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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城市发展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在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城邦，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而自周朝始，城市脱离国家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并随着从祖先崇拜到皇权崇拜的转变，城市自身的形态也渐渐发生着改变。同时，城市内部的结构也随着历史渐渐变化。
与前文提到的芒福德所说的“死人城市”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古代中国，历代君王实行着“事死如事生”的礼制，帝王陵园中的布局和规格，往往会按照墓主人生前所居住的都城格局进行设计，因而对古代中国城市格局的探索通常离不开对陵寝制度的探索。
作为一种重要的古代文明，中国城市的开端可追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考古发现，当时的氏族村落已有合理的布局，且采用天然河流和人为的沟壕作为防卫措施，无论是西安半坡遗址，还是临潼姜寨遗址，都可以看到河流和沟壕的防卫以及内部的公共设施等。相比于沟壕，真正代表“城”的意义的城墙，则在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已然出现。
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出现的陶寺文化，也对中国初民的“城市”有了不同的理解。陶寺文化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千米的陶寺镇，经考古鉴定，判断为“方国”时代，相当于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它设有巨大的夯土城墙，圈围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周长约7千米，宽8米。这一文明拥有自己的堡垒、生产和艺术，但并未形成称霸的王权制国家，可以看作一个由自然聚落形成的小国。
“城”脱离“国”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则始于周。在古代文献中，“封建”二字意为“封邦建国”，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提及，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两千年封建社会”中“封建”的理解一直存在很大的误区。
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封建制度，应该只存在于秦汉之前商末至东周的这段时期。封建的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以及“为周室辅”等，周的国度可谓是一个“天下”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国”。周天子居京畿之地，掌天下之土，则王城不再是城墙围起的城邦，而是天下共祭的庙堂。
因而，西周的城市先有规划和设计，并按照天地和方位的概念决定位置和走向，继而举行建城的祭礼，再由已经精密分工的工匠进行建城的工作。其城市有功能分区，城市建设先营宫室、宗庙，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周礼》中有云：“地中，天地之合也，四时之交，风雨之会也，阴阳之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这样一种都城的选择和建造，与其文化的内核暗合，由此而将权力、信仰融入其中。
“天”是外在的自然和精神力量，是生民生生不息的外在资源和基本保障。由于其场域的广袤，由于其力量的不可控制和不可抗拒，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天”其实是具有神性的，这种神性其实就是指自然本身。而所谓神性，就是一种赋予力量的主体，即权力或力量被认为是来自天。这是上古华夏民族文化里最终极的信仰，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内核。而周天子作为“天之子”，上承天意，下统百官、治万民，既是一种神性的寄托，也是一种现世的权威。于是乎周的都城便体现出一种对于“天”的崇拜，对于天赋权力的崇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祖先崇拜。而随着秦汉社会的发展，皇帝制度设立，改分封为郡县，天下不再是一个大家族的天下，而逐渐成为一个人的天下，官僚体系作为皇权的统治工具，而非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都城的设计越来越倾向于基于一条中轴线，坐北朝南，东西对称的模式，为从以前的祖先崇拜的模型转化成以活着的皇权为核心的崇拜对象的政治提供了一种统治的合法性。
在城市内部结构上，唐以前及宋以后有一些较大的分别。这体现在“城”与“市”的关系上。唐及以前属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而宋以后则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前者指在城市内部实行“坊”与“市”分离的制度和结构，“坊”为住宅区，“市”则是集中贸易区。“市”有固定的开放时间，并设有官吏专门管理，不可以随意出入。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提到封闭式都城制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商代是有城无郭的时期，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连接东郭的时期，从东汉到唐代是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
而在唐宋之后，都城制度由封闭逐渐转化为开放式，随着人口的剧烈增长，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明清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各种行业的商人联合组织“行”或“市”等也陆续出现，逐渐出现了以“行”或“市”为中心的街市，同时也发展起一些酒楼、茶坊等娱乐场所。集中管理的“市”慢慢瓦解，居民区与街市逐渐融合，最终一种“大街小巷串通勾连的结构”替代了之前坊与市分离的状况。
至此，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即集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于一身的城市，才初具形态。正如前文所述，在外，城墙和壕沟构成“城”，承担着防卫功能；在内，道路将人们、商品以及思想勾连起来，成为市。而城市作为一种有机而整齐的聚落形态，与乡村相对应相勾连，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