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国以及对中国政策的实际情况，在以后会比过去任何时候受到更严格的检验。日本报纸充斥着对太平洋会议上任何质询日本意图的抗议。假如美国报纸满是这样的警告就好了：就其友好的表示背后的诚意和明智的善意来说，美国 正在 这次会议上受到考验。世界不会止于“太平洋会议”。无论这次会议怎么重要，都无法阻止未来的发展；而美国将继续经受考验，直到它通过其行为确立一个持久而明确的态度为止。这是因为，即使在这次会议上，列强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联合来支持中国对自由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正当愿望，从而挫败悲观主义者的担忧，实际情况也无法用哪个公式或哪一套外交协定来囊括。

但是，这个会议是更为广泛的局面的一个象征；而它作没作出决议，以及作出什么样的决议，会成为后续事件的决定中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有时候，人们不得不再次使用一种陈旧的论调，我们确实是处在一个岔路口；即使我们想要走老路，也还是会有一个岔路口，因为比起过去指引我们行为的那些目标和知识来，除非我们受到一个明确得多的目标和对事态一种更加广泛和明智的认知的指引，否则，我们就无法一直在这条老路上走下去。

某个英国通讯员关于美国将很快成为远东地区一个活跃的危险来源的担忧所表达出来的那些想法，并不仅限于外国人所有；在美国舆论的一些圈子里，也盛行着被希本校长称为犬儒式的悲观主义的那种态度。所有公然自称激进人士的人和许多自由派人士相信，如果以前的情况比较好，那是因为地理位置不重要这个偶然事件，以及我们还不发达的经济状况相结合的缘故。因此，他们认为，既然我们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世界强国和输出资本而非输入资本的国家，那么，我们的情况很快就会变得与任何其他这样的国家一样糟。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见解显然是凡尔赛会议带来的那种幻灭感在感情上的一个反应。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它起于对一个公式的依赖：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什么东西会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而美国是一个十足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感觉正确与否，没法讨论；无论是一种感情还是一个绝对的公式，都无法适用于分析。

但是，目前的状况中有某些特定的要素为我们把握未来提供了根据。对这些特定的要素可以进行测定和分析。对它们本质的充分认识，会成为防止犬儒式的理解变成现实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作一个预备性质的列举，当然，这种列举就像一切预备性质的观察一样，肯定是不充分的。虽然建立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必定如何行事这样的宿命论公式之上的先天论证对我并没有吸引力，但那个公式还是道出了一些具体事实。我们过去在中国的情况比较好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并不曾像一般外国列强那样，在国务院与大银行团之间拥有持续而紧密的联合。没有哪部翔实的中国发展史可以不把俄罗斯亚洲银行（Russian Asiatic Bank）、比利时外国银行（Foreign Bank of Belgium）、法属印度支那银行（French Indo-China Bank）和工业银行（Banque Industrielle）、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香港-上海银行（Hongkong-Shanghai Bank）等等放在显著位置来撰写。这些银行不仅与本国的铁路和建筑辛迪加以及制造业中的大集团，而且与他们各自在外国的办事机构相处得极其融洽。说大使馆和银行在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上就像同一个身体上的左右手一样，这几乎一点也不过分。美国商业集团过去一直抱怨，政府没有给予美国的海外贸易商以其他国家的国民以同等的支持。过去，这些怨言主要集中在美国在外国进行的商业活动实际遭遇到的或自认为遭遇到的不公平对待。随着目前的资本和商贸增长，同样一些怨言和要求将不再与遭受到的损失有关，而是与促进、推进和大银行集团相联系的美国商业利益有关。只有头脑发热的人，才会否认大商人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既然我们对商贸和银行企业具有越来越大的兴趣，那么有什么能保证这种联合不会转移到国际政治上去呢？

应该注意的是，即使由外国列强确认——并且经常由它们违反——的“门户开放”政策从今以后得到忠实的遵循，也无法充分确保我们远离这种危险。“门户开放”政策首先不是关于中国本身的单项政策，而是各个外国列强相互之间与中国有关的诸多政策。它要求不同的国家有均等的经济机会。如果它得到巩固，就会防止把垄断权给予任何一个国家：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列强对中国的共同掠夺成为不可能，这指的是一种组织起来的垄断；在其中，每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都有各自分得的份额。这样一种组织形式想必可以减少列强之间的摩擦，并因而减少未来的战争威胁——只要中国本身无力发动战争。想来，这种约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对中国本身有好处。但是显然，如果美国要成为任何一个这种约定的参与者，那么就会牵涉到对我们历史上在远东的政策的一个逆转。它在技术上或许与“门户开放”政策相一致，但它会侵犯到这种更加广泛的意义，美国民众一直以来都是在这种意义上对“门户开放”的理想进行理解和赞扬的。存在一些导致这种逆转的力量，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是瞎子。而既然我们或多或少有些盲目，那么睁大眼睛正视危险，就是不让它成为现实的前提条件之一。

