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农业的发展既为中国的快速转型做出了贡献，又受益于中国的快速转型。普遍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1983—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长在多年间超过了人口增长，尤其是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远快于中国人口的增长。2004—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表3）。
图2 1983—2015年中国人口指数和粮食产量指数（1983=10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不同年份），粮食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
表3 1983—2015年农产品产量 单位：百万吨
续表
注：*除蔬菜、水果、豆类外，年增长率为1983—2015年数据，蔬菜、水果、豆类为1989—2014年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不同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结构也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发生了转变。相对于粮食产量的缓慢增长，高价值农作物和畜产品增长迅速。例如，肉类产量由1983年的1400万吨增加到2015年的8625万吨，年均增长6.0%；水果、蔬菜、禽蛋、水产品产量每年增长11.3%、6.0%、7.4%和8.4%。现代化投入（机械、化肥和灌溉）带来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尤其是水果、蔬菜和水产品。
随着中国农产品产量的不断增长，农业生产已经能够为全国人民提供充足的能量。2012—2014年，中国的人均卡路里供应量达到每人每日3112千卡（1卡＝4.186焦耳），供给水平与巴西相当，且远高于印度（表4）
。
表4 中国等三国卡路里供应量（2000—2014年） 单位：千卡／人／日
数据来源：FAOSTAT（http://faostat3.fao.org）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的卓越表现使得90年代初由莱斯·布朗引发的“谁来养活中国”的争论开始沉默。与大量农产品进口的预测相反，中国一直保持较高粮食自给率。然而，2004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发生转折，中国由粮食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图3）。特别是2012—2015年，主要农产品进口比2011年显著增加（图4），2015年受玉米价格高企及进口配额的限制，用于饲料加工的玉米普遍被营养成分相似、成本更低的大麦与高粱替代，导致大麦与高粱的进口量激增。预计未来中国粮食进口将进一步增加（FAO-OECD）。因此，中国是否可以在养活自己的同时不会对全球市场产生过度影响这一问题被再次提出。
图3 1993—2014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和中国海关http://www.customs.gov.cn
图4 2011—2015年中国主要谷物进口
资料来源：农业部http://www.moa.gov.cn/
图5 2025年中国粮食进口预测
资料来源：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6—2025．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从食物消费看，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结果，2011年按照轻体力劳动成人每日摄入2000千卡标准，中国成人食物摄入量与膳食指南建议摄入量相比，谷类、肉类、蛋类、烹调油、食盐摄入量均超过膳食指南建议摄入量，但蔬菜、水产品、豆类、水果、乳类仍显著低于建议摄入量。其中2010—2012年能量每标准人日摄入量为2172千卡，自1982年第一次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以来保持下降趋势；蛋白质每标准人日摄入量为65克，基本保持稳定；脂肪每标准人日摄入量为80克，保持上升趋势。
过去20年，全球饥饿发生率不断下降，但仍有20亿人口存在微量元素缺乏；19亿成年人超重或肥胖；7.94亿摄入能量不足；5岁以下儿童中1.61亿生长迟缓，5100万体重过轻，4200万超重。在全球摆脱饥饿的人口中，三分之二来自中国。按照FAO的测算，从1990—1992年到2014—2016年，中国的营养不足人口由2.89亿减少到1.34亿（图7）
，减少了一半以上，中国的营养不足发生率也由22.9%下降至11.4%。
图6 成人食物摄入量与膳食指南建议摄入量比较
图7 中国人口营养不足情况1991—2015年
数据来源：FAOSTAT http://faostat3.fao.org
中国人口正面临“营养不良的三重负担”：能量摄入不足（饥饿）、微量元素缺乏（隐性饥饿）以及过度摄入能量及营养素（超重和肥胖）。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虽然饥饿和隐性饥饿正在减少，但营养过剩却迅速上升。《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呼吁，到2020年，5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率要减少到7%以内，全部人口的贫血率控制在10%以内。但是当前的贫血和发育不良情况与2020年要实现的目标仍有明显差距。同时，中国的营养问题存在几个突出特征：营养不足和隐性饥饿人群主要分布在中国贫困地区，并且向儿童、妇女和老年人群集中；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城市贫困人口将增加，而且将成为饥饿和营养不足的脆弱人群；在饥饿和营养不足人数减少的同时，超重和肥胖人数增加速度惊人。
1）能量摄入不足人口仍存在
