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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每一个有着公正判断力的人都会同意布雷斯福德（Brailsford）先生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四篇文章的主要前提。除了同意之外，我们还要对他表达这些前提的方式给予不加限制的赞赏。如果其他讨论这个主题的作者能找到他们对问题的坦率、良好的感觉以及通达的理解，那他们就会很幸运了。不过，人们可以同意布雷斯福德先生的主要前提，但对于接受他的主要结论，换言之，即英国与美国方面对各项金融活动的垄断，则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相应地，我将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出发，重述一下与国际分歧的各种根由有关的这些前提，然后讲述一些怀疑他的解决方案的理由。
有许多人反对在华盛顿引入对各项政策的讨论。他们认为，如果将争论限制于军备问题，将会更好地达成重要的结果。但是，军备问题首先是一个症状、一个后果，虽然这又转而成为各国之间进一步纠纷的一个起因。如果我们放着导致各国武装起来并参与一场军备竞赛的那些力量和政策不管，那么避免战争的努力就是徒劳的。目前需要加以关注的这些起因是什么呢？
首先，美国一直提议继续海军方面的扩张；作为上一场战争中的一个事件，它参与了这种扩张。这项提议，即美国应当建造一支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如果不是更庞大，至少也应当相等规模的海军，已经正式被提了出来。这对英国的骄傲和其传统与安全感来说是一个震撼，因为它如此依赖远洋交通，相反，美国则处在一个相对比较自足的地位。它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挑衅。
其次，每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的军备都有防卫性的理由。但在现实中，每一个防卫性的举动都是侵犯性的。每一个国家把自己武装起来，都是因为某个别的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受到威胁而武装起来，这种金字塔式的堆积如此以往没完没了地继续着。每一个国家在对邻国举动的判断上都是正确的，而在对自己的判断上都错了。当一种怀疑、恐惧和厌恶的心理状态符合剧烈的经济竞争和已成传统而不受人质疑的国家政策间冲突的时候，反对战争的道德界限就像布雷斯福德先生指出的那样，很容易会被推到一边去。沾亲带故的感觉，海内皆兄弟的情感，共同语言和习俗的传承，都变得无用了。对日本的情况来说，不存在像我们与大不列颠的关系中那样的共同祖先与文化的保障。双方都存在一种种族偏见。
第三，作为大战的一个结果，这三个抛弃了道德上甚至法理上界限的强国的力量都有所增强。从心理上来说，我们春风得意，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强国，成了一股令人尊敬和畏惧的力量。从经济上来说，我们已经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我们拥有可以输出的资本，我们处于经济扩张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开始更新我们的商船了。我们需要商贸和银行业方面的输出，然而由于欧洲国家与日本在东方采取的政策，我们发现自己在那里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开放的门户，我们的国际传统的一部分，却当着我们的面砰然关上。
这三个强国带来一种危险的状况，并由于我们过于相信自己和平而正当的意图而变得更加危险。同时，如果我们需要新的输出，那么外贸对于因战争破坏而衰弱下去的其他国家恢复元气来说，似乎是必要的。在旧有的环境下仅仅是恼人的那种竞争，如今在外国看来似乎是一种有意的粗暴对待，像是一个通过战争而富起来了的国家，以那些遭受痛苦的国家为代价来凑起更多的美金的一种渴望。
第四，在区分日本那些正当需要——或必需——与其在亚洲掠夺性的、侵略性的策略这一点上存在着困难，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去满足前者而又不助长后者。我相信，布雷斯福德先生并不像讨论这一主题的许多作者那样，而是一语中的。他说，日本的真正需要并不是取得领土从而把过剩的人口输送到那里，而是要求有保障的粮食、钢铁、煤炭以及（我应该加上）原油来使自身保持为一个强国，并缓解其人口增长的压力。不管怎么样，问题都不简单。它由于日本没有耐性和超过合理限度的发展以及用来推动其过快发展的那些手段而变得困难得多。如今，日本有了关于自身和它在世界上的恰当地位的一幅心理图景，这幅图景对它本身或其他国家来说，都不是容易够得上的。撇开经济上的起因不谈，这是助长冲突以及可能的战争的一个心理条件。日本一开始就对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高度敏感，并且发自内心地渴望得到它们的认可。
