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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便有文野之别的区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聚落形态，看似相互对立，实则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城市和乡村通过实体的城门和象征的城门作为阻隔和勾连，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半开放二元格局。而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始终心向乡土，这样的一种叶落归根的情怀勾连起城市和乡村，成为一种专属中国人的乡土意识。
“文”，在古汉语中有很多重意思。《论语·八佾》中有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子罕》又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这里是指一切的典章文物制度；而《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这里的“文”则是指人文，即一切应知的学问。另有文采、文饰、辞章文学等含义。“野”，也具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如《诗·邶风·燕燕》“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中的“野”，指田野，野外；《淮南子·人间训》“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马而系之”
中的“野”，则是农业劳动者的意思；另有鄙陋、凶狠、民间等含义。
《中国诗学大辞典》中对“野”有这样的阐释：
“野”，本作“壄”，指郊原、田野。上古时部落聚居，贵者居“国”中，庶人住郊野，庶人身份低微，鄙略质朴，故以“野”称之。《论语》之“野”略有贬义。但“野人”住郊原，少受礼法约束，因此又引申为任性闲散、不受拘束之义。
“文”和“野”第一次同时出现是在《论语·雍也》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在这里将“文”和“质”对立而存在，认为“质朴多于文采，就未免失之粗野”。而对于将“文野之别”作为一个词来使用的说法，《现代汉语大辞典》中则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①文明与野蛮。鲁迅《〈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然而文野不同，中国人是古文明国人，大约只是心折而不至于实做的了。”②文雅与俚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结合这些文献中“文”与“野”的含义，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文”，包含着文化、文饰、知识文明等意思，象征城市以及城市文明的气质；“野”，最初则是指在田野中从事农业劳动，象征着一种被“文”看作粗鄙、低下的乡村以及乡村生活的气质。因此，在这一种意义上，“文野之别”实际上也可以看成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应存在。
城市与乡村作为人类永久性聚落的两极形态，从产生开始就相对应而存在。费孝通在《论城·市·镇》一文中对于“城”和“乡”做出了如下的区分：
从人口角度去区别城乡，其实并不只是一个数量和密度的问题，而是分布的问题。这是说，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某一程度，一个区域里会发生若干人口密集的中心地点，像一个细胞中发生了核心。一个区域的核心就是“城”，核心的外围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带是“乡”。如果我们对照着核心和外围来看，数量和密度上确有显著的差别，但是差别的程度却依人口集中的程度而决定。……“城”的形成必须是功能上的区位分化，那就是说，有一个赋予某种特殊社区功能的中心区。换句话说，为了功能分化而发生的集中形式。
在广袤的土地上，由城墙围起的部分，是为城；而城墙外的广阔天地，是为野。在物理形态上，城市是被围起来的，是封闭的，它具有明确的空间边界，带着深刻的人为气息；而乡野则没有具态的边界，在物理上形成一个开放的区域，逐渐延展开来，成为广大农民耕作生息的天地。由于城市源于某种契机下形成的功能区位分化，成为更广阔区域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在社会层面上，城市又有别于乡村，形成了一种开放的社会空间。人、物在这里聚集和流动，消费在这里产生，这里的生活也充满着丰富而混杂的无限可能性。而乡村的社会空间则是封闭的，分散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地生产，重复着单一固定的生活方式。
