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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提到“乡村”和“农村”这两个概念，并且常常混合使用，似乎这两个概念在基本含义和用法上都是重叠的。但是对每一个对中文有一些敏感度的人来说，似乎又可以隐隐地感到这两个词在含义上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么，“乡村”和“农村”两词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从汉语的含义上来看，“乡村”有一种诗意的、文化的、精神的意味，而“农村”一词让人感到更现实、更苍白。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农村”似乎已经被包含在了“乡村”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乡镇企业逐渐兴起。随着农村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中的发展，农村的产业结构、农村人口的就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者王洁刚谈道：
随着农村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工业化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居民不仅从事农业，而且从事着加工业、建筑建材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五个层次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已经突破了原有的农村社区内涵，“农村”已不能完全用“居民以从事农业（大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区域社会”来解释了，仍然使用“农村”这一概念显然不能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因此，不仅在于地域上的确定性，而且在这一地域上所有产业变迁均能囊括的“乡村”这一概念，必然地要取代“农村”概念。
可以看出，农村这一概念，已经无法与城市概念相对应了。而只有范围相对更大一点的乡村，才是与城市相对应的概念。
一般来说，乡村被解释为主要从事农业、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原始部落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分离，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氏族定居下来，才出现了真正的乡村。中国已经发掘的最早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前期，如浙江的河姆渡村，以及陕西的半坡村等。按照乡村的经济活动内容，可以分为以一业为主的农业村（种植业）、林业村、牧村和渔村，也有农林、农牧、农渔等兼业村落。根据乡村是否具有行政含义，可分为自然村和行政村。一个大自然村可设几个行政村，一个行政村也可以包含几个小自然村。
中国乡村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发展进入了农业文明之后，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乡村这种形态。同时，中国乡村这种形态，也是适应农业文明的。人类学的观点普遍认为，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社会经由游牧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当然有的地区没有经历过游牧社会阶段），有着一个从不确定的移动到确定的不移动的趋势。因此，为了适应这些不同的社会文明阶段，就产生和演变出了不同的聚落形式。
人类社会为什么演变出了乡村这种形态的聚落呢？要理解中国乡村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从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开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在农业社会之前，采集狩猎社会曾经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生活方式。根据一些考古调查资料，采集狩猎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有着百万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才短短的一万年左右。那么，为什么如此漫长的采集狩猎时期，没有孕育出乡村这种形态的聚落呢？
这在本质上，还是由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决定的。人类一开始，是作为一种食物采集者在地球上生存的。所谓的食物采集者，也就是说不从事食物的生产，直接从自然界索取食物，自然界有什么，人类就吃什么。根据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在此期间，人类的远祖居住在能够发现食物的地方，和其他动物一样靠采集食物为生，而不是像他们擅长农耕的后代那样通过种养来获得食物。
”可以看出，那时候的人类，并没有与别的种类的动物产生很大程度上的分化，都只是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人类也并没有形成什么文化，除了在山洞的岩壁上可能偶或留下一些进行狩猎的刻画——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原始艺术了。由于当时的人类靠食物采集为生，因此他们无法停留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此定居下来。原因很简单，如果他们定居了下来，食物就会不够吃。他们必须追寻动物的踪迹，寻找野果丰富的场地或者适合渔猎的场地，所以他们总是过着一种流动的生活。并且，由于一块地盘上的食物往往是很有限的，如果形成了村庄这样人口相对密集的聚落，就会出现食物的紧张，因此当时的人们只能分散成相对的小群来进行活动。据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的说法：
据估计，即使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1～2名食物采集者；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地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1名食物采集者则需有20～30平方英里的地盘。
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之前，也就是公元前10000年左右之前的几百万年期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主要还是受到了生产力的限制，也就是食物获取方面的限制。另外，由于当时的食物有限，养活少量的人口已属困难，更有甚者会在食物短缺时杀掉部落中的婴儿或者身体虚弱的人，因此，人口的缓慢增长，也使得形成乡村这种人口相对密集的聚落，显得遥遥无期。
中国的乡村，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中国已经发掘的最早的村落遗址是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0000年）前期，如著名的浙江河姆渡村以及陕西的半坡村等。那么，到底是农业文明造就了乡村这种聚落形态，还是乡村这种聚落形态导致了农业文明的发展呢？笔者认为，这二者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在此，或许可以用韦伯的“选择亲和性”概念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农业文明和乡村之间，是具有一种选择亲和性的。农业文明既促使了乡村这种聚落形态的出现，而乡村的出现又使得农业文明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人类是怎样走进农业社会的呢？根据何顺果的说法，农业革命的到来主要有三个标志：首先是作物栽培的开始，其次是野生动物的家养，最后是人类由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
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的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的是狩猎和采集，生活都要依靠大自然提供的动物的多少和野生植物的产量，因此都不是特别的稳定。在人们开始逐渐成规模地种植作物和饲养动物，并以此来逐渐替代野生动物和植物作为食物来源之后，人们才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农业时代。由于农业属于生长性的产业，要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要求有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条件
，并且需要人长期的照料和看护，因此，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人们不得不放弃四处流动的生活，转而在自己的粮田边定居下来，修筑房屋，开展生产，繁衍生息，于是村落、乡村直至城市就随之而兴起了。
人类大约是在从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的时期，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也就是说人类大约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意义深远的农业革命。事实上，人类在农业革命以前，过得并不算差。靠采集狩猎为生的原始人过得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忍饥挨饿的生活，因为他们一般情况下不会让自己的人口增长超过可靠的食物来源的限制。事实上，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几千年，人类就已经掌握了很多种植作物的知识，但是并没有开展上规模的植物种植实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这个动力。据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描述，“他们（布希曼人——笔者注）当中的成年人平均每周仅花15个小时去狩猎和采集食物，也就是说，他们每天只工作两个小时多一点点。这样，我们对他们超常的健康状况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可以看出，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其实过着相对舒适轻松的生活。然而，在距今10 000年前到距今2 000年前的这段人类发展史上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全世界大部分的人类都转向了农业。
导致这一转向的，还是人口的压力。虽然在上万年前，人类的增长是极度缓慢的，但是这种增长却是不间断的。随着人口的增长，本来完全靠着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依靠上规模的作物种植，来弥补狩猎采集获得的食物的不足。虽然他们并不喜欢定居下来，固定在一个地方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但是对食物的需求使得他们不得不放慢了游动的脚步，直到最后定居下来，形成村庄。毕竟，农业生产能够养活的人口，远远超过采集和狩猎。
总之，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不得不使用他们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丰富的关于作物种植和动物饲养的知识，来生产更多的食物。而随着人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做一个食物的生产者，最后，他们就成为定居下来的农民，而乡村也就此逐渐形成。
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农业产品的剩余造就了一种新的农业文明。在采集狩猎的社会中，这种剩余是短暂且不成规模的。但是农业社会就不一样。当人们耕种了几亩地，得到了良好的收成的话，就会有剩余。大家吃的粮食都是一定的、可计算的，每个人吃多少粮食都是一个定数，种出来多少粮食，也是一个定数。因此，就有了有规模的农业产品的剩余。这就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祭祖、强调父子之间的轴心关系、自我循环和自我封闭的价值观念，也都在此基础上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