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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为止，我说的话中还未涉及比尔先生对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所作的区分，并用前者来反对后者的那种看法。这一区分会起到实际作用吗？毫无疑问，《国际联盟盟约》并没有认可这种区分。该盟约第10条宣称各国同意不但尊重，还要“ 维护 ”领土完整。这里没有限定可运用的手段，“维护”就是维护。第16条指出了可以运用的手段。其中第一部分明确谈到了经济和金融制裁。但是，这一部分给人的印象是它的独立性：实施经济制裁可以，也可以 不 伴随军事制裁。该盟约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授权，这一点与其字面文字存在抵触之处。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与第一部分是个整体。而根据第二部分，“在 此种 情形下，理事会有责任建议一些国家的 政府 关注其 有效的陆海空诸种军事力量 ”等等，第三部分则要求成员国允许输送军队。从该盟约的观点来看，经济制裁不可能替代战争，它们是战争的工具之一。
那些对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作出区分的人，与反对制裁的人至少存在某些共同点：他们谋求对该盟约第10条和第16条作一重大修改。即便如此，仍然存在这种分别到底有多大可行性的问题、国际联盟设计者是否在把经济和军事制裁并用方面并不具备足够现实感的问题，以至于如果取消了军事制裁，经济制裁也将被取消。
让我首先对经济制裁支持者普遍使用的“抵制”（boycott）一词谈点看法。这一用法不仅不严格，实际上还会误导人。抵制是一种个别人或团体的行为，这类行为并不带有政治的性质：拒绝对某个特定国家特定的商行、公司或商业代理行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它的性质体现在它最初发源于爱尔兰的那些条件之中，也体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抵制行为之中。无论这个词还是这样的观念都没有被运用于国际事务， 在国际事务中 ，我们使用的只是禁运与封锁这样的词汇。该盟约当然没有使用诸如抵制之类含混的措辞，使用的是“ 切断 所有贸易与金融联系”，“ 禁止 ”国民之间的交往，“ 阻止 ”国民、金融贸易以及个人的一切往来。这些措辞显得斩钉截铁，令人想到中世纪的宗教停权令。无论如何，切断与禁止意味着禁运；而没有封锁的配合，阻止就没有意义。
于是就产生了问题：没有陆地与海上封锁这类诉诸战争的手段，是否还能 成功地 实施经济制裁？我很怀疑，是否能给出适用于所有这些情形的答案。如果制裁针对的是一个弱小国家，而所有其他国家又一致同意并齐心合力地支持制裁，那么，制裁能起到威慑的作用。但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即使针对一个较弱国家（我已提到过俄国的例子），我们也不能保证成功地进行威慑，除非得到战争手段的增援；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制裁会使受到制裁的国家的民众产生满腹怨气，滋生军国主义的情绪。受到制裁的国家会觉得它等来的不是正义的裁决，它被迫向超级强权作出让步，就像输了一场战争一样。
在许多情况下，正如从前的事例表明的那样，即使针对一个较弱国家进行的纯粹的经济抵制，也不会获得成功。考虑一下土耳其抗击希腊的解放战争的例子。土耳其一直得到法国的秘密资助，以对付英国支持的希腊；即使在土耳其受到封锁的情况下，法国和意大利还一道向土耳其走私武器弹药以从中获利。几乎所有的事例都表明，政治对抗和追逐利润可以令所谓的经济抵制归于无效。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尽管协约国拥有难以匹敌的陆海军资源，它们对德国的封锁是一种公开的战争行为，但也没有取得完全成功。
存在着许多声称要为国际联盟和《巴黎公约》“装上牙齿”的说法，从理智上讲，这些说法极不负责。所有的事例均表明，
单纯的
经济制裁只是一副制作拙劣、易于折断的陶制牙齿。国际事务中的牙齿是一副真正的
牙齿
——封锁和其他战争措施。依我看，比尔先生把日本的例子视为一个关键事例，这一点十分正确。他争辩说，如果国际联盟和美国在日本和中国拒绝把它们之间的争端提交裁决的情况下，及早显示出实施经济制裁的意图，那么，沈阳事变
可能很快就会得到解决，从而可使上海的战事得以避免。宣称一件已发生的事情如果不发生，则另一件事情将会发生或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例处理起来当然非常棘手。而当比尔先生声称，单单通过经济制裁就能实现双方的和解，没必要动用封锁手段以保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这个论点的思辨性质也未见有丝毫减弱。根据他的主张，所需做的事不过是通过立法，禁止向“侵略国”出口货物，并禁止从“侵略国”进口货物。
