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撰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出版社出版了对正在香港的诺斯克利夫（Northcliffe）爵士的一篇专访，他是在访问日本与中国归来后接受采访的。在这篇专访中，他明确反对在他自己的国家与日本之间恢复同盟关系。他说，这已经成了他的祖国与美国之间良好关系的一个致命威胁；它对于华盛顿方面关于远东政策的实施以及裁减军备的推行，强加了一个不公平的障碍；它受到了在东方的英国人舆论的普遍反对。诺斯克利夫的这种态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伦敦泰晤士报》（ London Times ）在过去一直是这个同盟的坚定支持者，理由是它保护英国的利益，并有助于保持远东和平、门户开放以及中国的领土完整。无论人们对诺斯克利夫的影响力持何种看法，都没有人会否认他那狡黠的机会主义和他对当前舆论的敏锐感觉。

归于伦敦记者名下的这些论断，对远东的人关于同盟的舆论状态作了过于轻描淡写的描述。身在太平洋彼岸的所有中国人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坚信，这个同盟首先是针对中国其次是针对美国的。中国人的圈子认为，同盟的后果是把英国包括进目前针对日本而存在的这种苦涩情绪的对象之列，它被视为征服一个弱国这桩罪行中的一个从犯。在大英帝国议会（Imperial Conference）召开期间，每个在中国的机构都向伦敦送去消息，描述中国人认为同盟将是一个针对中国的敌对行为这种一致的感觉；许多人威胁说，如果这个同盟被恢复了，那么就要发起一场抵制英国货物与船运的运动。说这个同盟意在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的这些声言（比如像开头提到的那些），被视为任性荒唐的伪善而遭人鄙弃。

在东方的美国人目前的感觉是一种迷茫的恼怒和激愤。日本愿意有这个同盟这一事实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而且除了作为日本更大侵略行为的一个部分之外，也没有受到什么憎恨。但是，人们经常问道，为什么英国愿意去加强日本的力量呢？既然德国已被排除在海军方面和具有侵略性的强国之外，俄国也不再是一个威胁了，那么，它的动机是什么呢？无法找到任何可以理解的动机，在此定居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感觉，觉得这个同盟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这种感觉导向一个结论。在英国眼中，美国已经坐上了先前由俄国占据着的那个位置：英国的对手的位置。因此，正如老的同盟是针对俄国与德国一样，这次恢复在同等程度上是针对美国的一个进攻和防御的结合。

接下来，还存在着这样的普遍信念，认为这个同盟是一个愚蠢的政策。它是对美国的一个直接挑战，而它加给日本的力量很可能到时候会转而被用于针对英国。假使日本从根本上控制住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且有无限的人力为了战争工业和作为士兵而进行训练，那么英国在远东，尤其在印度拥有的东西的前景将会怎样呢？泛亚细亚主义在日本是一种大众说教；而如果日本不曾完全疏远中国舆论的话，它或许已经在中国盛行了。而泛亚细亚主义对英国于亚洲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控制来说，都是致命的一种说教。

即使是现在，在中国的、日本人所有的那些报纸还进行着一种经常性反对他们盟友的宣传，仅次于为反对美国而进行的宣传。有谣言说，印度的国家主义者与革命派人士在日本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和一个供应基地。在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中间，再没有比描绘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及英国在西藏的侵略性政策的那些作品更加风行的著作了。尽管如此，在同盟的外表之下，日本还是在不断地侵占着过去一直被称为英国主要势力范围的地方——长江流域。我以前还从来没听说过日本对于长江流域的煤炭和钢铁的控制份额，估计在资源总量的60%以下。

当一个人从中国来到西方的时候，评判的眼界就改变了。在日本，对美国人友好的英国人指出，这个同盟减轻了英国在远东地区维持庞大的海军与陆军编制的必要性，眼下这个规模对它来说已经难以为继；它使英国得以把注意力更加专心不二地投到国内与欧洲面临的那些严重问题上，并且在印度给了英国一种保护，防止日本军部与印度的革命派结成同盟。当一个人到了美国，他会发现对这个事实的更多强调，即这个同盟使英国能够对日本的侵略倾向施加限制；废除这个同盟，会给日本、一个“骄傲而敏感的民族”如此的冒犯，以至于增强那里的军国主义派别的力量和影响力，并因而使一场全面战争之火更加逼近。总之，在维持一个同盟只不过比在合作者不再有直接用处时把它一脚踢开好一些的情况下，人们觉得继续维持它不像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

