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诗人（据亚里士多德《修辞学》3，1的说法）凭借其语言的魅力，看来已经获得了这般盛誉，且置其平平常常的思想观念不论，则第一流的言语就是诗的言语了。甚至到了今日，大多数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依旧认为这类演说家的吐属皆为珠玉。

高尔吉亚想要给言语增添魅力，恰似诗人所具的那种魅力：他不接受伊索克拉底的法则，彼等只准使用普通的词语。言语之庄重，具诗性，此一类型的始作俑者，即是高尔吉亚，使之完善者，以修昔底德为代表。

依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的看法，修昔底德酷嗜 通体古式的风格 （lexis apērchaiōmenē）和 布满废弃不用之词的风格 （glōssēmatikē）。 ^[2] 彼时雅典的公众讲谈，已不再用他那般的语言了：他坚持使用趋于绝灭的词语，诸如古阿提卡方言 的prassō [从事或产生，即后来的prattō]，xyn [连同，及，即syn]，es [向……去，即eis]，tetachatai [布阵，tassō的第三人称复数现在完成式]之类。修昔底德觉得通用语言与他不配，同其主题亦不称。他以新颖殊特的形式，非同寻常的结构，展示其对语言的运用能力。以纯正简易闻名的演说家罕有使用古旧废弃之词（glōssai）的，也极少用新颖的结构（pepoiēmena），复合（composita dipla）或综合（syntheta）的结构。只有在庄严的段落才使用。

随意乱用僻词，毫无确定的目的，此际，即暴露了技术训练的欠缺，譬如就安多基得（Andocides） 来说，便是如此：风格变得驳杂起来。（在此可感受到悲剧诗人的语言的重现。）

安提丰（Antiphon） 则是颇为自觉地借助于古旧用法，譬如ss， 以寻求庄严气象，而伯利克勒斯（Pericles）则已适应了在公共演说中使用现代方言，喜剧显示了安提丰时代人们如何在公众场合讲话。安提丰在《技艺》（Technē） 一书内，就新词构造形式进行了规定。他在明晰的界限下，将新颖及不寻常之辞所具的一切魅力尽行装点其言语。[可发现]许多极为罕见的用法（hapax legomena），还有分词和形容词的中性形式作名词用。

罗马人对古体表达方式的偏爱，则始于罗马帝国时代，萨卢斯特（Sallust） 提供了范例，此风遂骤长。奥古斯都（Augustus）在一信函内指摘提比略（Tiberius） 有时候搜求废旧而酸腐的表达方式 （ut exoletas interdum et reconditas voces aucupanti）（苏埃托尼乌斯 《奥古斯都》，86）。塞涅卡 谈及其同时代人（《书简》，114，13），道：

许多演说家在词汇方面复古，讲十二铜表法 的语言。在他们看来，格拉古、 克拉苏、 库里奥 过分精致了，太时髦了；因而回复到阿皮乌斯 和科鲁尼卡尼乌斯（multi ex alieno saeculo petunt verba：duodecim tabulas loquuntur. Gracchus illis et Crassus et Curio nimis culti et recentes sunt，ad Appium usque et ad Coruncanium redeunt）。

这对败坏了的趣味是个刺激。西塞罗被认为是破毁纯正地道的拉丁语的祸首；和谐匀称遭到憎厌。就我们熟悉的古体而言，这是个极重要的时期，有许多体式是从格利乌（Gellius）那里获得的。弗隆透（Fronto）则是最为愚蠢傲慢的代表。

古典时期与古体的关系，全然脱离了这病变阶段。固定的界线（termini）是： 纯正拉丁语 （latinitas）（非拉丁语者，排除在外）， 雅言 （urbanitas）（凡拉丁语之俗语土言，排除在外）。 帕多瓦方言特征 （patavinitas），以雅言为标准来看，是个缺陷，阿西尼乌斯·玻利奥（Asinius Pollio）曾就此指摘李维（Livy）。 一般说来，每个 奇词僻字 （insolens verbum）都要避免。恺撒（Caesar）道（据马克罗比乌斯 Ⅰ，5，4）： 我应避而不用罕僻的词，因为我是磐石 （tamquam scopulum sic fuge insolens verbum）。西塞罗（《论演说家》，3，25，97）道： 我提醒你，要避免枯瘠而粗野的文风，摒弃粗俗或废旧的表述 （moneo ut caveatis ne exilis，ne inculta sit vestra oratio，ne vulgaris，ne obsoleta）。瓦罗 有意识地保留古体，萨卢斯特则有着做作之态。西塞罗（《论演说家》，3，38，153）激烈地告诫要摒弃用语中的古体，然而也说倘若运用得恰到好处，就会赋予言辞庄重之色；他不惮于说qua tempestate Poenus in Italiam venit（布匿人何时进入意大利），prolem（后代），sobolem（后裔），effari（吐露），nuncupare（宣告），non rebar（我不以为），或opinabar（我曾认为）。 ^[20] 如此，昆体良（1，6，39及以下诸页）所言，便是容易理解的了，他道，言辞 若需要解释者 （si egeat interprete），即有缺陷，古体之词（verba a vetustate repetita），就其庄重与新颖兼具而论，确是峻拔秀异，但：

