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一直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前导因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人才资源保障，在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繁荣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重要发展历程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高等教育机构的收编与改造起步，60多年来我国高教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抓住若干重大发展机遇，实现了从教育弱国迈向教育大国的跨越式发展。
1952年，教育部根据中央精神与百废待兴的社会需求，通过借鉴苏联的办学经验，对全国高校院系、学科进行调整，突出理工学科，强化应用学科，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紧迫的社会需求，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更为我国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次年，中央分别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与教育工作会议，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高等教育振兴发展的大幕由此拉开。
20世纪90年代后期，“211工程”和“985工程”先后启动。这两大工程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关键台阶，使中国的一批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提高，一些大学正在进入到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行列，整体上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
2017年，“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双一流”建设不仅是我国高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决策。其战略意义是要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大国迈向强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级大学。国家是要通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使我国成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而绝不仅仅是使个别几所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二）调整结构布局扩大规模
几十年来，我国政府通过法律政策、人事组织、评估拨款等途径，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区域布局、办学方式、学科设置等实施全面统筹，保证了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以大基数、高速度、低成本为显著特征，实现了由精英向大众化阶段的历史性过渡，即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门槛。
根据2016年初教育部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2015年我国高校在校生规模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852所，位居世界第二；毛入学率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我国本专科在校生仅11.2万余人，普通高等学校才200所左右，毛入学率仅0.26%。
1949年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分布于东南、中部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逐渐得到改善，偏远地区逐渐设置高等教育机构，至1971年，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全部设置了高等学校。虽然，区域布局的均衡问题一直是高教发展的难题，但通过总体调整的多次迭代，尤其是“双一流”建设的推进，我国高教区域布局将会得到进一步优化。
长期以来，综合性大学比例过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端人才的发现与培养。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保持一定增长幅度的同时，开始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进行实质性调整，已经形成了相对合理的梯次结构。
总体来说，我国高等教育通过规模的不断扩张，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阶层的适龄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入学门槛大大降低，满足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广泛需求，使得社会公共资源最大程度地惠及普通人群。
（三）保质量支撑社会发展
6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提高教学质量。早在1953年7月，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会议通过了《稳步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决定》。
199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第一次将教学质量问题写入国家法律。
为了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教育部从1987年开始组织进行评估试点工作，并于1990年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如今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多轮学科评估，对于高校发展优势特色学科，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高等教育在不断提升整体水平与质量的同时，始终与国民经济发展基本同步，并适度超前。中国高等教育“井喷式”飞速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起到人才和智力的决定性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高等教育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近亿人。他们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与智慧，为社会创造财富并做出巨大贡献。同时，高校科研成果为社会发展直接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促进了社会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四）与时俱进新阶段
2017年9月，国家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宣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将迈上新的台阶，也是中央政府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决策，是要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大国迈向强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级大学。大学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快速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学科，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培养出一流的学生，聚集一流的师资水平。人力资源是学术影响力的创造主体，学科实力是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载体，高水平科研成果、高质量的毕业生是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表现形式。
当然，今天站在信息时代的路口，高等教育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互联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正在推动人类文明迈上新的台阶。在“互联网+”时代的屏幕化和碎片化特征下，学习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选择性和自主性更强。我们的教学方式正在从传统的单向知识的传授向“影响式”和“互动式”教育转变。翻转课堂、可汗学院、MOOC、云端学校等的出现，导致现有的师生关系、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的改变，进而重构学校的存在方式。
