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近世西方学术、思想、宗教、艺术自明末传入中土，利玛窦与徐光启等移译西学典籍，使中土士大夫知道泰西学术文化之精微，此为第一次“西学东渐”。明末丧乱之后，自清初至清中叶，西学的传入并未中断，但其影响仅限于宫廷及部分士人。通过活动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中、欧文化在康、雍、乾、嘉时期发生了较多的接触。
但在一般士大夫的头脑中，西方文化的印迹依然十分淡漠，在传统的书院和官学校教育中，几乎没有任何西学的踪影；在清政府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重内陆、轻海疆的国防战略影响下，在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帝及朝廷重臣对于英吉利等西方国家的情况还处于相当无知的状态。
[8]
而至19世纪中叶之后，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的西方文明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开展和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的背景下，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音乐生活（包括日趋僵化衰微的各种宫廷和民间宗教仪式音乐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娱乐音乐）还在不断延续，中国人固有的音乐观念和音乐学术活动也还保有强大的惯性，但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趋势下，已经出现了某些变数。尤其是洋务运动中引进的某些“奇技淫巧”（如袁世凯小站练兵在新式陆军中组建的西式军乐队）和西方教会圣歌在中国信徒中的流行（也包括像上海工部局乐队这样最初由洋人组成的活动在租界的西方乐队），已经使过去一直封闭自足的中国音乐版图出现了裂缝（甚至连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导者也创制了许多仿效基督教圣咏的群众歌咏形式），为新音乐思潮的产生做了最初的准备。
应该说到19世纪晚期，相对于西方经济入侵对于中国广大内地的自然经济的影响而言，西方思想文化对于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则要普遍和深刻得多：“19世纪90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90年代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