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篇文章仅止于说明在远东制造的国际冲突的一些情况。到目前为止，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否定性的。一方面，是发展缓慢、刚刚开始社会与政治转型的中国。另一方面，在日本与美国之间有着尖锐而紧迫的利益冲突，而在英国与美国之间则存在着一些比较长远的困难。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措施，既能保障中国缓慢但正常的独立发展，又能消除其他国家之间分歧的根由呢？在我看来，这明确了华盛顿的基本问题所在。解决办法是不容易得到的。它几乎让人想起了，当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遇到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时，将会发生什么这个老问题。

目前，本文作者并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可以提供。但是，看起来确实有可能为理顺问题指出有助益的路向。关于远东的这些问题，其他国家会合作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必然。但是，在针对中国的外国列强合作与相互之间针对对方的列强合作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应该寻找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它对中国的国际监管与控制保持在最低限度，而对各个国家单独针对中国的行为则实行最大限度上可行的国际监管与控制。让我们在试着对中国进行一种国际调整之前，先互相对对方进行这样一个调整吧。

在我看来，这是着手处理把对中国——以及西伯利亚——的公平与其他国家之间冲突的减少结合起来的第一个方案。这个总方案以这样一种方式具体转换如下：这次会议应当为远东事务设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委员会。为了确保对外国在中国活动的适当监管而又不过分介入中国本身，会议应当确立一个规章来主导委员会的行动。这个规章应该包括下面这些要点：

1.所有的垄断与垄断合同都应当被绝对禁止。要说清过去一直在其他国家之间引发冲突并限制中国行动自由的那些垄断合同的历史，需要的篇幅会超过这些文章的长度。各国应当同意，在公用事业与公共财产方面，与中国有关的每一份合同都应提交给这个委员会，这不是为了确认而是为了驳回，如果它隐含着任何垄断特征的话。

2.所有赞成设立这个委员会的国家都应当同意，把一切现有的、涉及中国政府的政府行为的合同，不管是国家层面上的，还是地方层面上的，都提交给这个委员会。如果不是立即废除，他们至少应当同意逐步废除这些合同中规定的一切垄断，虽说当然并不一定要抛弃已经在着手进行的一些具体事项。

3.给中国政府的一切贷款，只要有可能使中国的资金偏离到那些非生产性的目的上，那么不管是国家层面的还是地方层面的都应予以禁止，包括那些所谓的行政贷款。在建造港口、建设铁路、开掘矿藏之类的工作在实际进行的情况下，加入这个协定的任何一个国家发放的贷款都应当设立一个可供支取的贷方。

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给予了如此多的特许权，并且拿如此多的资源作交易呢？不完全是因为外国的压力，内部的腐败无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通常的程序是这样的：某一群中国官员需要钱，部分是为了政府结算，部分是为了中饱私囊。某个有银行关系的外国方面提出给予数百万元的贷款，只要他们能得到一个垄断特许权，或者只要中国会购买一些材料、无线电设备、飞机，或者这个外国方面想要处理掉的无论什么东西。然而，这笔贷款并不是为了特定的交易而以一个信贷形式发放的。它经常是用来偿付眼前的债务，而且被乱用在“行政”上，大多数情况下是短缺的。当到期时，它就相应地成为要重复相同的过程来面对的另一笔债务。如果这次会议能采取步骤来杜绝今后此类操作的发生，那么，它将造福于中国，而且会消除出借国之间冲突的根源。

4.这个委员会应当作出一种诚恳的努力来列出中国的所有义务，包括各项赔款，它们是明确的、附有相关条目的充足信息。随后，应当来看看在合伙经营与退还的方向上可以做些什么。在眼下，北京方面自身实际上完全不可能弄清中国的负债与收入是什么，尤其是那些国内项目。中国避免破产以及履行它的国际义务的能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持有中国保证的那些外国应当得到授权确保一个明确的审计和公告体系，作为用于任何目的的任何更多外国贷款的一个先决条件。

这牵涉到对中国行政方面的财政的某种监管，正如我们的第三条措施要求从技术上通过审计，对贷方的支出设立一个监管。但是，它是一个对与政治干预无涉的一些特定目的的监管，并且符合对中国的公共资金进行比较诚实而精明的管理这个意图。这样，摆脱了伴随着目前方法的所有那些干预，它会受到明智的中国人的欢迎。

5.应当为无论国家还是地方上要着手进行的公共事宜的公布以及公开投标留出空间。近来，中国需要一些蒸汽机以供唯一一条完全在中国人的指导下并且完全由中国人管理建造的铁路之用。需求被公布了出来，并举行了自由的国际投标。结果，一个比利时企业取得了大部分蒸汽机的合同，而一个美国企业取得了剩下的部分。如果这次实践能得到推广，并对一切供货交易都成为强制性的——与各种垄断以及“优先权”的废除相联系——那么，它会自动取消如今造成国际冲突并使中国的腐败加剧的那些金融活动中的许多。