我毫不怀疑这些事情在其中有关系，在中国，人们普遍地认为，这个同盟直接针对的是美国海军实力、政治威望和金融影响的增长预期；而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但是，这后一种感觉存在着，而且正在美国蔓延。布雷斯福德先生指出了这种危险，即它会不断地增长，直到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类似德国与英国在大战爆发时的关系那样为止。

出于坦诚，我们不得不说，尽管在远东的美国人与英国人之间有着个人的友好关系，但是国家层面的感觉已经变得紧张了。没有必要试图去加以责备。英国人对在远东的声望、领导地位的感觉，由于美国声望的迅速上升而受到了伤害。存在着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感觉，觉得美国有朝一日会成为英国的严重威胁。

人们从英国人的评论中，有时会得出这样的印象，觉得似乎是我们从凡尔赛体系中掳走了物质与领土的好处。假如，比方说，美国的肥皂和盥洗用品在东方市场上挤掉了英国货，那么，这种印象看来就不像是个严重问题。但是，外贸的不足对国内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反作用现在是如此迫近，以至于一个富有同情的想象力的美国人能够体会英国人的感觉，觉得贸易的扩张对美国而言是件难以奢求的事情；而对英国来说，它的缩减则可以被严重地视为对其而言的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目前的处境充满了诱发恶感的各种偶然机缘。随着远东贸易中美国工业与金融利益的增长，这些诱因会越来越广泛地从远东传播到他们本国。

这些增强了布雷斯福德先生的确信，认为如果要以一种同时既满足日本对原材料的正当要求，又减少英国与美国之间在远东地区的激烈商业竞争所带来的冲突的方式恢复这个同盟，那么，太平洋会议的结果应当会使它的恢复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但是，除了被提出来作为解决方法的英国与美国对铁路与矿业经营的辛迪加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对商船自由航海权（freedom of the seas）的提及，自从威尔逊总统如此彻底地将它遗忘之后，几乎成了一个禁忌。但是，英国舆论似乎并不把即使在对协约国持友好态度的人中间也存在的巨大愤怒放在眼里，这种愤怒是由于意识到我们在战争的头几年受制于英国的海上霸权而产生的。

我们的船队甚至无法与南美洲的那些中立国家进行贸易，除非它们已经取得实际上是英国当局的授权，这是随着英国的海外租借地以及其对贸易线路和供煤站的掌握规模而得到巩固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不仅仅是一个不方便的问题。这个问题及其他类似的事情比起对海上实力本身的渴望来，与支持拥有一支庞大海军的情绪关系更加密切。

布雷斯福德先生本人已经说明，美国在战争情况下对日本的封锁会很容易使英国倒向日本一边。我们可以补充说，实际上，对日本的成功封锁最终会包括对上海及其与英国有关的商贸的封锁。类似地，在相当不同于实际状况的情况下，英国对公海和中立国之间交通的掌握或许已经使我们在上一场战争中加入了反对英国的一方。撇开对辛迪加作为一个补救措施的那些具体反对不谈，可以肯定的是它并未命中布雷斯福德先生指出的那些困难的根源。

它过于肤浅了。战时以及和平时期的贸易自由这个问题早晚都得面对。太平洋会议召开得正是时候。它涉及对贸易线路和供煤站专门控制的整个问题。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由于英国外交的立场一直与美国相反而变得复杂了；而现在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境地，在其中，我们发现，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并采取英国原来的立场比较好。任何一个想要诚实而彻底地对待导致战争的军备竞赛背后的那些政策的人，都必须处理这个问题。 CQFrcibrPkj8pAXOhRMqfCThb2nJ9z28odmxlYxIdWuYEAZ87Gg/elUdz08s2v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