如果说我们的上一代是数字难民，我们这一代是数字移民，那么现在的学生们已是正宗的数字原居民。当数字原居民都能够用极低的费用，通过最便捷的途径，在网上完成学业、学到知识、提高修养、提升能力，那么我们的大学该何去何从？直面未来大学的挑战，值得我们每一位从业者深思。
大学兴起于中世纪，到今天发展成为现代大学，是通过不断自我完善以适应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保持生机与活力的社会组织。从大学的发展历程会发现，每一次大学功能的变化都伴随着生产力的变革，并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从大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到，大学的功能和组织形式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
大学（University）一词来源于拉丁语，11世纪末12世纪初，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一些地方由于教会的需要并推动，参与传授和学习的师生们仿照手工艺人行会组成教师行会或学生行会，目的是为了保护市场、决定职业标准等。
中世纪晚期，随着教会教育的没落和世俗教育的兴起，以教授与学者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群体聚在一起讨论学术，进行教学，并逐渐成立学术团体。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陆续建立了一百多所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普遍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起源。最初的大学类似于行会组织，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易。大学以职业训练为主，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柏林大学创建之前的时期为大学起源阶段，大学的功能主要是人才培养，尤其是人文知识的传承。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化学等学科开始独立，并逐渐自成体系，作为独立门类的科学进入大学。通过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去追求纯粹知识的思想是由洪堡[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m von Humboldt）]提出的。1880年以后，德国洪堡大学进行科学研究，认为大学功能不仅包括知识传承，还需加入科学研究的功能。洪堡大学除了传统的知识教学外，鼓励教授对科学、法律、哲学、历史、神学和医学探索研究，大力发展新兴学科。其他大学纷纷仿效，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逐渐被人们所认同。
现代大学如果以“洪堡大学”为分界线，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洪堡精神受到世界各国大学的热捧，科学研究在大学功能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尤其对美国的影响很大。一些从德国留学回国的学者，有的回美国执教，有的担任管理职务，他们逐渐地将德国的科学研究带入美国的大学，改变了长期以来仿效英国大学只注重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承功能的做法，加入了许多科学研究的元素，同时，相对于德国，美国更加注重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的结合。
19世纪初，美国的教育家吸取了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通过“赠地学院运动”和“威斯康星思想”进一步强调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所以，美国的大学不仅有科学研究，而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注重科技研究成果服务社会的功能。尤其是1920年到1940年，美国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越来越受到关注，大型企业和大学的互动合作密切起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学功能已经从人才培养发展到知识传承、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大学功能进一步演变。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学功能中加入文化和思想引领的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越来越受到关注，大学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大学之间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大学逐渐成为民间外交的主渠道。
英国大教育家纽曼在其《大学的理念》一书中，认为“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从大学的发展能看到，大学的功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
大学功能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今天，大学具有教书育人、科研发展、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国际交流等功能。换言之，大学既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又要发挥“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作用。从实践来看，大学正是朝着这几个方向在努力，并为之做出相应的贡献，包括大学的人才培养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科学研究发现新知识和提高国民科学素养的贡献、科技成果转化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人文社科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以及对文化繁荣和思想引领的作用。
传统上，我们把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项重要功能的学校称为现代大学，它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首先，人们在认识大学时普遍认为，人才培养是大学第一甚至唯一的责任，其实不然，高等教育改革需要思想解放与理念创新，确立“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的现代大学本质，确立“科教融合”的大学发展理念。其次，按照现代大学的本质，大学发展必须是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的，把握了这一条，就能把握科教融合的本质，实现大学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一致性。大学教学需以课程建设为中心，摆正科学研究与课程建设的关系，将研究与教学有机地统一起来。高水平的大学课程需要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最后，服务社会是大学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大学精神的价值所在。
大学功能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产生了知识传承、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功能体系，在此体系的基础上，产生了独特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我们需围绕人才培养，推进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等功能，同样的，大学精神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大学精神也是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在研究高等教育时，需要遵循复杂性、全面性、系统性和一致性等原则，整体推进大学综合改革。
与过去不同的是，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全球化教育变革进程加快，大学迎来了服务创新的时代。这就带来了人才培养、科研、人文社科等领域的不同变化。例如，在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一些高校开始探索创新资源共享机制，来加强创新人才培养；此外，MOOC、学分制的创新等也都是典型代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和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教授们将研究的最新科研成果转化到课堂上，教给学生，为培养人才服务做出贡献。