虽然中国饥饿人口大幅减少，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的能量摄入不足人口仍占世界能量摄入不足总人口的17%，仅次于印度。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2011年中国成年居民营养不足发生率为6%，其中城市为5.3%，农村为6.6%。
2）发育迟缓和低体重率较高且城乡差距显著
中国仍有大量“隐性饥饿”人群，即缺乏铁、维生素A、锌等微量营养素。中国的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率和低体重率虽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育迟缓率和低体重率仍较高（尤其是特定人群）（表5），约为高收入国家的2倍（图8）。一些研究发现，在农村经济条件较差地区，居民微量元素摄入不足的情况更为普遍。例如，北京周边较发达地区农户5岁以下儿童维生素A摄入不足的比例仅为2%，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该比例则高达17%。孕妇叶酸缺乏常会导致婴儿神经系统缺陷，中国婴儿神经系统缺陷发生率很高，且是全球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
表5 中国5岁以下儿童营养状况估计（1990—2010年）
数据来源：WHO的估计基于调整后的2010年国家数据，中国的估计数据来自中国卫生统计2011年年鉴
图8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5岁以下儿童体重过轻、发育迟缓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ww.data.worldbank.org.cn
从6～17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情况看，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显示，2010—2012年中国6～17岁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为3.2%，其中城市为1.5%，农村为4.7%；6～17岁儿童青少年消瘦率为9.0%，其中城市为7.8%，农村为10.0%。（图9）。2012年，全国贫血发生率为9.7%，城镇和农村无显著差异，均为9.7%。其中，6～11岁儿童贫血患病率为5.0%，农村为5.5%，高于城市（4.5%）。此外，营养状况的城乡差异也很显著。2010年，中国城镇5岁以下儿童贫血发生率为10.3%，而农村为13.3%。2012年，中国城市孕妇贫血发生率为17.0%，农村为17.5%。在流动人口的营养状况方面，虽然现在没有全面系统的统计数据，但一些研究一致表明，流动人口的营养状况比原居住地人口的营养状况更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因微量营养素缺乏导致25亿～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损失量占GDP总量的0.2%～0.4%
。根据中国营养监测数据和亚洲开发银行计算，2001年西部地区由营养问题导致的劳动生产力下降带来的经济损失约1021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6%。
表6 2009/2010年中国学龄儿童贫血发生率
数据来源：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数据来自Luo等2011年对8～12岁儿童的估计；黑龙江、江苏、山东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对7～14岁儿童的估计。除四川省的数据反映的是2010年的情况，其他省份数据均反映的是2009年的情况
图9 中国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发生率（1990—2010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ww.data.worldbank.org.cn
3）超重和肥胖发生率上升导致慢性病增加和医疗费用增长
在营养不足问题凸显的同时，由于脂肪、热量和糖过量摄入，中国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也在不断增长。超重和肥胖的高发生率在过去被认为是高收入国家的问题，而现在，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在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在城镇地区不断上升。在中国，2002—2010年，成年男性超重发生率由28%上升至45%；女性由23%上升至32%。男性肥胖率则由2010年的4.3%上升至2014年的5.9%；女性从6.4%上升至8.0%。按照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2009年，中国成年男性超重发生率为32.7%，女性为25.6%；2010—2012年成人超重率为30.1%，其中城市为32.4%，农村为27.8%；成人肥胖率为11.9%，其中城市为13.2%，农村为10.5%；从各年龄段来看，45～59岁城乡居民超重率、肥胖率均最高。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9.6%，肥胖率为6.4%。
图10 中国居民超重发生率城乡分布
图11 中国居民肥胖发生率城乡分布
图12 2002—2010年超重发生率
数据来源：WHO 2011.www.who.int/gho/en/