这个情况无疑是严重的，就像布雷斯福德先生描绘的那样严重。然而，他提议的补救办法，在我看来却是有问题的。它是英国和美国为了以某种方式对中国各种资源进行联合掠夺而采取的金融与商贸方面的辛迪加行为，这种方式会使日本对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得到承认；我认为，这是前者为了与后者相竞争而依靠的一种配给，在这场竞争中，日本占有近水楼台的优势。
对这项举措的反对，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首先，它忽略了中国与俄国。我的意思不是说，它对中国提得很少，而对俄国则根本没有提及；而是说它把中国过多地当成了一个承受者，过少地看作一个主动的有活力的力量。这一点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予以展开。俄国的情况看来是很明确的，它仍是亚洲大陆上的一个强国。在过去的一些时日中，它一直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力量，不仅影响着中国，而且影响着英国与日本的各项政策。
有人认为俄国会是一个可以长久忽略的因素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代表着英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在其中把它视为可以忽略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会如何呢？
仅仅确保门户会保持开放，这样当俄国的局势稳定下来并且它的力量得到恢复之时就可以加入这个辛迪加，这是不够的。谁知道它是否会在乎这个？俄国的发展可能会径直远离共产主义，尽管如此，俄国还是有可能成为对加入金融和经济上的国际辛迪加深恶痛绝的一个国家。它倒是很可能有兴趣来搅局，这样就可以在中国确立它自己的影响了——没错，而且还有在亚洲的其他地方。
另一个方面的反对与我们自己有关。布雷斯福德先生认为，如今有可能进行一个国际联合，这个联合如果不是出于仁慈，至少是出于公正而行事；从其自身利益来说，它会是很精明的。我在实际情况中没看到什么可以支持这个假定，虽然我很愿意相信它。任何一个有可行性的联合，在眼下都很可能是这样一种联合，即它会使我们陷入欧洲政治与金融在中国的坏传统，这会激发和巩固如今意欲在我们中间建立起经济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布雷斯福德先生如果不是对我们的意图，至少也是对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有过分乐观的想法。引导我们远离诱惑并且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对国家来说和对个人一样，都是一句很好的祈祷词。布雷斯福德先生的补救办法暗示的不是以毒攻毒的方法，而是让人吞下大量毒药的方法。让各种竞争性的关切合作成为一种单纯的信任，或许能减少参与其中的一些企业互相之间的敌意。但是，它无法保证公平地对待第三方，并且可能降低参与合作的利益方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标准。
我不愿通过无缘无故揭英国人之短来使一种已经很危险的反英情绪增加哪怕是一点点，但任何现实的讨论都促使我们注意到，长期以来，英国在远东已经有了一项政策、一项既涉及英国的大银行也与外交部有关的政策。传统没办法一下子丢掉，人事和以往确立的习惯没办法断然变更。一个自由派的英国人，可以比一个美国人更好地说明，把外国事务留给外交部处理是否甚至对正宗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以及在对待经济欠发达的弱国方面，英国金融和商贸以现有方式卷入，是否鼓励人们相信可能会发生一个突然的变化。美国的激进人士已经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将是美国的巨额融资（high finance）与英国的巨额融资的一个联合，如果不说这是它的目标的话。这种观点是极端的，但是事实摆在那里，布雷斯福德先生提议的补救办法，尽管他为其施加了保障，还是会让这种危险越来越接近。布雷斯福德先生认为，美国“不信任金融活动中集体的、合作的行为”，把它视为是华盛顿的正确解决方案的一个障碍。对美国的自由派人士来说，它显得像是一个保障，像是阻止我们驶上经济帝国主义的高速公路的一个保护。在国内事务中，金融没有表现出这种不信任。我们对政府与政治道德产生的作用过于警惕，以至不愿看到金融活动中集体的、合作的行为付诸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