思辨性的假设总归是思辨，单纯的“禁止”而不是“阻止”，不足以成功地阻止日本实施其计划；同时还会制造出对建立国际秩序十分有害的怨恨，并导致军人操控局势。可以相信，日本将退出国际联盟；由于美国是日本货物的主要进口者，日本会把它积聚的怨恨化作战争挑衅。这种结果如果不是在眼下，那么会在日后加强执政党在日本国内的地位，该党欲使日本坚定地“走向亚洲”。
对日本可能采取的行动作出一种现实的评价，就不能不考虑到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传统。西方人很可能会忘记，日本不仅是个与美国和欧洲相隔很远的岛国，而且与亚洲也相隔甚远；长久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小心谨慎的闭关锁国和排外政策。我们不可能夸大这些情况对日本人心智造成的影响。最近的战争告诉我们，无论如何，通过宣传和屏蔽所有反对它的新闻消息，政府可以多么容易地对舆情实施控制。在日本，做到这一点更是轻而易举，因为日本民众怀着赤诚之心相信：日本针对中国的行为是“正义”的，它事关民族的生存。认为只要通过制定法律，无需借助封锁和其他武力展示，就能令日本改变其政策，或者，运用这种法律不会起到积聚怨恨、增加军方声望的效果，这些想法都不切实际。
那种以为事情本该如此的信念，不只是思辨的结果。请看135个在日本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签署的一项声明，他们并不想为日本的行为开脱，他们的陈述可见于下面这段话：“如果所有反对侵略的国家如同《国际联盟盟约》规定的那样，拒不放弃动用经济制裁措施，从当前形势来看，我们相信，针对日本的禁运威胁只会让日本的公众舆情更趋一致地支持军方的政策”——这一陈述的温和节制令它更值得信赖。
有人以为，对经济损失的担忧会阻止任何好战国家发动战争，但晚近的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日本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令这类担忧最不能产生威慑效果的唯一国家。人们可以指望，对经济制裁的畏惧会对一些国家起到极大的威慑作用，在这些国家中，产业利益压倒一切，民选政府占有极重的分量。但日本的情况刚好相反。强大的封建传统使军人享有崇高的威望，内阁中的军人成分也压倒了平民成分。所有的事实都与下述信念相抵触：一个单纯法律上的姿态足以动摇一个国家的政策，在这个国家中，军人正在磨硬他的牙齿投入一场追逐逃跑者的比赛，并博得了舆情的一片喝彩。如果以为我们需要制裁和“牙齿”，然后又突然停止其使用，这种情况显得逻辑上不连贯，因而是做不到的事情。
让我们回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实际发生过程。我们可以再现一下假使所有列强对日本发出经济制裁威胁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假定这时所有列强已对运用制裁以实施威慑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制定了相同的政策。于是，质询和抗议声日日不断。民选政府必须日复一日作出解释，对未来的行动作出某种有条件的保证。军队将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逐日加以部署，让民选政府不动声色地向民众说明，令他们兑现承诺的条件还未得到满足。事件进展得很快。没有理由认为，与此同时，日本不会顶着经济制裁威胁的压力行事，直至把它制造的侵占中国东北 既成事实 放到世人面前。这不是一幅赏心悦目的景象，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隐瞒这一事实对谁都没有好处。
有人反驳说，要是《巴黎公约》载有使用武力的条款，或者能将《国际联盟盟约》配有“牙齿”的条款付诸运用，就不会发生所有这类事；然而，这一反驳只会把我们置于一种两难境地。如果“牙齿”不是假牙或纸做的牙齿，那么它就意味着封锁，并且时刻准备着一旦事态失控就进一步动用军事力量。即便这类手段获得成功，这种“成功”也是任何战争能够带来的东西，应付这种事态显示的成功 并不 有助于建立一种有组织的世界秩序。就日本的情形来看，这种成功会令它满怀怨恨，并巩固军人的强势地位。要是不动用武装力量，那么展示经济“牙齿”除了制造怨恨外，不会在中国东北产生任何其他的效果，它还会使今后诉诸纯粹的和平手段显得比现在更为荒唐可笑。有一个事实现在就可确信并非是单纯的思辨，即日本实际上已经从上海撤军；官方发言人承认，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招致了世界其余人的“憎恨”。就算日本是迫于制裁的威胁撤军（像日本这样傲慢自大的国家，发生这样的事似不太可能），我认为，日本的后续反应也将表现为比今日更为暴躁和好战的态度。
还需要指出，如果采用国际经济制裁的措施，中国不会置身事外。作为参与制裁的一方，它不能不听凭国内外势力任由驱使。日本已宣称，中国国内出现的非正式抵制为它进攻上海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显而易见，如果中国参与正式的抵制，这会使日本的借口变得更加堂而皇之。只要它愿意，它那强烈的挑衅欲望就可以成为与中国开战的根据。十之八九，他会让战火从长江流域一直烧到汉口、天津和北平，还有可能漫延到厦门和广州。中国从其避免宣战中得到的所有好处，就将全盘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