其中一种正在起作用的力量是通过这样一种说法而得到暗示的，即一个建立在经济和财政基础上的国际协定，或许对中国本身来说是有价值的。仅仅肯定这件事是可能的提法，受到许多人，尤其是激进人士的厌恶。看上去其中似乎有某种邪恶的东西。因此，值得解释一下它如何以及为什么可能如此。首先，它显然会终结对“租借”区域的特殊占据、各种特权，以及已经损害中国如此之甚的势力范围。眼下，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它暗中指向日本，就像曾经一度适用于指俄国一样。对日本在中国各种企图的畏惧，不仅限于中国；它流布甚广。因此，可以合情合理地把一种国家间的经济安排说成是减轻日本对中国威胁的最直接便利的方法。对日本来说，如果置身事外，这会意味着自己放弃了；如果参与进来，就会使自己的各种活动经常受到检查和控制。毫无疑问，日本关于太平洋会议的担忧，部分地源于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这样一种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说法很容易吸引美国人，他们对中国是真正友好的，而且没有一丁点儿对它进行经济掠夺的兴趣。

比如说，这种安排会自动取消《兰辛-石井协定》，以及它对日本在中国的 特殊 利益的那种令人尴尬的模糊承认。

另一个因素是国内的。中国的混乱和内战是老生常谈了，军事总督和将军们实施的权力也是如此。一个人知道得越多，他就越能发现前一种罪恶是多么紧密地依赖后一种。中国政府的财政困境，为其带来破产威胁的接连不断的外国借款，是由于军阀的统治和用于非生产性目的的无度花销以及压榨。去掉这笔支出，中国要维持预算平衡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中国最大的当务之急，即普及教育推行——尤其是在初等学校——滞后是由于同一个缘故。迅速蔓延到商业及私人生活领域的官员腐败的增长，也是如此。

事实上，中国进步的每一个障碍都与军事派系的统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取得完全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争斗联系在一起。强国之间可以制订一个国际经济协定，这个协定一定能减少那些“军国主义”最大的罪恶，或许还能消除它们。许多自由派的中国人私下里表示，他们愿意政府的财政有一个暂时的国际托管，只要能向他们确保它的性质以及确切的终止日期和条件——一个他们敏感到足以发现将会极难达到的附带条件。他们觉得，由美国领头来制订和执行任何这类方案，可以最好地确保它的性质和各项条款。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美国人对中国的传统友谊为幌子，各种可能在实际上使我们的历史政策发生逆转的提议可以合乎情理地出现。

国内外都有一些激进人士认为，我们加入一个银行团的本身就已经证明走了回头路；而且，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太平洋会议看成是逻辑上的下一个步骤。我先前已经说明了我本人的信念，即我们的国务院提议设立一个银行团，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把它作为一个手段来牵制日本所奉行的政策。日本发放非生产性的贷款给中国，作为回报，它正在对中国的各种自然资源进行直接掌握，并准备在结算和取消抵押品赎取权的那一天最终到来时，进行直接的行政和财政控制。我也说过，银行团是处在两头的中间，一头是金融的，一头是政治的；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其主要价值一直是否定性的和预防性的，而日本和英国对银行团方面的任何建设性政策的猜疑或缺乏兴趣很有可能继续下去。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在这一点上改变想法，在与进一步的信念有关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我相信，中国的各种利益也许最终会通过这种防止功能的延续而得到最好的照顾。但是，问题必定要产生：如果银行团没有做任何事情，为何要让它继续存在呢？对掠夺中国感兴趣的列强的压力和急躁的美国经济财团的压力合在一起，可以使银行团目前这种相当不必要的存在告终。令美国政府过去采取的行动在其间摇摆不定，从而使银行团左右摇晃的这两头，可以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牢固的东西。