在科学研究方面，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国际经济竞争更加突出地体现为科技创新的竞争，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在此背景下，高校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少高校创办和发展了一批科技企业，大学还通过产学研结合为国家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非常重要，推进人类现代文明的所有工程技术的发明和发展都是靠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支撑的。北京大学王选教授发明的激光照排技术，就是先有数学理论的基础，才有了激光照排技术，并最终完全取代延续千百年的活字印刷技术。目前，我国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仍占有国际领先的地位，极大地方便了人类社会技术和文化的传播。
在全球大型安检设备领域市场，同方威视已成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面旗帜。成立于1997年的同方威视，刚开始时由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十余位专家，充分利用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和创新平台，将技术与人才一起移植到公司的项目开发事业中。核心项目开发团队身兼两职，在担任清华大学教师的同时兼任同方威视公司的骨干研发人员，成功地将大学的人才、知识资源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链接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复杂技术成果的快速高效转化和持续创新。
此类例子还很多，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无不显现出大学科学研究的贡献。例如，高校先后孵化了北大方正、清华同方、清华紫光、东软股份、华工科技、赛尔网络等一批著名高科技企业。
国家是要通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使我国成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而绝不仅仅是使个别几所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重点是建设过程，目的是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高。
“双一流”建设的任务可以概括为：一流师资队伍、一流人才培养、一流科学研究、一流社会服务和一流文化传承。改革任务可以概括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关键性管理机制突破、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我们要认识到，现在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该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精英教育阶段逐渐形成并沿袭保持下来的。我们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面临着不同社会阶层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
总体上讲，国外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了200多年，它的模式基本上还是符合趋势的，所以，“双一流”建设要坚持公认的世界水平。我们国家发展的阶段与发达国家不同，但即便我们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国际上借鉴的，比如，我们发展了一批行业特色非常鲜明的大学（地质、矿产、石油、冶金、电力等）；我们的工科学生培养占到全世界的32%，很好地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对工程类人才的需求；我们很多公司到国外承包工程建设，也主要是靠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的工程类人才支撑。
包括我们现在一部分人主张改变的做法，国外却试图向我们学习。笔者有一次到美国的大学访问，大学一位管理人员向我们介绍一些好的大学如何提高质量，吸引优秀生源，使自己的教学质量上去。他认为一个是生源、一个是教学队伍，要提高质量就要吸引优秀生源。其中他认为，提高学生在校住宿的比例是吸引优秀学生的好办法。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住校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大学的感觉，尤其是本科生；第二，可以减轻负担，吸引优秀生源。他说他们是向中国学习，因为我们的大学生100%都住校。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情况，大学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力量，现在也在推行后勤社会化。但是如何做到后勤社会化？主要应该是教师的后勤社会化，学生的后勤社会化应当是在大学周边引入后勤管理的模式和经验，而不是把学生散出去，尤其是本科生。
一个国家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一个国家一个样。我们的“双一流”建设，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整体部署，按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借鉴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立足国情，鼓励创新，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级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
国家号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样的战略不仅要求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更要求高等教育界同人为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尤其是对大学教授，不应该只注重个人在国内学术地位的建立，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密切关注国际上学术发展方向，研究选题应是学术前沿。与国际接轨需从多方面努力，参与的种类应包括国际奖项、国际论文、国际期刊的评审、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组织等许多领域。
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仅从近期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中国目前的学术水平、论文水平虽然已经提高不少，尤其是在“模仿和跟踪”国际学术水平的方面，进步很大。然而，我们现在只是从看台上的“观众”，正在成为跑道上的“跟跑运动员”，希望有一天，我们会成为“领跑者”，越快越好。
我们还要憧憬，期盼若干年后，汉语能成为国际上学术交流的主体语言。学术交流的主体语言是随着世界强国的变化而变化的，中世纪后的意大利文化昌盛，学术论文的主体语言是拉丁语；英国、美国强大后，学术交流的语言才逐渐变成了英语。牛顿的论文是用拉丁语写的，爱因斯坦的论文是用德文写的，都没影响其对科学的贡献。中国学者要逐步为用中文写论文而自豪。我们要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成为“领跑者”并不无可能，关键是别浮躁。当汉语成为国际学术交流主体语言的时候，中国肯定会有一批世界级大学。
“双一流”建设要进一步加大国际合作范围。现在的合作以请对方的教授来中国做访问学者、互访的合作为主。随着我国学术评价和学术能力的提高，我们需进一步拓宽合作的形式，转变为项目的合作，以及竞争中的合作。例如，科学界已经发现的量子线无法用数学工具表达、大气变化全球变暖的应对等国际关注的相关难题，都是需要全球学术人员通过共同合作来突破的地方。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快提升我们的科研水平，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加速“双一流”建设进程。
网络上关于取消“211”“985”工程建设的消息，再次引发了全社会对高水平大学的关注。起因是近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宣布《“211工程”建设实施管理办法》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失效。
“211工程”建设起始于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入选“211工程”的高校先后分5批，最终进入“211工程”建设的大学共有112所。
