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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说来，中国人对美国的感觉不像对其他强国那样反感，这在我看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这种感觉曾经因为太平洋沿岸的中国人遭受的待遇——排华法令，因为我们把在北京-广州（或汉口）铁路筑造中的股份转让给一个欧洲集团，因为《兰辛-石井协定》，最后还因为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有关山东的决议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数度受到困扰。不过，那些困扰主要是使我们的技巧、精力和智慧而不是我们的善意变得成问题。美国人，无论个别地看，还是群体地看，比起中国人来——至少我的印象如此——是一群相当单纯的人，取“单纯”这个词带有批评意味的较好意义来看。观察中国人对即将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种几乎是无限的希望与一种信心的缺乏结合在一起，既希望美国带头保护他们免于进一步的侵略并纠正各种现有的罪恶，又担心美国会被欺骗。
当然，这种友好的感觉主要建立在一个否定性的事实之上，这个事实即美国不曾“租借”领土、建立势力范围和设立国外邮政部（extra-national postoffices）。在积极方面，有美国人在教育上，尤其在医学教育和女子教育方面作出的贡献，以及为慈善救济作出的贡献。在政治上，有蒲安臣（Burlingame）
早先的作用，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在字面上对它签字保证的同时，在事实上没能维持它，这与中国人认为我们没有全身心投入有很大关系），以及美国在缓和义和团运动的解决条款方面扮演的角色，还有其他不少较小的帮助行为。中国也记得我们是唯一一个对包含《二十一条》的那些条约提出异议的国家。尽管我们的异议主要是基于这些条款或许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而提出的，但是存在着一种情绪，认为这个抗议是在提出整个问题的时机适当之时帮助中国的一个保证。而且毫无疑问，我们的国务院在1915年5月16日作出的声明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是一张过硬的牌，如果国务院想要打这张牌的话。
从美国的立场来看，“门户开放”原则代表着美国外交确立起来的仅有的两条原则之一，另一条当然是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联系围聚在其周围的情绪方面或观念方面的关联来看，它以某种含混不清的方式在中国和美国的公众舆论中把我们都塑造成了一种卫士的形象，或者至少是中国相关于外国列强的利益的代言人。虽然，正如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与“门户开放”政策直接有关更多的是其他国家的对华关系方面而不是中国本身，但是其他强国对这一政策的违反是如此频繁和如此不利于中国，以至于这一政策的巩固如今牵涉到美国人的兴趣、声望和道德情感，这种巩固会把中国的利益归还给中国。
其他国家的公民常常因为对这样一种中美关系的暗示而感到恼怒。它本身显得像是对一种不同寻常的国家美德的宣称，在其掩盖之下，美国的目的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在中国确立起它的影响。这种恼怒又因为一个事实而加强了，这个事实是：目前的情况本身无疑是美国在中国的一份经济的和政治的资产。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承认：任何认为目前情况不是由于不同寻常的美德、而更多的是由于历史与地理方面的诸多偶然的观点——在这个方面，它并非不像许多用美德来解释的有关个体的情况。这种主张之所以能毫无争议地被人接受，是因为它并未切中要害。问题与其说在于目前的情况是如何得来的，还不如说在于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如何对待它，以及从中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直到目前为止，美国精打细算的自身利益一直与一个稳固、独立而进步的中国的利益相一致，这是事实。美国的传统和情绪已经围绕着这一考量聚集起来，以至于在美国人中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确信，认为有道德义务去帮助和友好地保护中国，这也是事实。眼下，少了公平和善意的面目，就没有哪一项政策能够实施。至少我们拥有如此多的保护措施来防止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危险。
