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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这次会议以及战争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关系。无论哪一方都承认，它是风暴的中心。然而，它的参与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它是由于激起了其他国家的贪欲，而不是由于自身的所作所为而造成麻烦的。尽管如此，无论它是什么以及更重要的它不是什么，内部的混乱与无能都仍必须算作使它成为其他国家诱饵的一个因素。
这么说吧，存在着三个中国。有在其他国家之间引发冲突与对抗的中国，即就国际关系而言的中国。有就国内事务而言的中国，在管理上混乱、分散，帮派林立，政府腐败严重。还有中国人的中国，人口众多，坚忍，勤劳，用非政治的方法治理着自身，牢固，超过西方人想象力限度的持久和稳定，是过去的和中国转变时可能的未来真正的中国。
就反对把铁路与矿产的国际合作经营作为眼前困难的一个解决方法，因为它把中国视为承受者而不是主动的有活力的力量而言，我想到的是第二和第三个中国。布雷斯福德先生指的，显然是第一个中国。他规定在制定出的协定中，它“一定要是一个主动而自愿的参与者”；中国银行家们必须在这个辛迪加中算上一分子；它必须保留在政治上对其铁路的控制；要为最终的经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归还作准备；必须设立一个仲裁法庭，以使中国借以对抗联合了的国际金融的“强力”。布雷斯福德先生对于中国在其国际关系的确立中应该享有的部分，丝毫没有忽略。
那么，为什么要反对他的方案呢？这是因为，程式化地简要地来说，中国最糟糕的东西，即它的政治与行政状况，使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主动而自愿的参与者；而中国的好东西，它向它可能并应当成为的样子的转变，让人——首先，从它自身来说，然后从这个世界来说——不想使它成为一个被动和被迫的参与者。中国的利益在于让它有一个机会去发展，并以它自己的方式去发展。据我判断，这也是世界和平的利益所在，因为任何由其他手段确保的和平都是一个暂时的休止，它只能延后一个最终的爆发。
中国目前的国内局势使它作为一个主动而自愿的参与者加入一个国际协定的表述，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东西。它与事实相去的距离，和过去关于其领土与行政上完整的那些套话一样遥远。就像那些套话一样，当实际地面对现实状况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文字形式。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就像那些套话一样，它会成为外交机构用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并欺骗他们的百姓的一个手段；而与此同时，有损于中国并且最终会在各个国家之间制造出新的冲突根源的各种掠夺行径还在继续着。
在中国不存在一个能够代表国家说话的“政府”，没有能够具有管辖权的“政府”，也没有能够有能力执行提出来的协定中的各项条件的“政府”。这些只有通过外国对中国国内事务的不断干预，才能得到实行。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参与政治生活、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愿意呈现出目前状况中可能最好的那些事实，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对中国来说并不好，这就是目前得到外国列强承认的这个政府只不过是个空壳，它的管辖权几乎延伸不到北京城墙外面。它缺乏受过教育的阶层以及商人阶层的信任和支持，缺乏除了那些政治银行家之外的一切银行家的信任和支持，而那些政治银行家一直在从它的腐败与无能的状态中捞取好处。它主要由一些自立山头的地方军事首领和将军们统治着。
这并不是说外国列强应当承认另一个“政府”，比如广州政府之类的，并与之打交道。眼下，后者比较像样和进步一些。但是，它的主动管辖权几乎难以延伸到两个省份之外。由距离和无知而产生的虚构，让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动荡局面仅仅是由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冲突引起的。这种冲突对中国的重要性被无限夸大了。事实是：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存在着一种双重的冲突，它独立于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冲突，其一是许多地方军事首领为了增加力量与收入而进行的派系斗争。这导致为了兵员而花费的巨额非生产性开支、行政管理的低效、对教育的忽视，以及对正常商业发展的不断干预。因为，如今正当的工业企业只不过是政府贪污与掠夺的一个诱惑罢了。
另一个近在眼前的冲突，是受过启蒙的阶层——教师、学生、比较有远见的商人、银行家、铁杆共和派人士——针对现政府的冲突，既是国家层面的，又是地方层面的。这个动向如今在对地方自治与地方自主的渴望中找到了表达方式。这是一场建立在对一个事实的承认之上的运动，这个事实是：1911年的革命流产了，当时建立起来的那个共和国如今变成了一个虚名，就政治管理而论——虽然不是就社会事务与思想状态而论——这个国家如今比处于满清统治之下时更糟。它的目标是把这场名义上的革命变成一个事实。在1911年，人们抱有的那些希望的破灭使这一点更加明确了，即这场转变将无法在一天之内或数年之内完成。
这种状况使中国不可能作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加入任何为了对它进行经济掠夺而提出来的国际协定。中国在名义上给予认可的任何协定，都会牵涉到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经常干涉。这种协定会要求对它的各种事务进行不断加强的掌控，在一个危机出现时，没有外国士兵到场，这个掌控就无法发挥作用。而算起来，日本是唯一一个邻近到能在短时间内派出大量士兵的国家，而且是其国民对武装干涉中国的反对声最小的国家。此外，在这种情形下，日本还会如同获得加入涉及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进行国际管理的协定的那些列强授权的一个代理人那样行事。
如果补充说，这样一种安排会从内部阻碍中国正常的政治发展，在除了理想主义者之外的任何人看来，这也许是一个离题过远的看法。但是，它也涉及美国的自身利益。如果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美国加入任何一个对中国进行国际掠夺的安排，那么，后果将会毁掉美国在中国的最大资产——中国人的善意。未来无法预测。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这个做法也许最终会把中国推入一种日本人的泛亚细亚主义的怀抱，尤其是如果日本比过去表现得更加善解人意的话。在其他情况下，它也许会创造出实质上是与复兴了的俄国，或者与俄国和德国形成一个攻守同盟的东西。
说这种安排会阻碍与扭曲中国正常的经济发展，同样是一种不着边际的看法。至今为止，中国一直在拒斥西方工业体系的迅速引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像是愚蠢保守的惰性的一个表现。对一些人来说，这像是反对把人们还没有学会加以控制并且已经引起人对人的压榨、带来各阶层间尖锐冲突的各种力量引入的一种明确直觉的表达。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工业主义的危险具有一种一致而鲜活的感觉。从一种模糊的伦理意义上来说，他们几乎要成为社会主义者了。如果允许中国人去完成他们自己的经济目标，那么可以想象，他们会设计出一种比如今困扰着西方国家的那个方案更好的方案。中国的煤炭和钢铁自然资源被严重地夸大了，它众多而勤劳的劳动人口的能力以及对低生活水准的适应被低估了。谁敢冒促使中国工业化脚步加快的风险，谁就是一个鲁莽得无可救药的人。
对提出来的这个方案有一种实际而具体的反对意见。有人提议，不同的国家按比例提供这个辛迪加的资金。目前，哪些国家有条件这样做呢？现有的银行团被作为正确方向上的一个开始。到目前为止，银行团一直给中国带来好处，而不是坏处，除了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权默许保留之外。但是，迄今为止，它的作用一直是否定性和防止性的。它阻止了国家垄断贷款。它没能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是英国与欧洲国家无法拿出资金，这种无能为力是战争的后果。它们不想看到美国和日本成为向中国提供资金的主动方。根据同一个普遍性质作一个引申，实际上会得出这样的看法：美国与日本将成为分摊给其他国家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因此，这个方案结果会使这两个国家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这样一种安排，不像是能减少国际冲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