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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师夷长技、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甲午之战中遭遇了惨败。中国思想界在如何处理传统与今日、自身与西方这一根本问题上，再一次出现重大变化。而士大夫中的某些先觉者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就开始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核心层面了（虽然表面上是在传统的学术框架的基础——经学——之中进行的）。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主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为了中国新思潮最重要的推手。他们有关音乐问题的论述，代表了最后一代完整接受传统科举教育的旧知识阶层，在面对中国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困境时，对固有音乐观念所进行的反思。这在音乐新思潮的产生过程中，无疑有着重要历史意 义。
康有为的思想来源十分驳杂，除今文经学和儒家学术外，也广泛涉猎大乘佛教和西学。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可以感受到将中国固有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加以重新（有时是激进的）解释以图和其所了解的西方情形相结合，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愿望。
在1895—1898年间，康有为和一班同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维新图存运动（在“戊戌变法”中达到高潮），提出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建议。在此之中，他特别注重对于教育文化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理想突出体现了他希望以中国传统思想（所谓“孔教”）为内核，但大力采用西方现代学校教育形式以彻底改革陈腐无用的官私学校的目的。为此，康有为在1898年变法运动中给光绪帝的《请开学校折》中明确以“复古”之名要求建立全新的包括音乐在内的现代学校制度：
吾国周时，国有大学、国学、小学三等，乡有党痒、州序、里塾之分，教法有诗书、礼乐、戈版、羽籥、言说、射御、书数、方名之繁。人自八岁至十五岁，皆入大小学。万国立学，莫我之先且备矣。……后世不立学校，但设科举，是徒因其生而有之，非有以作而致之，故人才鲜少，不周于用也。臣不引远古，请近校于今欧美各国，而知其故矣。
欧美之作其国民为人才也，当吾明世，乃始立学，仅从僧侣，但教贵族，至不足道。及近百年间，文学大兴，…… [引者按：此段举普鲁士弗利德里克大王兴办义务教育之事] 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
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
康氏以其独到见解，意识到同为君主国家的德国和日本（后者还是同文比邻且依靠变法新胜我之国），其教育制度对中国最有借鉴意义——而德、日，无疑正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影响最为巨大的两个国家。百日维新虽然转瞬即逝，但康有为希望革新学校教育的倡议并未被最高统治当局忽视，1905年清廷最终废科举、兴学校，大量派遣留学生负笈欧美和日本。从此直至1949年之前，中国的音乐教育从无到有，取得了重大成就，不能不说滥觞于康有为在这一时期的大声疾呼。
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深受春秋公羊学“三世说”和《易经》“穷则通变”的影响，一方面极力复古，以近世为非；一方面又以学习西方为复古的途径之一。而康氏的音乐思想，应该说与他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一样，也是以中学为内核、西学为羽翼的——一方面越是要固守儒家经学的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就越要努力吸收西方近世的知识成果，这种“体用两极”的观念构成了康有为音乐思想最独特的景观，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戊戌前后中国激进的改良人士对于音乐的新认识。如其在作于1904年的《丹墨游记》中云：
孔子六艺，以乐为一，其言治国尤重之。既非墨教，何事弃乐。不意宋儒汛扫之至此也。今西乐之琴，既和且平，可谓得雅乐之意……然则可谓吾辽世千年已亡之雅乐，而今欧人续之可也。故西琴者，吾直谓之古乐返魂焉。中国古乐亡于隋，唐代以龟兹之箏琶，皆非为我物。然则今乐之宜扫荡，而宜代以西乐，吾可直谓之逐去异族而光复可也。今欧人他乐有铙、鼓、角、吹，虽粗粝猛起，乃我汉世军乐，亦可谓之复古。且置之万国竞争之世，以乐感民，奋厉康峭，乃以发尚武之神……至于歌乐，吾则一概汛扫而更张之，摧陷廓清，比于武事，而以西乐代之……吾欲推求而张以八十四律，则庶几盛德太平之音复见，以传于后太平世乎！然此渊永眇微之音，亦非今日与国民共之者也，故西乐决宜尽行也。
尽管无论从传统观念还是从纯学术的角度视之，康有为的这种见解堪称“咄咄怪论”！但这种言论所代表的社会心理确实值得从思想史的视角加以评估。康氏根据自身的政治和文化改革的需要，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截取了对其有用的“进化论”成分和“普世性”目标，再用西方近世文化（包括音乐艺术）在功利性层面上的繁荣来佐证其理论，从而在“复古”的旗号下，为推行西乐、丢弃传统确立了堂皇的理由。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等维新人士以复古为名，猛烈抨击中国近世传统的态度，对包括音乐思想在内的20世纪中国各种文化思潮影响甚巨。
