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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对当前一个时期和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了重大影响。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较1980年增长近25倍，年实际增长率达到9.8%；人均GDP从1980年的464元增长到2015年的4935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8.5%。
但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且持续下滑，2012—2015年GDP增速分别为7.8%、7.7%、7.4%、6.9%，人均GDP增速分别为9.8%、9.5%、7.6%、6.3%，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表1 1980—2015年中国经济的转型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已经从以农业为基础转变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基础。1980—2015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30.2%下降到9%，同一时期，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从21.6%上升到50.5%，首次超过50%。农业劳动力比例从67.1%下降到29%。相对于农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说，农业劳动力比例以较慢的速度下降，也就是说，农业部门的平均劳动力生产率增长落后于非农业部门。目前，从税收和政府支出来看，农业的贡献很小，但在国内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仍占重要地位。农业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也随着这一转变而降低。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24%，到2015年，这一份额下降到只有3%；农产品进口比重也呈缓慢下降的趋势，2015年农产品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7%。
中国社会正经历快速且史无前例的结构性调整。
首先，从2006年开始，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已经超过其经济增长的步伐。1980年，大约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但到2015年，一半以上（56.1%）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这一趋势有望继续保持。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一部分取决于政府鼓励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政策，一部分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城镇人口从1980年的1.91亿增加到2015年的7.7亿，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近10亿的中国人将生活在城市。
第二个变化是大量劳动力迁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有2.77亿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占总人口的20%，预计到2050年转移人数将增长到3.5亿人。一系列有关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国家政策引发了大范围的人口转移，农民工的数量呈指数型增长。渴望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工作机会是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机，这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从内陆到沿海流动的原因。70%左右的农民工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工作，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在大中型城市工作。但自2011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年外出务工人数增速均放缓，2011—2015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0.5、1.5、0.5和0.6个百分点，年外出务工人数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1、0.4、1.3和0.4个百分点。
除了城镇化和劳动力迁移趋势外，第三个变化涉及人口结构。医疗保健与营养改善的推进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2015年，中国10.5%的人口（1.44亿人）年龄在65岁及以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3岁，与此同时，人口总抚养比（儿童和老人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触底回升，2014年达到36.2%，其中少儿抚养比为22.5%，老年抚养比为13.7%。预计未来10年总抚养比将继续上升，至2030年总抚养比有可能突破50%，届时人口红利将消失（《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4—2023》），到2050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达到3.32亿，超过总人口的23%。趋于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会对中国经济和农产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不断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继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实施后，2014年、2015年相继推行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并倡导将生育决策逐步回归到家庭主导。同时，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中国劳动人口法定退休年龄相对过低，因此中国将实行延迟退休，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城镇化进程抬高了农村劳动力成本。自2003年以来，劳动力平均土地占有量迅速增加，务农人员日工资从1998年到2007年翻了一番。随着农民应对劳动力短缺或老龄化问题以及随后因减少农业投资并将多季耕种转为单季耕种所致的生产能力损失，劳动力短缺和收入结构变化等都可能会降低农业的综合生产力。
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伴随收入的增加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导致了膳食结构迅速由以谷物为主的饮食习惯转变为以富含蛋白质为主且多元化的饮食习惯。人均粮食消费从1983年的235千克下降到2014年的141千克。同时，水果、食用油、肉、禽类、水产品的消费急剧增长（见表2）。农村和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情况存在差异。预计流动人口的食物消费模式将会更加趋同于城镇居民——向更富蛋白质饮食习惯转变。
除收入外，影响消费模式的其他因素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变（重视便利性）、新的烹饪及存储方法的可用性、全球化进程中逐渐接触的新食品和相关理念，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等。因此，农村地区的富裕人群具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消费模式。农村地区的几种食物（畜产品、水果和食用油）消费增长率高于城市地区，表明两类地区的消费模式逐渐趋同。同时，城市流动人口肉类消费增加，并开始采用与城镇居民相同的消费模式。这意味着，对玉米、大豆等饲料粮的需求将急剧上升。2011年IFPRI的估算值表明，2000—2030年中国肉类、水果及蔬菜的人均消费将增加三分之一。食物需求的变化将推动农作物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模式组合发生巨大改变。
表2 1983—2014年度食物消费 单位：千克／人
续表
注：*除水果外，各产品年增长率为1983—2014年数据，水果为1990—2014年数据。2013年以前食物消费数据城乡分别统计，2013年统计口径调整为城乡一体化调查统计，因此2013年食物消费数据较往年波动较大
数据来源：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2015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中国传统农产品市场体系的特征是由许多小商贩、加工商、零售商组成，价值链相对较短。20世纪90年代起批发市场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化以及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大量超市和大型农产品公司。F. Reardon等人研究发现，中国排名前47位的农产品零售商，2001—2011年的销售额从130亿美元增加到1170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27%，几乎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中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已经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并更加关注专业化批发商、农业企业和零售商。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现代零售链的采购体系与传统商店的差异。第一，现代零售链更多地采用合同形式，这种合同使得超市可以控制采购产品的质量安全，确保满足有效需求，并有可能降低价格。第二，现代零售链中检验供应商资质的标准逐渐增加，标准类型多样，技术认证要求也在增加，例如HACCP、ISO 9000，还有以HACCP为基础的农场质量保证，这意味着生产者的参与取决于他们可否获得某一级别的足够的分类、分级、包装、存储和运输设施等。第三，现代零售链正越来越多地利用区域性或全球性采购网络以强化采购体系。它们能够在短时间内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尤其是鲜活农产品。第四，通过严格的合同谈判及执行，农产品加工商的影响显著向食品零售商转移。
与农产品市场体系类似的显著增长也出现在农产品加工行业（图1）。中国的农产品加工行业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1997年经历了第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年均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增速在20%以上。2008—2015年出现第二个快速发展阶段，年均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增速17.4%。2015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达到20万亿元，是2008年的3倍以上。截至2014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达45.5万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到7.6万家，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比值达到2.1:1。同时，专业批发商和贸易商的数量也显著增长。Reardon等人通过中国大米和马铃薯价值链的变革揭示了超市、现代冷链技术、大型大米加工厂、小农户商业化及机械化的快速发展。
图1 2000—2015年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不同年份）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报告（不同年份）
自商务部《“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将电子商务进农村确定为第一大目标以来，政府各个部门相继制定有关政策，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针对加快发展农村电商进行了专门部署。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农村网民已升至1.95亿人，网络购物的使用率达到43.2%，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零售交易额首次突破1500亿元，较2014年同比增幅超过50.5%，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6.7个百分点，成为2015年国内农产品消费市场中新的亮点；同时全国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零售交易额占社会农产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升至3.8%，发展潜力巨大。加快农业电子商务是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的重要切入点，下一步将通过电子商务的利益驱动，引导社会投入研发农村电子商务的创新，统筹推进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休闲观光农业电子商务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