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辞和语言的亲缘关系

我们察觉某位作者、某本书或某种文体刻意使用言说的种种艺术手段，就称其为“含具修辞性的”（摛辞抒藻）；这通常隐含着委婉的指摘之意。我们认定它是不自然的，看做是锻锤着有意为之的印记。这显然随作论评者的趣味及其意中称何物为“自然”而移易。一般说来，凡古代文学，尤其是罗马文学，我们看去（我们是粗糙言语的体认者）都颇有点儿精致，润饰。这实在也有个深层的原因，古人的真纯地道的散文，是当众演说的回声，筑基于自身的体统之上，而我们的散文，总是另外从写作上得到阐明，我们的呈现为某种形态的风格，则经由阅读而感知。此为阅读，彼为倾听，想望着完全不同的呈现形式。这是古代文学在我们眼里显得是“摛辞抒藻”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它主要诉诸听官，以使之迷力四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就倾听口头辞语而论，人们发现了韵律感的非同寻常的开发。[此境的达臻]，经历了规模庞大、持续不懈的实践。其境况在此可与韵文的情景相比拟——我们熟悉书面的诗歌，而希腊人则拥有不经书籍中介的真正的诗歌。相较起来，我们太苍白黯淡、粗陈梗概了。

验核所称的“摛辞抒藻”，则是不难的。其做为刻意而为的艺术的手段，在语言及其发展过程中起着无意而为的艺术手段之用，摛辞抒藻确是个对已居于语言内的种种艺术手段作深一层锻造的过程，这受着理智的明光的照引。人们能够与之一拍即合的语言，显然已不复有清水出芙蓉的“自然性”：语言本身全然是修辞艺术的产物。力能抉发涉及每事每物之作功与效用，并使之运转，此力亚里士多德称为修辞术，同时即是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依据着事物的本质，正有点儿像修辞学依据着真实之物。语言并不想望着传道授业，却一意要将主体之冲动及其可接受处输送给他人。构造语言的人，并不感知事物或事件，而是体察飘忽而至的欲愿（Reize）：他不沟通感觉，却仅仅是端呈感觉的摹本，与人共享。此感觉，经由精魄的冲动而引发，不会占据事物本身：此感觉经由印象具体地呈现出来。但心灵的活动过程如何经由声音印象呈现出来，这一问题必须提出。倘若完整而精确的呈现行将发生，则就要呈现的实体说到底不就该与心灵运作者合一么？可既然它是某类异己之物——声音，如何能更为精确地以印象实现出来呢？不是事物移入意识，而是我们看待事物之际所取的方式，是似真性、说服之力（pithanon），方移入意识。事物的绝对本质截然不可体知。我们的感知和经验将事物的诸多侧面、从某种角度讲颇为可观的知识提供给我们，在此之前，我们的言辞绝没有悬搁着；一旦感知了冲动，言辞即刻脱口而出。感觉占据的不是事物，而仅仅是某个符号。此为首要的方面：语言是修辞，因为它欲要传达的仅为意见（doxa），而不是真知（epistēmē）。

比喻（tropes），这非字面的意指活动，被看做是修辞的最具巧艺的手段。然就其意义而论，一切词语本身从来就都是比喻。它们并不真正地呈示出来，却是呈现为声音形象，偕着时日逝去而渐趋模糊：语言决不会完整地表示某物，只是展呈某类它觉得突出的特征。倘若修辞学者说“帆”而不说“船”，讲“波涛”而不讲“海洋”，则举隅法（synecdoche），“一种包纳”，就出现了；但有属同一回事的，天龙星座（drakōn）被称为巨蛇座，其实都属“看上去闪烁发亮”之列，或龙被称作蛇，则在都是蜿蜒之物；可为什么不也叫蛇做蜗牛呢？部分的感知替代了完整的直觉。说到蛇（anguis），拉丁语把它叫做蟒（constrictor），希伯莱语称之为发嘶嘶声者或逶迤缠绕者或蜿蜒爬行者。

比喻的第二种形式是隐喻（metaphor）。它并不产生新的词语，却让词语带上新的意义。譬如说到山，隐喻提及绝顶、麓、脊、峡谷、岬、脉；prosōpon，面孔，与船（neōs）有关，意谓前部或船首；cheilē，唇，与河流（potamōn）相关，意谓河岸；glōssa，舌，亦意谓长笛的吹口；mastos，胸，亦意谓小山。隐喻也出现于（属）性的标示中；（属）性，就语法意义而言，是语言和纯粹隐喻的乐趣所在。此外也有从位置到时间的变换：在家（zu Hause），通年到头（jahraus）；有从时间到因果性的变换：由此而始，直至何时为止；到此结果，出于何因（qua ex re，hinc inde； hothen，eis ti）。

第三个辞格是换喻（metonymy），因和果的置换；譬如修辞学者说“汗水”以代“工作”，“口舌”以代“语言”。我们说“酒有苦辣之味”，以替代“它从我们身上激发那种特别的感觉”；“石头是硬的”，仿佛硬除了我们作出的判定之外还是个有着某种特点的事物。“叶子青葱。”呈现（leussō）与亮光、照耀（lux、luceo）的关系，覆盖（color）和隐瞒（celare）的关系，都可以回溯到换喻。月球，月份（mēn，mensis，mâ（ôt），是可以测度的，从果的角度来命名的。

总的说来：比喻不仅仅为偶然地添附到词语上去，而是形成了词语几乎全部固有的特性。它使得抬出“专有意义”不再有效，专有意义只在特殊情形下继续存在于另外一些事物中。

就如词的本义和比喻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一样，直截了当的言语和摛辞抒藻的辞采之间也没有什么界线。通常称为语言的，其实都是种比喻表达法。语言由个别言语艺术家创制出来，但由群众集体的趣味作出抉择，这一事实规定着语言。只有极少数的个人表出修辞手法（schēmata），其功效则在成为众人的导引。倘若这些修辞手法没有盛行开来，那么，人人都会诉诸通常的惯用法层面，以显示种种手法的不规范，文理不通。某一修辞手法寻不到买主，就属谬误之物。一谬误之物被某些惯用法接纳，就成为一修辞手法。因声音的和谐（Gleichklängen）而觉快乐，对修辞学家们（rhētores）也有价值：同声相应的修辞手法（ta isa schēmata），这让人想起高尔吉亚的对称的子句（parisōseis）。然而，音程上有着巨大的不谐：因为在某人觉得愉悦之处，他人感觉到了厌恶透顶的错误。路德（Luther）指责beherzigen（记在心上）和erspriesslich（有利可图）作为新词不完善。不管怎么说，它们通行于世了，同样，西蒙·达赫（Simon Dach）之后，furchtlos（无所畏惧）一词流行开来了；岳力克（Yorik）翻译了《感伤旅行》（1768）， empfindsam（感伤）一词便盛行；1794年之后，Umsicht（审慎）才用来翻译circumspectio；以Leidenschaft（激情）译pathos，则只在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之后。然而，替代法（enallage）、置换法（hypallage）及赘述（pleonasmus）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命题中都已经造成了；整套语法就是这类可名为日常用语的修辞手法（figurae sermonis）的产物。 ^[2]

[2] 尼采原注：葛孛迩（Gustave Gerber）《作艺术用的语言》（ Die Sprache als Kunst ）（比得哥墟，1871）就这方面作了详尽的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