由于上古三代距今遥远，实在无迹可循，而对于秦汉以来（尤其是明清以降）音乐文化的批评却在戊戌至辛亥间极为流行。这种“托古改制”之说，实际上成为引进西学、刷新传统的理论依据，一旦和当时西方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结合，便催生了在音乐思想领域中一度占据主流的“进化论”和“全盘西化”倾向，民国初年出现大量全面否定近世音乐传统的见解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弟子，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和学术史上（尤其是民国初年）占有重要地位；而相较于乃师，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就极为重视参与文学艺术界的新活动，致力于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在中国音乐思想史上，梁启超是第一位具有鲜明近代意识的革新者。
在思想意识方面，梁启超深受严复《天演论》中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影响。如果说康有为的思想还更多囿于传统的儒家经学体系（虽然已经十分激进了），那么梁启超则基本上摆脱了这一体系，进入到了接近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中；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的启发下，梁启超比康有为有着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自觉意识（“中华民族”这一对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实践有着关键性意味的意识形态理念，即出自梁启超之手），这种自觉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艺观及对音乐的看法。在其晚年的总结性的思想史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1925年），梁启超以中国传统学术的最后传人和中国近现代学术系统的奠基者的双重身份，总结了他对于音乐理论研究的看法：
昔之言学者，多以律历并举。律盖言乐之律吕也。其所以并举之故，虽支离不足取，吾为叙述便利起见，姑于述历算后次论焉。可纪者少，等于附庸而已。
中国音乐，发达甚早。言“六艺”者两说，《周官》大司徒之“礼、乐、射、御、书、数”；《汉书·艺文志》之“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皆与居一焉。儒家尤以之为教育主要工具，以是招墨氏之非议。惜无乐谱专书，其传易坠。汉魏以降，古乐亡，以至于尽。累代递兴之新乐，亦复阅时辄佚，而俗乐大抵出伶工之惰力的杂奏，漫以投里耳之好，故乐每况愈下。乐之研究，渐若起一部分学者之注意。固宜然矣。
清儒所治乐学，分两方面：一曰古乐之研究，二曰近代曲剧之研究。其关于古代者复分两方面：一曰雅乐之研究，一曰燕乐之研究。关于近代者亦分两方面：一曰曲调之研究；二曰剧本之研究。
清儒好古，尤好谈经。诸经与乐事有连者极多，故研究古乐成为经生副业，固其所也。
……
夫今日音乐必当改造，识者类能言之矣，然改造从何处下手耶？最热心斯道者，亦不过取某国某名家之谱，随己之所嗜，拉杂输入一二云尔。改造音乐必须输进欧乐以为师资，吾侪固绝对承认。虽然，犹当统筹全局，先自立一基础，然后对于外来品有计划的选择容纳。而所谓基础者，不能不求诸在我，非挟有排外之成见也。音乐为国民性之表现，而国民性各各不同，非可强此就彼。今试取某国音乐全部移植于我国，且勿论其宜不宜，而先当问其受不受。不受，则虽有良计划，费大苦心，终于失败而已，譬之撷邻圃之秾葩缀我园之老干，纵极绚烂，越宿而萎矣。何也？无内发的生命，虽美非吾有也。今国中注意此问题者，盖极寥寥。然以吾所知一二先觉，其所见与所忧未尝不与吾同，盖亦尝旁皇求索，欲根据本国国民性为音乐树一新生命，因而发育之，容纳欧乐以自荣卫。然而现行俗乐坠落一至此甚，无可为凭藉；欲觅历史上遗影，而不识何途之从，哀哉耗矣！次仲、兰甫之书，以门外汉如我者，于其价值如何不敢置一辞，然吾颇信其能示吾侪以前途一线光明。若能得一国立音乐学校，资力稍充，设备稍完，聚若干有音乐学素养之人，分出一部分精力，循此两书所示之途径以努力试验，或从此遂可以知我国数千年之音乐为何物，而于其间发见出国民音乐生命未孵之卵焉，未可知也。呜呼！吾之愿望何日偿也？兰甫先生盖言“其在数十年后乎？其在数百年后乎？”
这实际上表明了梁氏认为严肃的理论性的音乐研究必当从古代作为经学的附属品转变为近世新学术系统中一独立门类的重要见解，也是受西方近代学术影响而发生的中国“音乐学”作为独立的人文学科出现的前提。同时，他既认识到“必须输进欧乐以为师资”，又强调“非可强此就彼”的中道观念，也显示出不同流俗的深解。而与之前的许多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士大夫身份的思想家（包括康有为）不同，具有近代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梁启超秉持“进步”的信念，反对中国传统意识中“厚古薄今”的思想：
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企及。余平生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耆龟，即并世人物，亦何蘧让于古所云哉！
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倡导“少年中国”之说，极力鼓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革命”和学堂乐歌运动。其泼辣犀利的“新民体”文论在戊戌至辛亥年间风靡一时；而“作为乐歌教学和戏曲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梁启超在中国歌剧发展上的探索和贡献都是他的老师康有为所无法比拟的……梁启超对音乐戏剧的新锐观念和切实的实践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同代的那些理应有所作为的音乐家和戏剧家。”
而在音乐思想方面，梁启超明确提出了音乐是改造国民品质、进行精神教育的重要手段，其对音乐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重视程度绝非旧时代中国知识精英可比：