冒着被指责为轻信、容易上当或者某种更糟的东西的危险，我还要补充说，直到目前为止，银行团的美国方面始终未曾显示出那种迹象，即要使银行团成为一个由美国人掌控中国经济完整性和独立性的俱乐部。我相信美方代表反复强调的那些话，即他本人和他所代表的利益方乐意看到中国能证明其有能力不借助外国贷款来经营自己的公用事业。这种信念由于新任的美国中国事务部长的第一次公开讲话而得到了确认，他在提到银行团时强调了它的防止功能，以及它给予中国银行家经营公用事业的刺激。而说美方代表斯蒂文斯（Stevens）先生代表的是保守的投资银行家，而不是“振兴”的那类，并且迄今为止，他最关注的一直是保护买家拥有像银行给予最终投资者利益那样的保障问题——以至激起了急于想有快速行动的美国商业财团的批评，这样对他是不公平的。但是，银行团存在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对这个方面，我认为可以给予一种合乎情理的理解。

假如说（只不过是作个假设），美国政府真的对中国感兴趣，并且有意使“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中国在领土和行政上的完整成为一个现实而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再假设它有意从美国的自身利益出发来做这件事，这种自身利益聪明到足以发现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通过一种与中国自由独立地发展自身的能力一致的政策，能得到最好的促进；那么，美国的明智举动应该会是什么样的呢？简而言之，这将意味着把我们现有的在欧洲的各种利益与问题（由战争引起的）和我们在远东的利益与问题看成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假如我们确实受到被假设性地归于我们政府的那种动机的驱使但是没能实现它，那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把欧洲问题和亚洲问题看成了两个不同的问题，或者因为我们从错误的那一端将它们等同起来。

我们目前在欧洲的金融利益是巨大的，它不仅包括外国政府贷款，而且包括大量的私人借贷和赞助。这些复杂的金融关系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工业和商贸，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它们涉及比我们在亚洲的关系直接得多的切身利益，涉及金额数以亿计，而后者涉及的金额则数以百万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亚洲利益为了欧洲利益而被牺牲的危险就不难想象了。

为了让这个抽象的论断变得具体，我以摩根公司（J.P.Morgan & Co.）这个银行集团为例，它是卷入欧洲对美国负债的程度最深的公司，也是在为中国而成立的银行团中领头的公司。与欧洲问题相比，亚洲问题看起来像是微不足道的小东西，这几乎是必然的；尤其我们自己的经济复苏如此紧密地与欧洲关系联系在一起，而远东简直就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东西。在我看来，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我们的大财团决定对中国进行自私的掠夺、明智的自利，以及我们在中国的主要优势是没有掠夺行径的传统这个事实，都要求与中国进行合作。危险在于，中国将由于欧洲的高额借款和政治事务而被从属化和牺牲掉，将在洗牌的过程中被丢弃。

问题的欧洲方面，可以通过特别提及英国来加以具体化。英国遭受着与日本结盟的窘境。它已经明确地表示，希望把美国拉入这个同盟，使它三元化，因为那是既与日本又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最方便的途径。这样的步骤完全不可能完成。但是，英国人的外交是老练狡猾的，并且迫于情势，我们的高额借款已经与英国建立起某种经济上的同盟关系。我不想声称美国有不同寻常的美德，或者诉诸强烈的反英情绪，但是，英国外交部独立于主要驱动着其国内政治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存在和运作着。它显然站在大英帝国的 帝国 一边，无论国内事务由哪个党派执掌。在太平洋会议上，一切手段都会被使出来，用来寻求解决，即使它包含英国方面某种程度的妥协，也使美国的亚洲政策屈就于英国在远东的传统，而不是使英国与美国联合起来实现两国在名义上都声称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完整。说这次会议的直接议题依赖我们在欧洲的金融借款被处理的方式，或者使其成为我们向欧洲政策作出让步的原因，或者从另一方面让它作为确保欧洲各国支持美国传统政策的一个手段，这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极端的断言。

有一名在中国的时事评论员，他来自英国并且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他在私下谈话中说，如果美国无法通过说服来确保英国对其亚洲政策的支持（他对与日本的结盟深感痛心），那么可以通过收买来做到这一点——通过取消它欠我们的国际债务。没有必要依靠这么糟糕的方法。但是，这种说法至少暗示我们：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财政与政治中的复杂关联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之一来处理，得到两种结果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尽可能保守地提出了一些看来似乎可以合理地理解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和以后情况的原因。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提出希望我们的道路不要偏离这个方向的一些理由，以及在我看来关系到我们审慎地采取一种较好行为的那个主要因素。 QB2RjvSBSA/Gf8vFjf0e+eOlIEkhODk3nBMy2uuMSPcdHUtjD88s/tAWbiaNn+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