1990—2010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肥胖发生率由5.3%上升至6.6%（WHO 2012数据），且主要来自城镇地区。同期农村儿童肥胖发生率在5.8%左右徘徊，而城镇则增加了1倍以上，由3.9%增加至8.3%。超重与肥胖人口的不断增加给经济和健康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脏病、某些癌症等）发病率上升，医疗费用增加，劳动生产力下降等。另一项与饮食高度相关的慢性病——糖尿病的发病率也不断上升。中国成年人糖尿病发病率由1980年的1%上升至2010年的10%以上（图13）。目前，中国10%的人口患有糖尿病，另有15.5%的人口为前期糖尿病患者，按照CHNS测算，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糖尿病患病率已达到20%。城镇人口的糖尿病发病率高于农村，但农村前期糖尿病患者的发病率却高于城镇。在未来城镇化趋势下，糖尿病可能也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据IFPRI全球营养报告估计，中国糖尿病患者每年因患病损失16.3%的收入。中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在2012年已超过25%，尤其是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在2010—2012年高达60.6%；农村也达到57%。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医疗费用约占中国GDP的4%，如果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这一数字在2025年可能会增加1倍。
图13 1980—2010年中国成年人糖尿病发病率
数据来源：Xuet. al. Xu，Y.，Wang，L.，He，J. et al. Prevalence and Control of Diabetes in Chinese Adults. JAMA. 2013；310 (9): 948-959 The Economist. Chubby little emperors: Why China is under-and over-nourished at the same time. Beijing. Last Accessed June 7th，2014. http://www.economist.com
1991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4.10%，2013年达到了5.57%（WHO推荐为5%），预计2015年将达到5.72%，2020年达到6.19%。预计到2020年，中国医疗费用将依然保持12.08%～18.16%的年均增速，其增速将明显高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中国所有疾病负担中所占比重约为69%。国家“九五”攻关课题和儿童营养改善课题研究发现，以膳食营养干预为主的高血压的社区综合防治每投入1元，节约心脑血管疾病治疗费用8.59元；营养不良改善项目每投入1元，节省健康开支6元。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一方面，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使得对更有营养和富含蛋白质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粮食安全和营养也受到供给因素（如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土壤退化和其他环境压力等）、需求因素（如饮食变化和食品安全等）、地区不平衡和外部贸易环境的制约。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资源短缺压力，其中包括劳动力、水、燃油、食品和原材料等。城镇化进程中，物理环境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城镇化建设占用生产性农业用地的步伐加快，不仅造成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减少，而且使土壤肥力降低，地下水资源枯竭，可能会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同时土壤侵蚀、盐碱化和荒漠化造成的土壤退化约占土地面积的40%，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据估计受土地盐碱化影响的区域约8200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5%。
水资源短缺状况也同样严峻。华北平原地区地下水位已从1950年的地表以下0～3米下降到现在的地下65米。中国约有81%的水资源集中在长江以南，水资源分布不均衡。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用水竞争进一步削弱了对农业部门的供水。灌溉农业和高附加值的工业用水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此外由于疏于管理，约三分之一的可灌溉农田（5333万公顷）的灌溉设施不能使用。水源保护不力导致耕地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冲击。此外，污染是对水资源构成威胁的另一大因素。
20世纪，估计气候变化会使中国的平均气温升高0.5℃～0.8℃，令人担忧的极端天气频率和强度也会有所增加。中国已然是世界上灾害频发的国家，仅农业气象灾害一项，中国就有5000万公顷和4亿人受灾并且每年损失高达2万亿元（约合GDP的3%）。多项研究预测，中国气候变化将持续加剧并且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发生次数也将继续增加。中国在农业方面投资不足进一步削弱了农业部门对气象灾害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的适应力。由于农业在中国传统经济生产和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容易受到气候风险影响。
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将需要更多更有营养的食品——从主粮作物过渡到更多样化的富含蛋白质的优质食品和加工食品，这种转变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和营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肉类消费的增加将会造成谷物价格上涨（饲料粮需求增加）且会给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如生产动物蛋白所需要的化石能源比生产同等的植物性蛋白平均多出11倍。