城市与乡村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区分，使二者成为一对相对应而存在的概念。它们相应相生，相互勾连，形成了一种半开放的二元格局，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城门是古时在城郭四面所开之门，为城市防御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来说，较大的城每面各开三门，较小的城每面各开二门或一门，各连以城内外干道。南方城郭除开陆门外，还于每面各设水门，以连通城内外水道。城门上建有城楼。《幽明录》云：“邺城凤阳门，五层楼，去地二十丈，长四十丈，广二十丈，安金凤凰二头于其上。”
《中国古代建筑辞典》记载：
城门，是城市的咽喉，又是防御的薄弱环节，为了加强城门的防御，城门本身的构造也不断改进。早在春秋时代，墨翟就提出设悬吊式的城门，用绞车启闭；为了防火，在门上钉木栈，然后涂泥，门上留有向敌人射箭的孔洞。城门防火一直受到重视，五代时钱塘城的城门，虽采用包铁叶的办法。南宋《德阳守城录》中提出每处城门设三道门扇，还提出城门作上、下两层，“上层施弓穹，可以远射”“下层施刀枪”。城楼处设暗板，揭去暗板，可以向下投巨木、石块。明清北京的城门，如正阳门箭楼的门，设有铁闸门，用两层厚0.5厘米的铁板包镶。铁闸门用绞车提升。
如前文所述，城是一个封闭的结构，而同时在这个封闭的结构内部充斥着人与物的沟通和流动。在这种意义上讲，城门除却其筑造时就具有的防卫功能之外，也承担着一些特殊的功能，即它是连接“城”与“乡”的桥梁，它特有的防御机制和开闭制度更是构成了城乡之间半开放格局的重要标志和枢纽。因而，想要理解城乡之间相对封闭的半开放格局，必须从这扇城门开始。
这里提出的“城门”概念，实际上有两重含义。
第一，是实体的城门。在古代中国，秦及以后在地方上设郡县，郡有郡守，县有县令。用芒福德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历史上，促使乡野村庄转化为城市的契机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管辖区的划分。独一无二的皇城象征皇权独占，而皇帝将地方划分为郡县，各郡县的官僚机构所在地即为城市，而由城墙所保护起来的每一小块地方成为政府的政权中心。与上古分封时代不同，城市不再是贵族生活和掌控的场域，而越来越成为臣服于皇权之下的官僚系统的生活场域。城与乡的对立，也不再是贵族和平民的对立，而是转变成为皇权崇拜之下官和民之间的对立。
实体的城门定时开闭，内部是皇权统治下的官僚中心，并在坊市间分布着具有不同职业的平民，他们有的是因为在划分城市范围时因为居住地而留在城市，有的是因为其他种种原因来到城市，逐渐分化成不同的职业，适应着城市的需求。外部则是广袤的田野和荒地，分布着大量较为分散的村庄，以家户的形式进行着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而实体的城门则勾连着内外，形成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半封闭系统。早上城市外面的产品会被运进来，而城市产生的垃圾，包括粪便等，则会被运出去，一进一出，形成一条往来复去的运输线。晚上城门则会关闭，保护着内部的安定，维持着日常运转。这时城市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它与乡村之间就存在一个日常的、经济性的纽带关系，日常的政治、祭祀、宗教都可以在城市里完成。
第二，则是象征意义上的城门。“门”，是一个关联的通道，一个switch（开关、转换器）。这个概念类似于齐美尔提出的“边界”
的概念。任何东西都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本身就参与它的此岸与彼岸，因此既具有超越性，又具有局限性。局限性，是因为边界把它内部的东西封存在其内部；超越性，是因为只要突破了这个边界就会获得新的东西。而边界之所以为边界，是因为我们只有在突破它的时候才知道它是边界。
有门，就有开关，就有进出。而正如上文所述，这个城门看似内为城外为乡，而实则内为官外为民。由于皇权的体系是血缘的延续，而除了皇帝宝座上的那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余的贵族虽然生活优渥，却并不生而拥有法定的政治经济权力。所有的官员理论上由皇帝任免，而皇帝考察和任免官员的途径则关系着“民”如何突破边界而成为官，也就是如何真正走进这扇城门。有的朝代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或者说可能性很小，这时这个半开放的系统就相对比较封闭；而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无论在血缘上属于什么身份，都有通过读书考试而跃龙门成为官僚体系一部分的机会，而这时系统则相对较为开放。这是由城门外向城门内的“进”。
那由城门内向城门外的“出”呢？我们知道，有一类人，他们生活在“城”中，却不是官员，他们拥有财富，却始终无法得到合法的政治权力和地位。这就是商人。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基于稳定生活的治理，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农本商末”之说。商人，往往没有高贵的血统，作为在政治上被极力打击的对象，却掌握着大量的物质财富，这样一种不平衡深深地烙印在这类人的心里。为了打破这样的一种不平衡，商贾们往往有以下几种做法：一是结交权贵，买卖官位。通过与权贵的交往，甚至不惜花极高的价格买一个小小的官位，来满足内心对于政治权力的追求。二是结成商帮或商会，形成自己的群体和组织，而且他们常常倾力进行古籍等的搜索和收藏，试图找寻一种高贵的气质。三是返归农村。他们的返归不是简单地回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是回到自己的故土去买地，成为所谓的“乡绅”、地主，以“光宗耀祖”的姿态回归乡土，获得权威。这几种做法通常是并行的，而这最后一种，就是典型的由城向乡的“出”的例子。