“985工程”建设起始于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一期建设率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实施。2004年，启动了“985工程”二期建设，最终进入“985工程”建设的大学共39所。
是工程就可能留下丰碑，“211”和“985”工程建设，使中国的一批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提高，一些大学正在进入到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行列。进入“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高校兼顾了行业和地区发展，覆盖了综合性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和地方高校，整体上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211”和“985”已经形成大学品牌，在教育界和普通民众心目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是工程就可能留下诟病，进入“211”和“985”工程建设的大学被社会赋予了重点大学或好大学的标签，众多大学千方百计想进入工程建设行列。为了达到进入工程建设行列，又千方百计地按照指定的标准要求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学办学模式的趋同现象。
高等教育要均衡发展，国家对大学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高等教育也是由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教育机构共同实施的。不能在强调职业教育时忽视普通高校的发展，也不能在重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时减少对普通高校的投入。能否在名校和普通高校之间做到适度平衡，不仅决定高等教育的未来，而且也将决定国家长远的昌盛与繁荣。
国家要进一步明确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战略，形成长期稳定持续增长的投入机制，通过持续重点支持，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统筹考虑学校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各阶段建设任务，积极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规律，既要坚持中国特色，又要参考国际公认的标准；既要在可比办学指标上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当，更要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既要拥有世界一流学科，更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先进的大学文化。
国家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应该从工程建设的思路转变为制度和机制支持，进而有效地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在国家走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对大学的发展和变革有强烈的需求，政府在经费和政策等方面给予大学有力的支持，必将带来高等教育思想和组织体系的变革。在这样的关键时期，需要教育界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让大学更开放、与社会发展结合更紧密、对社会贡献更直接。
社会上对教育的关注度高，对大学的批评多是件好事，说明国家在稳定发展，中华民族正走在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民不聊生的战争年代，普通老百姓关注的是生命安全和解决温饱问题。只有权贵子弟才能上大学的民国时期教育水平无论被吹捧得如何高，都难以企及今天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
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以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的标准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公平和质量是两个重要指标。大众化有助于公平，精英化侧重于质量。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借鉴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经验，适度超前布局；要按照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创新机制、突出改革、注重质量、加快建设。
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理念和机制等方面要启动实质性改革，切忌空谈。不能在对“素质”没有基本共识的情况下空谈素质教育；不能在对“文化”没有基本理解的条件下空谈大学文化建设；不能在社会环境不具备的氛围下妄谈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大学担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四大功能。而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与一般大学的区别，主要在于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职责，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其中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在现阶段，政府对于高校的投入尽管有明显增加，但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际需求比仍然十分有限。我国高校在现有经费支持下，短时间内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显然是困难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经费从何而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各个方面，这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虽然目前我国高校在综合实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在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方面是有可能率先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上应进一步提高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认识。科技成果转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办企业、转让专利技术等，还包括要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转化”到课堂上去，把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实现高校科技成果的知识化，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等等。另外，为企业提供咨询也属于科技成果转化，成果转化过程也是培养人才的过程。
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自强自立的进程中，在发展强大的征程中都需要走向国际。中国亦不例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各种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经过多年的“985工程”“211工程”等建设，为中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不等于强，高等教育要真正从大到强，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具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若干个世界一流学科。教育发展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业，通过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将带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综合实力、自主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建设一流大学离不开一流学科。因此，国家《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加快建成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何谓一流学科？我理解，一流学科必须站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有话语权，在一些方面瞄准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充分体现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孕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实现学科发展与平台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队伍建设的良性互动。
