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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陷入内外交困之局，而西方现代文化及观念对老大中国的冲击在道、咸之间也引起了统治当局及士大夫的高度警觉。列强藉武力叩关以求通商与传教，固已使千百年来以世界中心自居的中国知识精英感到痛苦和困惑；而“洪杨革命”借西方基督教教义结合中国民间信仰，也开自陈胜吴广以来农民革命未有的新局。其全胜之时势力遍布东南，几乎颠覆了清朝统治，更让曾、左、胡、李等人痛感孔孟之教所遭遇的巨大危机。由于清王朝的一整套统治机器在这些内外困局面前已经无能为力，自开国以来由满洲贵族主导、汉族官绅辅助的政局在“同治中兴”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使得汉族士大夫中的开明人士进一步掌握了朝廷内外的重大决策，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积极开展；在地方，掌握实际军权的湘、淮系汉族官僚牢牢控制了经济力量最为强大、对外交流最为密切的东南诸省。淮军领袖、洋务派中坚李鸿章在1864年春给清廷首脑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向西方学习的论点获得了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不少朝廷官员因各种原因出使西洋各国，遍观其社会、法制、经济、文化、军事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士大夫精英过去对于西方的看法，近距离地观察了西方19世纪文明的面貌，并将其与中国固有文明进行对比。在这些最早实地考察西方的士大夫中，有不少人也对其音乐生活极感兴趣，在见闻游记和述职报告中留下了许多有关其音乐文化的记录。在这种初次接触之中，由于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中国士大夫的观察中往往含有对于中、西音乐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音乐生活的差异）的思考；而从大多数记录来看，19世纪后期欧洲、美国（乃至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富有朝气和活力的社会面貌以及音乐在社会风气养成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些士大夫开始从教育体制、社会功能以及意识形态的角度反思中国音乐文化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便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的萌芽与滥觞。
如对太平天国运动十分关注、对洋务运动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名士王韬（1828—1897）于同治初年游历英国期间，著《漫游随录》（1867），其中论及音乐在彼国教育中的功能：
按英例……顾所考非止一才一艺已也，历算、兵法、天文、地理、书画、音乐，又有专习各国之语言文字者。如此，庶非囿于一隅者可比。
王韬意识到了西方近代学校教育所包含的知识系统的多样性，不同于仍然以圣贤经传为教授内容的传统中国教育体制。而对于西方学校教育中重视音乐实践的现象，更是印象深刻：
越日，复招余观剧，则皆以书院诸童演习而成者也。所演多古事。杂以诙谐嬉笑，其妙处匪夷所思，层出不穷。……最奇者，楼阁亭台，顷刻立就，诸童装束作女子状，无不逼肖，温存旖旎，殆有过之无不及焉。……其技最优者，以戴拉家数学童为翘楚。习优是中国浪子事，乃西国以学童为之，群加赞赏，莫有议其非者，是真不可解矣。
王韬在这里，已经触及了音乐文化及乐教上的一些根本性差异了。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就有知识精英（当时为基督教教士）参与音乐实践活动的传统，及至19世纪，音乐表演遂成为一般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古代士大夫，固有热衷于音乐理论问题者，却大多视音乐实践为“百工司技”的贱业，将对音乐和戏剧的爱好牢牢局限于私人领域。无怪乎王韬在此会大呼“是真不可解”了。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和实际形势下，像王韬等人已经不再将这种状况视为“奇技淫巧”或“蛮夷陋俗”了，而是在叹服于其“匪夷所思”之处后，退而思考这种不同的原因。