身在中国的美国人中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我们将来应该采取比过去一贯所持更为强硬和积极的政策，想必在美国国内的美国人也这么觉得。这种感觉在我看来充满了危险，除非我们心中能够十分明确在哪些方面应该继续下去，并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来改进我们的传统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过去的政策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这个方面的彻底变化在改变我们政策的其他基本方面，也许不仅止于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被指责为摇摆不定的这个特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被称赞为不干预的那同一个东西。一种在细节上明确的政策，无论显得多么有“建构性”，也很难帮助我们涉足中国的国内政治——派系之争，中国人比任何外国人更了解和玩得更出色的一个游戏。这样的涉足会立刻减少目前中国的一大优点，即对国内的阴谋和争端漠不关心。
在中国的中国人——主要是广东人——对银行团的具体抗议，在我看来，主要是基于误解。尽管如此，他们的 普遍 反对态度仍然传达着一个重要的教训。这种态度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认为银行团的作用将会在撼动中国的国内冲突中，给予北京政府一个事实上的有利地位，以便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都将标志着站在我们这一边所采取的一个立场。人们清楚地记得先前银行团的“善后”贷款——美国 不是 其中的一分子——是为了给袁世凯资助，使他以及他背后的军阀派系稳坐政府交椅。用比广州对北京更广泛的一种眼光来看，我听到的中国人针对银行团最根本的反对实际上如下所述：中国的共和革命仍有待完成；十年前的开端已经受到了抑制，现在要做的是努力去实现它。增加外国在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利益的必然结果，即使承认它在实业方面的效果对中国是有利的，也将意味着创造一种在政治上 巩固 中国的效果；这实际上会意味着承认现状，阻止一场革命的发展；然而，没有令人不快地影响到外国投资的内乱，这场革命就无法完成。我不是为了突出银行团而提到这些看法的，它们是被用来表明：过于积极和建构性地发挥我们对中国的善意传统，可能会使我们卷入对中国的福利有害的国内事务的干预，对我们声言致力的自由独立发展这些利益的干预。
但是，人们或许会问：如果不实行积极和详细得多的政策，我们如何来保护中国免于外国的掠夺，尤其是日本的掠夺？我们如何来把我们名义上的善意变成现实呢？如果目前存在一种有别于政府外交的民众外交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意味着一种与它如今的所指相当不同的东西。就目前情况来看，民众好像相当不信任 政治家们 对中国的爱。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对日本的畏惧和刚开始出现的憎恨的另外一面，也许还染上一些反英的情绪。
不应当对目前的情况有所隐瞒。其他国家在中国的侵略行为，目前集中于日本但并不止于此的那些侵略行为，不仅是中国的烦恼之源，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国际关系中潜在的麻烦之根由。我们遵循传统，并依据目前状况的现实来尝试相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来说某种对中国积极的东西。坚持我们的责任，是一件最困难和微妙的事。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卷入欧洲在中国的准帝国主义政策，无论是在利他主义的幌子之下，还是让我们处于一个使我们可以对他们的行为实行一种更加有效的监控的地位，或者是通过经济扩张。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滑入那种或明或暗的与欧洲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对抗的境地，这只会增加摩擦，助长特别是英国和日本——或者法国和日本——针对我们的一个联合，并使战争明显迫近。
我们应当记住：中国不会从其本身之外获得拯救。即使通过一场成功的战争，我们能使中国免于日本的侵占，免于一切侵占，中国也未见得一定会更加接近它的合理目标，即一种有序而繁荣的内部发展。除了现在战争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任何根本问题而不使其他问题变得危险这个疑问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即在所有国家里，中国是通过武力，尤其是通过外部的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最不适宜和最有可能不起作用的地方。中国习惯于从容不迫地对待它的问题：它既不理解也无法从西方世界急不可耐的方法中获取任何好处，这种方法对它的智慧而言是非常陌生的。此外，这个文明有一块大陆这么大的规模，它是如此古老，以至于相比之下，我们其他文明都像是暴发户；这个文明是如此浑厚密实，它的匆忙发展是无法不伴随灾难的。来自内部的转变是唯一的可行之途，而通过确保它拥有为了实现这个转变所需的时间，我们能最好地帮助中国，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在任何特定时间里采用的特定形式。