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加大对外开放和开展高水平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力度，提高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一流大学就要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为重点，营造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大环境，推进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主动参与全球和区域性的重大科研项目。充分利用国际科技与教育优质资源，在推动中外文化深层次交流、合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吸引来华攻读学位留学生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努力提升在国际高等教育和学术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流大学要有大师引领。要通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新突破，加快造就学术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的建设，充分把握当前机遇，聚集起拔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结合国家人才战略的实施，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努力培养造就一批能够活跃在国际学术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引进海外一流人才、紧缺人才和优秀群体，形成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国家要进一步明确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战略，形成长期稳定持续增长的投入机制，通过持续重点支持，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建设。统筹考虑学校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各阶段建设任务，积极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建设的规律，既要体现国情，又要坚持国际公认的标准；既要在可比办学指标上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当，更要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既要拥有世界一流学科，更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先进的大学文化。
基础研究以深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等为基本使命，是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是培育创新人才的重要支撑，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是未来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中做出贡献。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应用研究；加强高校重点科研创新基地与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基础研究成果应最先转化到课堂，编写成教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科教融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也是时代对高校的要求。实现国家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有众多的一流大学和大批的一流学科。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基础研究又是国家科技的基础和先导。重视基础研究工作，谋划高校基础研究发展，是增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
人类文明进步是靠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推动的。任何新技术的发明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支撑，离不开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每一项突破都为人类认知客观规律、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展现新的前景。比如，物理学的研究进展对整个物质世界的工程技术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电磁学的发展和完善等完全改变了现代工程技术走向，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成为现代人。基础研究是技术发明的先导，是应用开发的源泉，加强基础研究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高等教育系统当务之急是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及时地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学科方面的优势，全面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全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是指为获得关于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研究，是对新理论、新原理的探讨，目的在于发现新的科学知识，为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提供理论前提，但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
基础类研究与应用类研究都是科学研究，其区分是就某个时间段而言的。科学研究是一个渐进和发展的过程，今天基础研究的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和发展，就会成为基础知识，再随着科学的发展，就会成为基本常识。对于一个学科就是这样的发展过程，靠常识、基础知识，开展基础研究，在基础研究成果的新发现中，产生应用研究的可能。比如机械运动的惯性定律，在科学研究的初始阶段，人们先是发现和认识了物体惯性，然后通过反复试验和理论推导，最后总结出物体运动的惯性定律。今天，物体的惯性运动成为老百姓的常识，也成为航空航天等高技术研究的基础知识。
不同类型的高校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有不同的侧重，要摆正两者的关系。目前，有一种风气，无论什么类型的高校，都豪情万丈，声称要建设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流大学。实际上，大学和大学的层次应该有区分。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更适于承担基础研究工作。因为，基础研究要求较大的多样性和灵活性，需要多学科交叉，无数新思想、新理念的火花，都产生于训练有素的人，在这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具备了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人才的聚集；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有良好的学术交流以及较长时间的积淀；此外，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中心，教师的素质、知识和能力外延都适合进行基础研究。
虽说搞基础研究个人兴趣很重要，但是除个别学科外，基础研究并不是光凭个人兴趣就能完成的，还必须要有相应的实验、检测等技术条件来支撑。尤其是当科学发展到生命科学和人的行为科学层次时，要想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和突破，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研究型大学具备进行基础研究相应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如实验设备先进、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创新人才聚集等，更有进行基础研究的优势。
“双一流”建设是高校的热门话题，也是高校信息化工作者需要高度关注的方向。