与王韬大致同时的旗人官僚志刚（生卒年不详）以总理衙门章京出使欧美诸国，著《初使泰西记》，其中论及中、西音乐舞蹈习俗之别，亦含有文化比较的意味：
西洋之跳，乃其通俗。男女相偶，女扶男肩，男携女手，进退有节。……泰西之跳，略似中国之舞，揆其意则在和彼此之情，结上下之欢，俾之乐意相关而无不畅遂者也。有久处中国之法人，曾以泰西跳相质。使者以前说答之，颇有首肯。然不可行之中国者，中国之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故不可同日而语 也。
大凡不同文化间之交流对比，总会以自身熟悉的经验去衡量对方，以此获得相通之处。西学甫入于中国，保守人士多执“西学中源”说，此亦“老子化胡”的遗类。志刚这段话，从中国固有观念的角度，承认西方习俗“和彼此之情，结上下之欢”的社会效用，但也认为此“不可行之中国”在于中国人更重“理”，西人更重“情”（此处之“理”是中国思想固有之观念，即朱子“存天理、灭人欲”之“理”，而非泰西之“逻各斯”/“理性”）。姑不论这种比较是否全面，但在当时仍然不失为平和中肯之论。
又有稍晚之黎庶昌（1837—1897），曾游于曾文正之幕。光绪初年任洋务派巨头、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1818—1891）的参赞。其《西洋杂志》（1876）论英国乐俗与乐教，颇能道其合于中国固有观念之处：
近是虽然其教术则工商，其教规则礼乐也……
狱官必与高坐临之，纠其不恭者讽经，协以洋琴，琴一而五音皆备，熏陶以礼乐也。
[英国学校中]持乐器者数十百人，亦两两相并，别为一队，询其所歌之辞，则先祝君主天佑，次及太子，次及……愿天佑之中国圣人。所以教人必先之以乐歌，所以宣志导情，以和人之心性。闻此歌词，亦足以使人忠爱之意，油然以生，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此则张文襄“中体西用”之谓。中国近代知识精英中，欲援引西方技术、制度而保存中国固有之文化理念者，对欧美文明中足可观者率皆持此种看法。而这种看法，在“新文化运动”前的思想界，亦占主流。黎庶昌的音乐思想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
而彼时的日本，在维新更化之后尽用西俗，近代欧洲音乐生活已经对过去同属儒家文明共同体的东瀛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士的注意。清末重要改革派政治家、同光体诗学的代表郑孝胥（1860—1938）在担任清政府驻神户大阪总领事时曾写诗记录此种活动：
麴町往筑地，正出东海湾。
诸胡所聚居，楼观映晴天。
不知夜何事，聚众张几筵。
童妇齐列坐，施帷当其前。
数人类作剧，笑怒相与颠。
下帷俄复展，一人口有宣。
学语殊未熟，时省怀中编。
主人有四女，鬈发各垂肩。
碧眼若含愁，綵服何蹁跹。
入帷迭娇歌，观者咸称妍。
众中都为谁？舍人在其间。
舍人学胡语，彼胡奚知焉？
读书二十年，此举谁谓然。
吾意顾有在，未足为俗言。
这首古风颇可以补乐史之不足。然其时写西乐之人众矣，未有如彼能状其细节而气韵生动者也。而日人渐染西风之形貌，也被他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末句之言，仍然显示出儒生本色，与后来留日学生中的新派人士有异。
可以认为，从洋务运动伊始至“戊戌变法”前夕的30年间，伴随政府层面的中、西交流范围的扩大，部分中国士人（主要是朝廷中的官吏）对于西方音乐文化已经有了较为直接和深入的感性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思考，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的产生做了初步准备。当然，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士大夫（尤其是在野人士）对西方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其音乐观念仍然停留在传统范围之内，坚守传统的“礼乐”教化观念，对西方音乐加以抨击者亦复不少；同时，清廷对西方的交聘活动，其根本目的仍然是学习西方技艺，而非引进其制度，对包括音乐思想在内的中国固有观念，仍然没有达到全面反思的境地。因而，这一时期只是近现代音乐思想的酝酿准备期，必有待时局的变化使思想界出现更为深刻和剧烈的动荡，才能猛烈地动摇传统观念，为新思潮的正式产生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