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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人们最为熟悉的永久性聚落之一，早已深深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然而将目光投向数千年前的古代社会，我们会发现许多吸引人的问题。最初的城市是如何产生和起源的？“城”与“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吗？关于城市的起源又有哪些理论和假说？
《礼记·礼运篇》云：“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
《周易·系辞·下》云：“包牺氏殁，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以此可见，在古代中国，“城”与“市”并非一物。前者是用夯土筑成的高大墙体，与“池”—壕沟—相得益彰，扼守交通要道，承担着抵御外侮的防守功能。事实上，“长城”就是展成一线的“城”，其功能也就是保护领土，防御外侮。《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矣。”
亦即如是。而后者则是进行货物交易的地方：人们聚集在一起，由最初的以物易物，渐渐转变成用货币买卖商品，久而久之，形成一个个专门用来交易的地方，称为“市”。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
又如《说文解字》：“市，买卖所之也。”
符号“⊕”可以看作城市的一种象征，外面的圆圈是城，壕沟和城墙围起一块安全的居住地，而内部的十字则是道路，将人们、商品以及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市。
然而，“城市”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机整体，作为一种人类的聚落形态，究竟如何起源？人类最早的城市聚落出现在几千年之前的遥远时代，有许多伟大的城市，如巴比伦、底比斯等，都依然仅仅是活在传说和文献之中。保存下来的古代城镇的废墟和遗址，迄今为止也没有经过真正彻底的发掘和考究。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城市的起源，诚如芒福德所说：
这么巨大的历史空白，是不能指望靠一点点历史遗物和几百页文字记载就能填满的。在这片泥沼般的研究领域内，连最坚固的、事实构成的落脚点，也往往不可靠。研究者常陷入绝境：要么不去探索，要么跌入纯推测的无底泥沼。
因而对于城市的起源，人们只能依据现有的有限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进行推测和假设。有人认为城市始于自然屏障的天然围城给人们的灵感，于是用大山大河作为边界和守护，筑起城墙；有人认为城市聚落是在乡村聚落的逐渐集中中自然产生，伴随着工业化的兴起；有人认为城市是为了特殊的政治功能而组建起来，成为区域的中心，统治着外围的土地和人民。在现有的推测和假说里，V.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的“城市革命”说和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死人城市”说是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假说。
柴尔德发现，无论是乌尔城、古巴比伦，还是其他一些世界上著名的古代城市，它们基本都分布在大河流域：尼罗河、印度河、两河流域、黄河。那么，是不是大河流域有一些特殊的条件，会催化出城市聚落呢？
首先，大河流域通常有充足的水源，使得初步的农业和畜牧饲养业得以发展；其次，大河流域一般都会分为旱季和涝季，一方面这样的季候会使得涝渍后的土壤十分肥沃，另一方面却又对水利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于是人们在不断与环境抗争的过程中，慢慢学会建造水库和水渠等水利设施，在干季积水，涝季排水。而这样的需要，使得较为复杂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成为可能。在这种基础上，人们开始建造城墙、街道、排水设备，铸造不同于乡村世界的“城市”。
由此，柴尔德提出，当狩猎社会和采集社会转向在相对稳定和定居的群体内的食物生产时，迈向了朝向城市生活的第一步。最早的城市发展出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它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农村社会，并为现代生活提供了社会基础。他基于当时的考古学材料，提出了一套标准，把最早的城市同之前或后来的任何一种形式的乡村区分开来。
这套标准包括：第一，在规模上，第一批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占地范围要普遍多于和大于以前的乡村聚落，大部分在7 000至20 000人；第二，在构成和功能上，第一批城市包含着不同的阶层，有了初步的分工，即不是每一家每一户都依靠农耕、饲养和纺织自给自足，而是分为工人、商人、管理者、祭祀者等；第三，作为一种剩余产品的集中方式的税收产生，它由生产者交与神灵或国王，成为公共事业建造的基本资本；第四，出现了巨大的公共建筑，如庙宇、宫殿、粮仓等，它们是城市的中心和标志，也是人们初步分工和劳作的展现；第五，一部分人凭借与神灵的沟通或财富的积累从体力劳动中脱离出来，集中更多的剩余财富，成为统治阶级；第六，文字的产生，以及一些相当精确而实用的精密科学和预测科学（如代数、几何、天文学等）出现并不断精确化；第七，与其他城市或文明的交流和贸易跨越了很长的距离。 (1)