（一）高等教育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目标
1．我国高等教育30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0年前，高校基本上是在一个封闭的校园环境下开展以教学为主的教育活动，现在，大学校园的开放使高校真正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30多年间，高等教育在环境、条件、结构、成分、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高等教育办学和育人的思想、教育理念、管理方式等提出了严峻挑战。那么，如何应对这一变化，今后30年高等教育的路怎么走？这也是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的初衷之一。
2．“双一流”建设：设定了未来30年目标。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总体方案》。国家将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总体规划，分级支持，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与国家五年建设规划同步实施。一直规划到21世纪中叶，基本上勾勒出了国家对未来30年高等教育的规划：明确了高校差别化发展导向，既适度发展综合性大学，也支持鼓励发展小而精、有专业特色的学校，实行分类推进。
（二）“双一流”建设目标与国家战略需求
1．“双一流”以建设特色学科为重要基础。“双一流”建设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明确了高校差别化发展导向，既适度发展综合性大学，也支持鼓励发展小而精、有专业特色的学校，实行分类推进。“世界一流学科”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拥有一流科研、生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二是有一流的教学、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一流科研和一流教学要依靠一流的学者队伍。对学校而言，既要有充足而灵活的经费，又要有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对于大学教师而言，要“一岗双责”，既要以良好的科研成果提高教学质量，又要用高质量的教学助推科研水平。
2．“双一流”以打造中国特色为核心任务。随着对学科特色的重视与发展，高等教育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多样化发展阶段，未来将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中国特色。我国高校因发展层次、类型不同，各类高校的基础条件和科研水平各不相同，这在客观上要求各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本校特色和发展条件，适度参考国际上同类大学先进的办学经验，在不同方向与不同学科专业上，以特色胜出，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3．“双一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终极目标。（1）中国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大国迈向强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级大学。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经验，适度超前布局；要按照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创新机制、突出改革、注重质量、加快建设。（2）中国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要紧密结合国家人才战略，充分重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发展；要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学模式和评价方法；要深化教育内容和培养机制改革，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按照人才成长规律，统筹考虑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综合作用，科教结合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深入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拓展国际视野，提高国际竞争力，带动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提高。（3）中国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加强与国家科技发展的衔接，加快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以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学研究前沿为目标，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所确定的重点领域及优先主题、前沿技术、基础研究和重大专项，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提高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承接国家重大科研任务能力以及解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产生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原始创新研究、工程应用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
（三）信息技术如何支撑“双一流”建设
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资源共享时代已经来临，知识共享时代必然到来。世界上最大的出行用车公司Uber没有一辆自己的出租车；最大的旅行住店公司Airbnb没有一间自己的旅馆；Alibaba没有自己的售货大楼或店面；PayPal没有自己的分行和网点；而在教育领域，MOOC将会取消所有单一功能的教室。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的探索和涌现，从而推动了传统教育理念、模式与方法的变革，也推动学习方式和形态的转变。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学习模式的改变：突破时空的学习。在“互联网+”时代的屏幕化和碎片化特征下，人们的学习模式也呈现屏幕化和碎片化发展，学习者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获取名校、名师的教学课程，学习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选择性和自主性更强。
2．学习模式的变化引发的教、学、评的改变。学习者的学习模式发生改变，原有的课堂形态、课程结构以及考核形式开始难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教学方式从传统的单向知识的传授向“影响式”和“互动式”教育转变。知识传授在教室内，而知识内化在教室外。
3．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教育观念的转变。翻转课堂、可汗学院、MOOC、云端学校等的出现，导致现有的师生关系、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的改变，进而重构学校的存在方式。新型的教育形态和教学模式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众多的高校、教育专家已经开始转变教育观念，探索和实践新的教育模式。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贪婪将会导致大学功能的根本性转变。
（四）今天，我们如何面对这种变革？
1．观念的转变——以开放的思想，开放的心态迎接改变。如今的学生已经是与网络共生的一代，是地地道道的互联网原居民，他们可以熟练地借助网络生活，本能地通过屏幕学习。而“50后”“60后”的习惯是书本学习。观念的差异很难短时间内弥补，由此对“互联网+”教育的影响不能小视。
2．机制的转变——从政策、机制层面上尽快应对新挑战。如果学生不能自由选择修学科目和讲课教师，如果学分不能互认，学位不能等价衔接，“互联网+”教育很难发挥其最大效益。我们需要尽快研究制定教学资源的上网认证标准，要针对经过认证的教学类资源制定网上学习效果评价标准，要制定课程微证书发放办法等。
当然，机制的转变还包括我们今天要研讨的以顶层设计和信息治理创新。总之，我们要有新的观念、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模式，才能拥抱“互联网+”教育的新时代。
让我们以“智慧校园”建设为基础，以信息治理为龙头，切实做好高校信息化的发展和创新，为高校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做好环境和应用支撑，为我国“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和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