个去向，具体的一点不明白，交待得最清晰的只有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配角“郭大酒缸”。只是这种回溯式的叙事方式，让读者心有不甘，知道了过去和现在，就想知道中间的桥梁，想知道个所以然。
但这恐怕也是作者的自负，觉得，那一切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成长本身。还好，因为文字好，细节好看，更因为这个成长经历能引起很多同龄人的共鸣，这本小说阅读起来，还是让人愉快。
相比路内的这本小说，大多数自我倾诉的小说就没这么好读了。可以说这类作者不看重故事，不设计情节，不讲究结构，也可以说是，急于自我倾诉的他们，大多对情节和结构都没有把握能力，一方面迷恋自己少年时的身体变化，一方面玩味自己的心路历程。别的什么都不在眼里，不在话下。他们自我怜惜，大概以为，读者也对他们有如此怜惜吧。
王小波也曾说过，作家都会在作品里讲述自己，有的人用一部作品来讲，有的人终身都只讲述自己。他说的是讲述，而不是倾诉。这样看来，讲述自己是一种必然，但不一定是倾诉自我，有些高下之别。但总之是可以看作一个必经之路，当成一种必需的发泄，发泄后，也许有的人就能轻装上阵，进入更纯粹的写作。
这些天，在想一些事情。我是不擅长想事的，最容易想糊涂。好在，经常在想的时候，能碰到也一样想事的人，或者书。这种精神交流，让人很快乐。
本来龙应台《野火集》是买来送朋友的，因为多年前看过，没想过重看。但这次无意间拿起，翻开，看到龙应台新写的序，觉得很好。她所谈到的也正是我这些日子在想的。
先录一段如下：
"20年前写‘野火’的时，我知不知道‘我们在失去什么’？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会邀来另一种敌人，一种以庸俗浅薄为时尚、以‘绝对娱乐’为目的、以行销消费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生活哲学？……”
从不太远的时间起，恶搞变成了新闻的一种做法。刚开始，我也以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早些年，最先变得好看的是体育新闻。大家在做体育新闻的时候花样百出，言无禁忌。之后，娱乐新闻取代了以前的“文化新闻”。最近这半年，社会新闻也变得非常娱乐化。不是新闻事件本身有多么娱乐，而是报道方式灵活多样，走在前面的媒体愿意选择一种搞笑甚至恶搞的方式。算起来，这是娱乐化逐渐占据思想的一个标志了。
可这能带来什么？
我是个审美趣味有娱乐倾向的人，是个对自由和多元要求较高的人。所以一开始我对这种娱乐方式是比较赞成和欢迎的，我还觉得恶搞这方式既民间又民主的。我现在忽然意识到不是这么回事。
就像网络匿名发言就能代表大众吗？
看看那些最有人气的门户网站吧，那些匿名跟帖多的博客或新闻，点开一看，就会发现，那里最容易暴露人性的黑暗。或者说，是集体的黑暗？
跟西闪也讨论此事。说到了周星驰。西闪说：周的转型也是他意识到了这点，现在他的电影哪里是简单的搞笑，搞笑的只有细节，整体上，周星星的电影严肃起来了，有思考。具有了真正好的品质。
有个朋友的签名档是“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近日，还看见他写文谈到此事。
其实反过来，也是“于无严肃处，搞笑也没价值”。
龙应台在文中，以为是台湾的事，是他们的读者和年轻人被“绝对娱乐世界全盘统治”。其实更多地方也是如此。
比如，我越来越发现，愿意阅读、有能力阅读的人越来越少。你翻开一本刚刚翻译过来的好书激动不已的时候，看看版权页，发现它只有几千册的发行量。
有一天，朋友喝茶聊天。一友说：“罗大佑太可笑了。”
众友无语，是的，他现在这表现，我们说不了什么。
一友又说：“当初他的那些歌词，写得跟诗歌一样，太可笑了，一点不生活。”
这话一下就把大家惹着了。
众友说：“是，我们不就是那样过来的吗？”
罗大佑的时代，其实也就是龙应台以前“野火”那个时代，也是我们十多二十年前吧。
那时，离这个娱乐时代还远得很哪。
那时，大家认真想事，歌唱爱情。
看电影《死亡诗社》，看到一群17岁的中学生在老师基丁的启发下，萌动了对诗的兴趣。老师对他们说，在座的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死亡，能让我们不一样的就只能抓住此刻，表达生命。此后，老师启发他们珍视个体的价值，发现内心的声音，追求爱。
这一群孩子就像心灵被打开了窗子，他们阅读前人的诗歌，自己也开始写诗。
电影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群孩子多幸运啊。能在少年时期接受这样的启发和教育，有这样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往前走。
这些是能决定人一生是否有对诗对艺术的感觉的。这便是所谓的灵性。
每一个有灵性的人，有艺术感受力的人，在少年时必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只是未必有电影里的孩子幸运，未必像他们一样，有个非常了不起的老师来引导他们。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也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在高中的时候读的是一个很烂的学校，学生不听课，老师也不用心，他和他的几个伙伴也不听课，但他们自己阅读，读哲学、读艺术、读文学，读得比大学生还深，他们互相讨论，但也由于跟教育体制完全不合，年少的他们又有很深的绝望。后来，他读大学学的仍不是自己选择的专业，工作也不是自己喜欢的。但十多年之后，他还是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成为很优秀的学者。
从我们周围的人来看，也无法想象，一个在十多岁的时候，没有阅读，没有启开灵性的人，往后能有什么艺术和心灵的感受力。
但仅有灵性的开启也是不够的。在《死亡诗社》里，也有少年会选择告密。这不再是灵性，而是人品，是一个人的品性的问题。而这种教育，是早在几岁的时候就完成的。正如中国传统所说的“三岁看老”。一个人几岁的时候，已经决定了，他这一生，是勇敢还是懦弱，是慷慨还是自私，是承担还是逃避。而这些，最直接的教育者当然是孩子的家庭。
想到了人的品性和灵性的形成，就想到了成长还有一个关键环节。这个环节应该是在二十几岁。
现在回想起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知道，仅有灵性是不够的，那时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还是非常混沌。我们二十多岁时，周围的朋友，有的还是非常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有的动不动就要去抵制这国那国。连岳也提到过他那时也有过这个阶段。但王小波改变了他。
连岳说：“王小波性命的结束，这个惊吓给了许多人慧命。佛家有言，害人性命还可谅，害人慧命不可谅。慧命如此重要，所以，他的死是值得的。”
我觉得连岳这个总结极好。人在二十多岁，需要开启并成长的，就是慧命。
简单说，就是一个人选择信仰、寻找理想，确立了自己的内心信念，不再被以往大一统的教育和虚浮的外界热闹蒙蔽。
所以，最幸运的人是这样的，在几岁的时候，有良好的品性教育，塑造了健康的性格，十几岁的时候，开发了灵性，懂得了美，二十几岁的时候，慧命开启，寻找到终身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