粮食需求的变化也带来一些可能的机会。首先，主要作物需求量减少意味着谷物种植所用农业用地压力减小，使得将来农业用地用作其他目的。其次，饮食的多元化需要更多的高价值产品，这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土地和水则使用量较少。最后，畜产品需要快速增加饲料（如大豆和玉米）的生产，这将成为未来谷物需求的驱动力。还有其他替代品，如木薯和土豆，增强了农业交易和生产的灵活性。
近年来中国一直受食品安全事件的困扰，涉及从生产到食品加工以及储存等多方面因素。城市垃圾、污水等造成的土壤污染日益不利于中国的食品安全。中国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本身就带来了食品安全挑战。过去大部分食物是地方生产和消费，但现在需要长距离运输到各个地区的城市中心，这也增加了污染的风险。由于畜牧业的工业化，高密度的畜牧业生产作业变得更加普遍，这就增加了牲畜患病、新抗生素耐药疾病以及动物粪便污染的可能性。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在减少了饥饿的同时也增加了食物选择。但工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食品安全问题。农业集约化、某种产品部门的扩张、供应链的延长和加工品消费的增加也催生一系列问题，如重金属污染、杀虫剂、农药残留和食品添加剂问题等。
自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农业部门已融入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中国农产品贸易出现了大发展。2015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达到1876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为1169亿美元，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是逆差状态，而且2007年开始一直飙升。2012年农产品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导致农产品贸易逆差增长近20%。粮食进口，尤其是谷物进口导致农产品进口急剧上升。
农产品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映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出口玉米，进口小麦。中国2015年谷物自给率首次降至95%以下（94.6%），其中谷物进口量达到3271.5万吨，同比增长67.6%，但小麦、玉米、大米进口均较上年大幅减少，谷物进口的增加主要是大麦和高粱进口的显著增长。由于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谷物进口竞争更加激烈，中国保持95%的谷物自给难度加大。
缩小收入差距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议题，中国最显著的收入差距是城乡之间以及沿海和内陆之间的差距。
城乡不平等是中国最重要的一种不平等现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1年的0.29上升到了2009年的0.42。收入差距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并使总体差距大幅增加。三大因素导致收入差距的加速扩大，并在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方面对农业提出了挑战：①经济改革投资倾向城市和工业部门，导致农业投资激励措施的减少；②制度障碍阻碍农民工获得社会服务并限制了他们的机会，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③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的日益融合，农产品价格下滑，加剧了不平等。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预计中国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但目前中国只有20%的流动人口是家庭式迁移，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仅实现了就业转移，仍未实现市民身份转换，流动人口面临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问题。
中国的地区差距也非常大，尤其是沿海和内地以及粮食产地和销地之间。2004年，沿海与内地人均GDP之比为2.4:1，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2015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比降至2.7:1，但这种地区差距主要仍由非农收入的不平等导致。贫困家庭的工资和其他非农活动的收入比例较低，对农业的严重依赖使其更加贫困。相反，中国一些发达省份已实现了农业部门的转型，主要为非农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农村增长来源于非农业活动和外出务工。农业的多样化和非农业收入的增长已经证明是农村地区繁荣的决定性因素。
加快农民收入的增长将是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政策目标。但中国日益加大的不平等现象超出了收入和消费等货币指标的范畴，也反映在地区间和地区内（尤其是城乡之间）的财富分配、公共服务供给、营养、就业机会和社会事业等方面。
虽然中国农业正在转型，但中国的农业部门仍由遍布全国的大量小农户主导。第二次农业普查显示，中国约有2亿小农户
，约占世界5亿小农户的40%。不同领域小农的数量及其相对重要性有很大差异。此外，农业规模正从小农户经营向大中型农业经营规模转变，这导致了小农户数量的减少。小农农业对于中国的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平等仍至关重要。在可预见的未来，比如2030年以前，小农农业仍然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经营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