在柴尔德的理论中，城市建造是“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的一种体现，而“城市革命”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过程，是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发展和演变。因此这种早期城市理论，假设了一个人类的发展演变过程——文明经历采集和狩猎阶段，然后进入农业阶段，最后进入城市阶段。在这个演变过程中，社会组织方式不断复杂，联系不断紧密，分工不断精确，同时在政治和宗教上都发生质的转变。
柴尔德的这套理论设定假设历史是一个单线发展的过程，即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剩余产品开始集中，社会组织方式不断复杂化，城市产生。但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根据已有考古资料取共同点而模型化的一种理想过程，随着考古的发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有一部分城市并不是在高度的农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而是一个不连续的，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贸易中心或其他功能发展起来的，并先于农业的发展。同时，仅仅随着经济的发展，剩余产品的集中，精密的社会分工就会自动产生吗？权力、政治、文化等要素的功能何在？又是如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所有这些都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除了柴尔德的早期城市革命理论之外，芒福德提供了另一种关于城市起源的思路——“死人城市”说。他认为，如果城市与乡村相对应，作为人类永久性聚落中的一种，那么城市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墓穴。无论是苏美尔王室的“死亡墓穴”，还是埃及法老的“金字塔”，抑或是秦始皇的“兵马俑”，都极尽奢华，它们不仅仅是王室成员的尸骨保存地，更有着豪华的建制，完整的社会体系，贵重的陪葬。芒福德认为：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不安定的游动生涯中，首先获得永久性固定居住地的是死去的人：一个墓穴，或以石冢为标记的坟丘，或是一处集体安葬的古冢。虽然当时的采集和狩猎生产方式不易形成固定地点上的永久性居住，但至少死去的人先享受到这种特权。
除却墓穴，他认为岩洞也是人类对于永久性聚居生活的一种向往。对于一些古人类而言，岩洞是一种神圣礼仪的所在地，人们定期聚集在特定的岩洞中进行某些礼仪活动，而岩洞壁上则绘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动物壁画。芒福德说：“从这些岩洞礼仪中，我们更能看出古代社会的社会性和宗教性推动力，正是在这两种推动力的协同作用下，人类才最终形成了城市。”
人们聚集在岩洞中实践某种仪式，不是出于一种生存的目的，而是一种更高的，对于永久性聚居地和群体生活的一种向往，这种定期的重返，正是一种早期城市文明的萌动。芒福德对于这种定期重返的地点，认为其“作为容器的功能较其作为磁体的功能更重要”。
在这种意义上，城市便是人们在精神需求驱动下的一种创造，是一种对永久性聚居生活的向往。
而乡村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的原始形态，它为城市无论是物质上的构造还是文化上的形态都提供了一种胚胎和原始的依托，是城市的原型和基础。而城市作为一种精神上具有更高追求，物质上具有更复杂精密结构的聚居形态，却并不是乡村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有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有一些乡村发展成为城市，而另一些并没有？”芒福德将其总结为一种契机，即城市的出现不是一种单线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中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出现的事件，事件发生的契机决定了城市的特点、文化，也构成了对多样性的解释。
埃及的“死人城市”就是对于芒福德理论的一种印证。在埃及，虽然同处大河流域，但是很难找到像苏美尔那样宏伟的城市遗址。但是，把目光投向墓穴，他们却拥有宏伟的金字塔，方尖碑，宽严的仪仗通道，宏大的雕像。用芒福德的视角，埃及人由于其宗教上的契机，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死人城市”：死人才可以优先享有永久居住的权利，死人的居所里拥有城市的一些要素。与此同时，埃及人生活在广大的乡村里，只有在重大宗教仪式或庆典中，他们才会聚居到庙宇中去，祭拜神明。
由于现有考古资料的局限和考古的不断发展，关于城市起源的理论始终在不断地推进。但可以确定的是，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比单线的理想模式更具有解释力，而对于不同文明中城市的区别和特点的发现和考察，也正是不断研究的目的所在。当我们将目光收回中国，用芒福德的理论视角考察古代中国的城市发展，也会有更多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