使用此类词语必须有所节制，不必强行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没有比矫饰做作更让人讨厌了，尤其是不必从遥远得记忆不可及的年代引取：我指的是这类词，topper（十分），antegerio（极度），exanclare（耗竭），prosapia（族裔），以及战神马耳斯之祭司的赞美诗的语言，此语言现今连其自身的祭司也几乎不能明白了（opus est modo，ut neque crebra sint haec neque manifesta，quia nihil est odiosius adfectatione，nec utique ab ultimis et iam oblitteratis repetita temporibus，qualia sunt topper et antegerio et exanclare et prosapia et Saliorum carmina vix sacerdotibus suis satis intellecta）。

旧世的魅力 （archaismos）这词出现于狄奥尼修斯（《言辞联缀论》，22），继而也有 拟古 （archaizō）， 运用古风 （archaiologein）， 旧体 （archaioeides）， 古雅之美 （archaikon kallos）之类。

词的新构成 （pepoiēmena onomata，nova fingere）。西塞罗（《论演说家》，3，38，152）谈及 僻词或新造词 （inusitatum verbum aut novatum），在《演说家》（24）内，讲到 勿擅用新词，慎用古语 （nec in faciendis verbis audax et parcus in priscis）。“新词”（Neologismus）与“独白”（Monolog）、“传记”（Biographie）一样，都不是希腊词语。希腊人在这点上愈加自由不拘。昆体良说：

新词的创制在希腊是允可的，因为希腊人毫不迟疑地创制名词来呈现特定的声响和情感，他们其实还比不上先人给事物命名所持的自由之大呢（Graecis magis concessum est，qui sonis etiam quibusdam et adfectibus non dubitaverunt nomina aptare，non alia libertate quam qua illi primi homines rebus appellationes dederunt）。

在古罗马人看来，这是令人疑虑的。塞尔苏斯（Celsus） 禁止修辞学者利用新词。西塞罗成功地对哲学术语作了转换：将beatitas（幸福）和beatitudo（怡乐）引入了《论神性》（ De Natura Deorum ，1，34，95）内，就词语而言： 两个当中随便哪一个都必定是生硬棘口的，但经使用，词语会软化 （utrumque omnino durum，sed usu mollienda nobis verba sunt）。塞尔吉乌斯·傅拉维乌斯（Sergius Flavius）引入了ens（是者）和essentia（本质），但就第二个词，塞涅卡（《书简》，58，6）以为源自于西塞罗和帕皮里乌斯·费比安乌斯（Papirius Fabianus）；墨萨拉（Messalla）最先使用Reatus（被告）一词；munerarius（剑士或辩士的表演），由奥古斯都首先采用，未几，即得到普遍使用；昆体良的老师们还认为piratica（海盗）一词的用法不合规矩。西塞罗以为favor（善意）和urbanus（文雅）属新词；他指摘piissimus（无上的虔诚）一词（此为安东尼乌斯所用，这在白银时代 的拉丁词语中就完全是规范的了）；在塞涅卡时代，采用了breviarium（摘要），以替代summarium。西塞罗以为obsequium（遵从）是泰伦斯（Terence） 首用的新词（但布卢图斯和奈维乌斯 早已用过了）。霍廷西乌斯 第一个以单数形式使用Cervix（脖子）一词。昆体良便列出了方案：

如果我们觉得所造之词有些冒险，就须预先采取特定的措施，使其免于指摘，可将一些习语冠在前面，譬如“可以说”，“倘若我可以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或“若您允许我这么使用的话”之类（si quid periculosius finxisse videbimur，quibusdam remediis praemuniendum est：Ut ita dicam. Si licet dicere，Quodam modo，Permittite mihi sic uti）。

接纳新词所据的理由，却不能规定下来。贺拉斯（《诗艺》，60）将词语的更易与生命的变化相比拟， 它甚至比生命所呈现者愈益任意且偶然（70）：

如果实际使用允许（因为言语的法则和规范全赖实际使用决定），则许多久已凋谢废弃的词汇还会再抽枝发芽，眼下声名藉藉者亦终将零落（multa renascentur quae iam cecidere，cadentque quae nunc sunt in honore vocabula，si volet usus，quem penes arbitrium est et ius et norma loquendi）。

在晚期希腊人那里，新词的合成分外地蔓延繁生。这点娄柏客在《普律尼科司》 （600）内有所谈及。选择语言形式的奇妙过程总是持续不断的。在原始而未开化的西伯利亚、非洲和暹罗民族中，可发现历经两至三代即足以使其方言的整个面貌都产生变化。去中非洲的传教士想尽办法把原始部族的语言记录下来，收集了他们的所有词语。他们十年之后再回去，发现这一词典已经过时而无用了。在书面文献时代，语辞演变虽极为缓慢，然而歌德在其长寿的经历中，必定注意到风格的变易及崭新的色调，一再地呈现，令人惊叹。我们现今处在溺于饱读报纸的影响之下，1848年以来尤为如此。我们必定愈益关切着，不要让自身的语言逐渐留下粗俗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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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修昔底德论》（ On Thucydides ），2。

[20] 尼采原注： 有关这种类型的更明确的资料，参见昆体良《演说术原理》，8，3，25。 2HXlMLEWuiBNWVHSliw8BK7VKSR8JB0KbAhlVrjjVMMiA+WioOQnJAwOD/hb818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