城市之“门”，无论是那个定时开闭作为一条运输线的节点的实体的城门，还是那个在官和民，权力与财富之间作为边界的象征性的城门，都在某种意义上勾连着城与乡，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半开放系统。
“归根”二字最早现于老子所著的《道德经》，语云：“夫物芸芸，各复其归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说的是芸芸众生，最终都会回归其本源。陆游也有诗云：“云间望出岫，叶落喜归根。”
对于中国人来说，“根”是一个很重的概念。“根”即是根源，是一支脉络延伸下去的体系，从主体上生发出层层叠叠的支系，在泥土里汲取养分。在这个系统中，根源是乡，脉络是血脉，由主体而生的支系是家族，养分的来源就是脚下的土地。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从土地和乡村中获得养分，从血脉相连的家族里获得立于天地之间的坐标，找到存在感和归属感，从茫芒天地里孑然一身的孤独中解脱出来。
叶落归根，是一种归宿，中国人讲究轮回，讲究一种回归。而这种回归，只能是回归乡土，而从不可能将城市作为“根”。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于故土的追恋从没有间断过，这种“根”的意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与土地紧密相连。
在中国古代，如前文所述，进入城市里的人，无论是依靠读书做官还是依靠从事商业赚钱，在他们发达之后，一定要回归故土，无论是买地兼并，使得自己真正拥有自己根所在的那块土地；或是捐赠、发展建设故土，为这片土地做出自己的一番努力，将自己的名字深深地烙进这块土地里，他们都在努力连接自己和这片土地。在心里，他们极其害怕失去与这片土地之间的联系。中国古代有一种刑罚，叫作流放，将犯罪的人发配到边疆或边塞做苦力，或者将官员贬黜到远离故土的地方使其难有回归的可能。这种惩罚对于人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它意味着你可能永远也回不到你属于的那块土地，这种被放逐的心灵孤寂感和飘摇感远远比旅途上的艰辛带给人们的苦痛多得多。
即使千年过去，在现代中国，“根”文化依旧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为什么只有“华侨”，而没有“英侨”“美侨”？其实就是一种“根”文化的反映。很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有的考上大学找到了好工作，有的下海经商赚了很多钱，他们赚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常常就是回到故土，体体面面地造一栋房子，让父母好好地住下。
在西方的文明中，乡村更像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和土地拴在一起过，相反，他们更向往海洋，更向往在茫茫海洋中的探索和发现。这是同地理条件、历史进程、文化内核紧密联系着的。中华文明作为大河文明，从发源起就是扎根在黄土中，所有的职业和阶层都是由“农民”这一身份分化而来，每个人都可以追溯到自己祖先的“农民”这个身份上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血脉联系而成的家族也成为扎根乡土的重要原因。中国人，只有在家族的团结和联合中，才能最满足地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心才不慌。
因此，才有乡愁的出现。人们在与土地分离的痛苦中反思与土地的结合，在生生不息地寻找着心灵栖息的家园，最终还是会追寻到深深扎根的那片故乡。在这种精神内核的驱动下，“叶落归根”的文化诉求其实很容易理解。这个民族被拴在土地上，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离开多久，都一定要回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和勾连也在这里体现出来。
城乡之间，有一扇城门，它将城市和乡村分离开来。城市是皇帝权力的象征，是政治统治的核心；而乡村是家族和土地的象征，是整个民族深深扎下去的根基，即文化内核。在城市和乡村构成的半开放系统中，人和物被各种各样的因素吸引和推拒着，不断进行着分离和连接，但终究还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到乡土中，成为庞大根基体系中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一根看不见的线，就被我们称为“乡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