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际联盟盟约》包括第10条和第16条,人们却始终拒绝援引后一条使用制裁的手段。它在这方面的记录并非没有瑕疵。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动用制裁的观念是空想的观念。如果这一观念能够得到实际运用,如何解释国际联盟的政策呢?如果要责备的是非国际联盟成员国,这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加清楚:国际联盟把各个国家作出划分,这使得联合一致的行动成了不切实际的东西。如果这种责备只是意味着国际联盟理事会未能自负其责,那么,这一事实也只是证明,这些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也未能团结一致地采用强制的力量。
可是,有关国际联盟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美国不依附政策的陈述,尤其值得引起注意。依我之见,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事实上,那些鼓吹我们应加入国际联盟的美国人,他们十分积极地要求采用制裁政策。法国承诺会在特定条件下,也就是关系到维护《凡尔赛和约》神圣性的情形下使用制裁手段,并且附加了这样的先决条件,即实施制裁的国际力量须有法方人员参加,或者须得到英国和美国陆海军力量的支持。某些较小的满足于 现状 的国家认为,制裁会强化其安全,抵御某些大国的帝国主义倾向。然而,一般来说,大国不愿意支持制裁,它们的态度由麦克唐纳关于《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的评论可见一斑:麦克唐纳称之为“朽木”,认为应予以删除。
我们可以从国际联盟如何处理冲突的历史中发现它坚拒使用武力支持制裁的证据。坚决支持国际联盟的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对之提出好评,认为它仅仅求助于宣传、调停,努力寻求使公众舆论与意愿协调起来。奇怪的是,只有大洋这边的国际联盟支持者因为未能运用制裁措施而批评国际联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那种实际控制着欧洲介入国际事务的行动因素颇为隔膜。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敦促人们去做不可能之事更不现实的人了——尽管从表面上看,参与“实施”国际联盟的武力制裁是可行的。
由于无法考察国际联盟的全部历史,我将选择一个我认为典型的例子来加以讨论。为了表示支持《洛迦诺公约》,英国同意为德法前线的和平提供保障,但拒绝保障德波边境的和平。人们一致认为,英国作出这一决定,部分原因是它认识到,在后一种情形下,它不能保证英联邦成员国与它保持一致。既然如此,人们又怎能指望英国将其用武力支持制裁的白纸黑字的保证运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呢?
当然,英国的克制还有其他原因。欧洲不是一个团结和睦的家庭,甚至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为同盟的国家也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英国不可能为巩固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而放弃传统的外交政策,比如要是英国由衷赞同制裁,以便为东欧平静的战争态势提供保障,那么就会起到这种效果。大国间的国家利益的较量、历史创伤、旧恨新仇、猜疑妒忌,使之不可能联合起来实施统一的制裁措施;勉强的实施,只能为已有的对立火上浇油。
以上提到的这个特殊之点,当然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法国不停地要求确保《凡尔赛和约》拥有的长久影响力。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7年在《纽约世界报》( New York World )上写道:“用‘修正’一词替代‘侵略’,用‘维护巴黎公约’一词替代‘安全’,你就会知道这场无休止争吵的真实意义何在。”撇开权利与正义的问题不谈,利益上的冲突将会继续阻止达成有效的一致,而实施制裁必须要求一致行动。要是我们专门来看看英国和法国,那么,一位作家在1928年6月的《圆桌》( Round Table )杂志上颇为真切地指出了这样的情形:“当英语世界使用‘和平’一词,它想到的是某种事态,这里不但没有战争,而且人们普遍接受了一种政治结构;人们所以默认这种政治结构,又不仅仅是屈从于 武力胁迫 。当法国人谈起 和平 ,他们想要的宁可说是由和平条约创造的政治格局。这更像是一种通过法律控制的局面,而不是靠道德形成的局面。”
撇开和平条约问题不谈,假定存在一种情况,人们断言英国、法国或美国在履行国际义务方面存在违约行为,他们呼吁依据《国际联盟盟约》有关条款对它们的行为进行制裁。这时会有人相信这些条款被付诸实施吗?如果有人竭尽全力要使制裁条款生效,这对美国的舆情会产生何种效果?这种效果是否有利于维护以促进和平为宗旨的国际组织?要是有人思量一番后脑子里浮现出一幅如何作出反应的画面,那就不可避免会爆发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他也会对祈求制裁美国的任何其他强国中产生的类似效应表示欣赏。为什么要限定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范围呢?美国支持制裁者的心目中,似乎对哪个国家会成为有罪一方始终存有一个未予言明的前提。
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个更少假设性的例子。假设俄国与中国在1929年的中国东北争端中走得如此之远,就像日本与中国1931—1932年就同一地区发生的争端那样变得一发而不可收。反俄情绪其实还有除俄国拟对中国东北采取行动以外的原因,这就有可能触发针对俄国的制裁。但是,这会让俄国或它的世界其余地方的同情者确信,制裁行动的真正理由正是人们宣称的那一种吗?如何实施制裁呢?制裁又将如何发生作用呢?难道说人们已明显认识到,只有打一场更大规模的老式战争才能达到制裁的目的?各国国内会涌现大量反对制裁的呼声,这难道不是极为可能,且实际上肯定会出现的情况吗?英国的工党会赞成动用制裁手段吗?
我们并不是单靠思辨来考虑俄国的例子。曾几何时,当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与敌意达到了极点,他们尝试对俄国实行经济“隔离”;俄国无疑因此遭受磨难,那份死于饥饿之人的名单上又增添了好多人,但这种措施除了令全体俄国人——不管其持有何种经济哲学——对外部世界感到愤愤不平之外,它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效果。即使比俄国弱小的国家也能退缩到内部,支撑到风暴平息。可是在风暴肆虐的时候,旧仇会被重新唤起,引发未来战争的怒火又被点燃。
我只能作出这样的断定:有些人为国际联盟未能按纸面上的规定动用制裁措施而感到痛心并指责国际联盟,在他们想来,民族主义的对立和雄心已趋衰歇,但这并不符合事实。他们设想的那种世界各国 领袖 间的融洽一致并不存在。如果我们要依据这种有关融洽一致的设定行事,那我们的行动只会加重已经存在的不和。欧洲并不存在人们想象中的那种至为高尚的外交,但那里的外交部门至少具备了足够的智慧,它们认识到呼吁制裁中隐含的危险,因此同意让《国际联盟盟约》中的有关条款形如一纸空文。看来我只能认为,有人劝告国际联盟:宁愿采取回避的态度,也不要采纳诉诸强制力量之类耸人听闻、令人瞠目的举措。在美国属于学术讨论的事放到欧洲,就会是致命的。况且,在美国这样的事也不完全属于学术。诉诸制裁激发了本国所有致使我们仍呆在国际联盟门外的那种态度与信念,使之颇具活力。更糟糕的是:它对各种极端孤立主义活动产生了刺激作用,为它们提供了各种口实,而所有这些辩护之词均难以摆脱空想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