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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替代是一国货币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货币职能的替代，货币职能的交替不仅受到经济性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文化、社会、政治、地缘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主要影响因素归类如下。
基于货币替代的理论内涵（货币需求在本外币间的转移），币值是决定货币替代的关键因素，而币值的直接反映是汇率，因此汇率是影响货币替代的关键因素，该观点得到国内外研究的广泛支持。Saurman基于货币服务的生产函数理论，指出本币的贬值率通过影响利率、商品价格而引发货币替代。Rojas-Suarez提出名义汇率是引发货币替代的主要因素。姜波克等通过借鉴国外货币替代理论，对中国1992—1997年的货币替代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此阶段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影响中国货币替代程度的主要因素。Miriam Chau RodrÍGuez和Paul Turner（2003）研究墨西哥的货币替代现象，发现美元存款需求对汇率变动非常敏感。Jyh－Lin Wu和Yu－Hau Hu（2007）研究发现汇率在中国台湾的长期货币替代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张荔、张庆军（2010）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会导致美元货币替代率上升，且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波动也对货币替代率产生影响。刘艳萍等（2011）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对货币替代率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且短期人民币汇率对货币替代率的弹性要小于长期。石建勋、金政（2016）系统揭示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替代率的影响关系，其认为汇率贬值时，人民币被美元替代弹性值迅速上升，上升的货币替代趋势会扩大经济下行的严重性与持续性，加大人民币汇率贬值，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被替代程度，进而产生循环。
除汇率的决定作用外，其他宏观经济因素也会对货币替代产生影响。
Subhash C. Sharma等（2005）研究美元对亚洲经济体的替代，发现持有国内货币的成本（美元汇率）和持有美元的成本（国内利率）之间的较量是影响本币国对美元需求的重要因素。Wen－Jen Hsieh和Yu Hsing（2009）研究发现匈牙利的广义货币需求与名义有效汇率呈正相关，与存款利率、欧元利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呈负相关。
Rogers指出，外国通货膨胀情况将影响本国货币的需求，进而影响货币替代。Oscar J. Arce（2009）认为投机性恶性通货膨胀是引发货币替代的主要诱因。Sturzenegger根据苏联和阿根廷的统计数据指出，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一国对于新货币的需求将增加并长期使用。
Bordo和Choudhri、Handa等认为，国民收入水平是本外币利率以外影响本外币需求的又一决定因素。范从来、卞志村通过OLS实证分析得出，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货币替代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正好与米切尔•波多和伊森•乔瑞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都认为一国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对本币的需求就越大，从而货币替代率就越小。
钟若愚、杨玲丽（2010）基于港币需求函数的货币替代模型对澳门货币替代现象进行分析，发现澳门的港币需求与港澳两地利率水平的相关性较弱，而与澳门本地经济增长有密切联系。林太泉（2012）研究美国和日本的货币冲击对中国台湾货币需求的冲击，发现中国台湾货币需求与美、日两国的有效利率和有效汇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中国台湾货币需求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冲击具有高度敏感性。王国松（2015）运用VECM方法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替代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中美实际利差、中国物价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Inthiphone Xaiyavong（2016）研究老挝的货币替代现象发现利率差是显著影响老挝货币替代的决定因素。
在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基础上，制度、惯性等因素也会对货币替代产生影响。Kari Heimonen（2008）研究爱沙尼亚地区的货币替代现象，发现惯性、不可逆性和棘轮效应是欧元作为替代货币的主要原因，类似研究有Inthiphone Xaiyavong（2016），其认为棘轮效应是造成老挝货币替代的原因；伍戈、顾及（2014）研究发现资本管制程度、投资者避险情绪波动以及人民币汇率预期等因素会对我国现阶段货币替代率产生显著影响；而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为引领的金融开放将会放大各因素对货币替代的影响（贺晓波、郝颖，2015）。
通过以上对货币替代影响因素研究的总结，我们发现货币替代的影响因素非常多，但是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些因素的影响结论却出现了分歧。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研究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从而建立的实证分析模型也有差异；二是研究对象不同，例如以美国、中国等为研究对象，各国的发展情况以及所处的阶段不同，从而导致结论有所差异；三是数据选取的不同，对于各个影响因素的衡量方法不存在统一标准，这也会使研究结论出现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