去年闻学生某君入东京音乐学校，专研究音乐，余喜无量。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中国乐学，发达尚早，自明以前，虽进步稍缓，而其统犹绵绵不绝。……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大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读太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谓诗与乐分之致也。……呜呼！诗在于声不在于义。……至于今日，而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蠹矣。倾读杂志《江苏》，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之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阕，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
正因为将音乐视为塑造新国民的必需要件，梁启超特别重视从西方引进的具有全新社会教育功能的音乐形式：军歌、学校歌及戏剧音乐。他身体力行、极力倡导这些新音乐形式，力图借此发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以达到重塑中国魂魄、再造中国文化的目的。
梁启超对于军歌的推重，与晚清瓜分豆剖之势下，有识之士提倡远效德国、近法日本，实行军国民教育的理念实相一致，意欲以西方近代的尚武精神改变明清以来右文轻武，读书人不知兵的现状，进而振兴全体国民的精神和体质：
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昔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甚矣声音之道感人深矣。我中国向无军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后《出塞》，盖不多见，然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
为此，他对黄遵宪具有尚武精神的诗歌推崇备至，而也对包含大量军国主义思想的学堂乐歌极力称赞。他高呼：“乐学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
应该说，他是发源于东瀛的学堂乐歌运动的重要推手。曾志忞编唱歌集成，启超即著文表扬之：
上海曾志忞，留学东京音乐学校有年，此实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也。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曾君倾编一书，名曰《教育唱歌集》。……从此小学唱歌一科，可以无缺矣。吾见刻本，不禁为之狂喜。
而沈心工、曾志忞等留日学生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起音乐讲习会（后改称“亚雅音乐会”），对于培养清末民初中国新式学堂中的音乐人才关系甚巨。梁启超对其深为关注，亲身参与，并著《亚雅音乐会之历史》（1904）记其事。
而自辛丑之役后，清廷实施新政，中央预备立宪，地方遍设学堂，许多计划制度，实皆仰赖于蛰居国外的梁启超、杨度等人。音乐科大量进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级学堂中，与梁氏的倡导不无关系。
梁启超最早意识到：开办新式学堂，其音乐课必须有新制之专门乐歌，而且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应有不同于传统之处。对于新式音乐教育，梁启超极为关心，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
惜公度（指黄遵宪）亦不解音律，与余同病也。使其解之，则制定一代之乐不难矣。……抑吾犹有一说焉：今日欲为中国制乐，似不必全用西谱。若能参酌吾国雅、剧、俚三者而调和取裁之，以成祖国一种固有之乐声，亦快事也。将来所有诸乐，用西谱者十而六七，用国谱者十而三四，夫亦不交病焉矣。
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杨皙子（即杨度）之《黄河》、《扬子江》诸作，庶可当之。亚雅音乐会之成立，鄙人尝应会员诸君之命，撰《黄帝》四章。该会第一次演奏，即首唱之。和平雄壮，深可听，但其词弗能工 也。
而就在1900年代留日中国学生的音乐戏剧实践中所起作用来看，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歌剧产生的先驱，其音乐戏剧思想也颇有足以观者。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士，对于西洋歌剧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比起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改革中国旧有戏剧，已成为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 识。
梁启超正是率先倡言改革而身体力行者。他在1905年为横滨大同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创作了六幕通俗剧《班定远平西域》，其中大量采用新音乐的歌调和素材（多以欧美和日本现成曲调填词，亦借用中国民间音乐）。这部配乐戏剧的上演得到了戴鸿慈、陈鸿年等观剧的清朝官员的极高评价，谓其“抑扬有致，令人生蹈厉发扬之慨”；“其声悲壮，令人慷慨激昂，泣数行下，华人莫不拍掌，呼中国万岁，不愧精神教育。内地剧场如能一律改良，有功世道匪浅。”
而对另一部由其本人创编的学校剧《易水饯荆卿》，梁启超曾评论说：
欧美学校，常有于休业时学生会演杂剧者。盖戏为优美文学之一种，上流社会喜为之，不以为贱也，今岁大同学校年假时，各生徒开一音乐演艺会，除合歌新乐府外，更会串一戏，曰《易水饯荆卿》。……文情斐茂，音节激昂，亦致可诵也。
作为清末民初杰出的活动家和政论家，梁启超是第一个以完全的近代视角看待中国音乐并以自己实际行动改造之的思想家。他一生为学行事，以“群”和“变”为宗旨，始终立足中国本位和现实状况，追随并推动新的思潮，“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这也使得他不自觉地成为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音乐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尤其是在以“国族”为指向的进化论音乐观念取代以“天下”为鹄的的儒家礼乐思想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或带有他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