一场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进行的成功战争将不会触及它的教育、派系和地方势力，以及目前组织上的无能所显示出的政治上不成熟这些问题。这无疑会影响中国的工业发展，但所有可能性中最糟的一个，就是增加它开始一种工业化的可能；这种工业化会重复西方工业历程中最坏的那些罪恶，而缺乏西方已经探索出来的各种免疫、抵抗和补救措施。在中国从自身产生出应付西方工业体系将会释放的各种力量的手段之前就把它安到中国头上，无法想象比这更坏的一桩罪行了。这个危险本身就已经够大的了。西方列强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和西方的方法，会让这个危险变得实际上无法抵抗。除此之外，我们会在中国获得一种持久的利益，这很可能成为对我们来说是最危险的一点。如果人们没有因此而把我们看成未来的帝国主义，对我们来说就算是万幸了。这是针对一种拒绝（即使是暗地里）承认可能发生一场对日战争的心理而说的，但是似乎有必要说这些话。
这些论断对我们以后的行动是否定性的和模糊的，它们暗示着我承认缺乏能让自己提出积极明确建议的那种智慧。但是至少我有信心，只要美国和其他民族的人被动员起来，他们就有智慧和善意来处理这个问题。而让智慧和善意产生实际作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认识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彻底避免试图通过急躁而草率的方法来强迫它得到解决。亲日的辩护之词是危险的，它掩盖了目前境况的种种现实。仅仅通过攻击日本来催促中国问题的解决，这样一种激进的反日态度，对发现和应用一种适当的方法来说，同样是致命的。
更具体也更宽泛地说，适当的宣传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就像国务卿休斯
先生暗示的那样，把太平洋问题的解决作为达成与削减和限制军备有关的协议的一项条件，那么还不如不召开这次会议呢。由于希望做些能达到一个最终解决的事情，中国的——以及西伯利亚的——利益将会在某个不公平的妥协中被牺牲掉，或者，愤怒和冲突将会增加——最终军备也会如此。从任何浅显的意义上来说，假设太平洋问题能在数周或者数月——或者数年的时间里得到解决，那是荒唐的。尽管如此，如果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独立于军备问题而进行，却可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会增加公众知晓程度，这是任何真正的解决措施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涉及公开外交（public diplomacy），但也涉及一种更加广泛的宣传、一种能使这个世界了解亚洲的国内国际实际状况的宣传。
目前存在着的对外交部的怀疑是正当的，但是，对公众舆论——如果它能被唤醒和得到引导——重塑外交部政策能力的怀疑，意味着对世界的未来感到绝望。让人们尽可能做些事来裁减军备吧，哪怕是在三个海军强国方面确保一个海军假期也好，哪怕是为了减少赋税也好。让关于各种问题的会议致力于讨论并尽可能广泛地使这些问题的要素和视角为人所知吧，那时犬儒主义者的担心——或者人们应当称它们为希望？——就会受挫。在美国人认为是闲扯的问题（the Yap Question）上是否最终一劳永逸地达成一个决议，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是中国以及广泛而言的东方，对更加自由与充分地与世界上其他部分的沟通的需求得到显明——诸如此类，被提上和拉下议事日程。商业上的门户开放是有必要的，但这道门向文明、知识和理解敞开的需要更大。如果这些力量不会创造出适时确保其他问题一个持久和正当的解决的公众舆论，那么除了对文明的失望之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自由主义者们除了预言会议的失败并指责各种动机之外，可以做些更好的事情。他们可以为公开外交，为持续而明智的探询，为独立于宣传的讨论这道已经打开的大门而努力。用经济帝国主义和有组织的贪婪肯定会使会议以失败告终这个自称的理由来逃避这份责任，是懒惰和势利的。这或许算作可能会导致美国在岔路口走错路的因素之一。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1]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8期（1921年），第283—286、315—317页；重刊于《中国、日本与美国》，第51—64页，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 Baltimore Sun ），1921年11月4日，以“中国与军备会议”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