6.已经存在着的这个银行团应成为委员会在资金方面的一个核心。但是，它应该摆脱各种垄断特征，摆脱局限于四个强国以及从这四个国家的银行团中进行选择的局限。它还应当公开地与相关国家政府的权威代表们联系。

如今，在银行团的银行家们和他们各自的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潜伏的、经过伪装的同盟关系。它应当被公开化，以使银行家们的活动具有政治上的责任和公开性。直到目前为止，银行团一直没有被中国政府承认，主要是因为这个政府想要得到银行团不会发放的那种非生产性的行政贷款。但是，它的存在一直是阻止仅仅意在把中国的各种资源进一步挖过来的那些贷款的主要因素。

然而，中国为了防止它自己官员的无能——以及贪婪——而维持一个银行团的开支，几乎很难无限地跟上。各国政府应当确定他们承担的开支份额。这样，银行团或许就能在一个小的方面像一个国际辛迪加那样运作，至少直到经过检验之前，一直把其本身局限于诸如铁路支线以及那些没有战略上或政治上的重要性的小项目上面。

7.这次会议应当采取一些将会以让中国恢复对其外国关税的控制为结果的步骤。外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之所以被确立起来，是因为外债和赔款。这看起来是唯一的一种方式——也许它过去确实是唯一的方式，外国借此可以得到偿还贷款和偿付赔款的保证。但是，作为由一系列条约加强了的一个结果，中国如今无法调整它在出口方面的关税。不仅如此，而且其他国家对任何一个变更都要求全体无异议。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如今都可以阻止关税提高，它过去曾被武断地固定在5%，现在没有超过7.5%。中国无法通过海关收入来增加它的国家收入，这是它不断求助于外国贷款的原因之一。这次会议应当通过一致行动以及通过对拒不服从的国家施加道德或经济压力来纠正这种严重的弊病。

这个方案会遇到两种相反的反对意见。它会被视为过于温和，无法发挥建设性的清理作用。它也会被视为走得过远，没有实际可行性，包含对外国，尤其是对日本既得利益的过多放弃。因为这个方案隐含着对它在中国的各种“特殊”利益要求的一个放弃。

由于篇幅限制，这里无法论证整个问题。但是可以指出，根据这些或类似的其他具体建议采取的行动，是检验极力宣称他们对和平的至高希望的那些国家的诚意的一个办法。日本的经济利益，无论与其政治利益的关系如何，都在于与中国民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目前，日本的实业家们声称，因为地方官吏的腐败，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他们觉得最好不要用的行为，比如控制原材料等等。把整个贸易状况摆到桌面上来看，就可以知道它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并且，没有必要采取占有原材料的方式，因为那将会以激怒和疏远中国人并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其余国家的一个怀疑对象为代价。

美国也应当在确保日本获得为了工业目的之用的直接原油供应这件事上助一臂之力，即使那意味着牵涉到墨西哥。需要牢记的一点是：不同于特许权持有者和银行家的小团体的利润，商人和实业家的普遍利益完全依赖于中国人购买力的增长。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中国不是一个良好的市场；不值得为了它大费周章。给它一个机会，让它去发展自身，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和平贸易的巨大市场，日本在其中具有许多天然的优势。

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时间，再怎么频繁地强调这一点也不会过分。西方与日本过于匆匆忙忙了。战争使不耐烦的情绪一直加剧，直到让整个世界几乎因远东而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为止。像我提出的这样的措施，即使它们主要是否定性的，也能确保一个缓冲余地。在这段时间内，这个世界可以从对它的神经的刺激中恢复过来并重新获得清醒。会有更多的机会使进一步的必要措施浮现出来，而且是以一种正常的方式。停止对中国的瓜分和从外部对它的各种资源的挖取；停止战舰的建造，这样，远东的各种问题将会逐渐地在一个适当的视域内呈现出来。那么，这个世界能够回头笑看它在1921年对太平洋地区的各种问题的警觉状态的时日就不会远了。如果无法做到这些事，那么微小的冲突原因将会继续积累，人们目前害怕的各种事情将会成为现实。在这场大灾难之后，人们会认识到：相对于犯下的罪恶来说，有关的利益实际上是多么微乎其微，以及适量的预见和善意本来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防止这场灾难。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ju9wkpWMBYPYlFRsE+mMqQEgomA46Y1Kfdn5zUi76ry4I3Q/1BVYb/qaBSVNTX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