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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与我国在社会文化、对外贸易、国际地位等方面有诸多相似点的国家，日元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日本为推进日元国际化所做出的努力值得借鉴，但与此同时，日元国际化的深刻教训也值得警惕与思考。本节通过对日元国际化历程梳理，总结日元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为人民币货币替代和国际化提供借鉴。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是日元国际化的初始阶段。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迅速，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日元的国际化也就成了日本政府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早在1960年7月，日本就创设了非居民日元存款自由结算制度，导入了所谓的日元外汇制度。1964年，日本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成员国”，开始承担日元自由兑换的义务。1970年11月，日本允许发行以日元计值的外债，并形成了日益庞大的欧洲日元市场，这是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国际化的一种策略。1972年5月，日本政府废除“外汇集中制度”，允许居民和民间持有外汇。同年9月非居民在日本国内发行以外币计值的债券也得到许可，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促进东京市场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外币交易的活跃。1973年2月，日本开始实行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1978年4月，开始准许居民进行国内外汇存款。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步入巅峰时期以及政府放松对产业规制的世界性潮流，日本政府开始着重完善国内金融市场，放松政府金融规制，为日元国际化创造条件。1980年12月《新外汇法》实施，将日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由“原则上禁止”改为“原则上自由”，这是日本政府推进日元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一步。从1970—1980年的10年间，在日本对外贸易的出口和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分别由0.9%和0.3%，提高到了29.4%和2.4%。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这一时期的日元国际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该时期日元国际化并不是日本政府的主动选择，而是随着日本经济实力与对外贸易日益膨胀，日元不得不面临国际化的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日本银行和大藏省中，持“日元的国际化将搅乱国内金融政策”的论点还是占据主流地位，因而对日元国际化持明显的消极态度。这一时期，日元作为结算货币的机能与作为储备货币的机能被严格区别开来。作为结算货币的“日元国际化”开始被研讨或提倡，但作为储备货币的“日元国际化”则被回避。这不仅与当时日本经济地位不稳定有关，也反映出日本政府对日元国际化对日本国内金融政策和外汇市场造成可能冲击的担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是日元国际化的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其中，对日贸易赤字又构成了其贸易赤字的主要部分。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为了减少美日之间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平衡美日贸易，美国政府就日元汇率问题不断对日本加压。在美国的压力下，1985年9月，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联邦德国五国的财政部长在纽约签订了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在此后的10年中，日元升值了近3倍。传统上通常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实，日本也试图通过日元的升值进一步推动日元的国际化，从某种程度上也乐于日元升值。广场协议的签订是日元国际化一个新的转折点，此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日元的国际化进程。1986年12月，日本正式建立了东京离岸市场，对非居民提供在日本进行日元投资或筹资的资金手段，东京离岸市场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建设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一步。1988年1月和12月，日本先后向国外开放了日元CP（商业票据）市场和外汇CP市场，1989年4月，放松对东京离岸市场的管制（放松入超管制、废除出超管制等）。同年5月向国内居民开放了中长期欧洲日元贷款，6月解除了对欧洲日元债券和居民的海外存款限制，实现了欧洲日元业务的全面自由化。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日元国际化取得了重要进展。1990年，在日本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为37.5%和14.5%，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8.1个和12.1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为8.0%，虽然仍大大低于美元的50.6%，也低于德国马克的16.8%，但是英镑3.0%的两倍以上。1989年4月，在全世界外汇交易中，日元的比重为13.5%，与德国马克持平，仅次于美元的45.0%，高于英镑的7.5%和瑞士法郎的5.0%。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日元国际化的进程也受到了重大影响，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日元在日本出口贸易中的结算比率由1992年的最高值40.1%下降到1997年的35.8%。1997年，日元在IMF成员国官方外汇储备中仅占6.0%，而美元与马克的占比分别为58.9%和13.6%。从1990年起，日本中长期日元对外贷款年末余额即开始减少，到1995年减至114 310亿日元，相当于1989年的73.0%，净额减少了42 260亿日元，这意味着日元对外输出的大幅下降。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是日元国际化的推进阶段。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包括日本在内诸多国家的经济及金融系统带来了巨大冲击。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流动性困难在日本国内曾被视为增强日元在亚洲影响力的一个难得的机会。1999年1月1日，欧元的正式诞生，对日本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和冲击，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同时，欧元的成功推出也促使日本重新反思日元的国际化道路。日本政府开始试图通过“日元亚洲化”来实现日元国际化的战略目标。1997年，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日本大藏省大臣提出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倡议，这个倡议中设想由中国、日本、韩国及东盟各国成立一个组织，共集资1 000亿美元来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与会各国对此进行了讨论，但很快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否定。大藏省于1999年9月设立了专门研讨日元国际化政策的“日元国际化推进研究会”，研究日元国际化的具体事宜。欧元诞生促使日本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日元国际化的功能性战略被区域性战略所取代，标志着“日元亚洲化”战略的形成。1999年11月28日，东盟（ASEAN）与中、日、韩三国首脑非正式高峰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在东亚地区缔造共同市场及单一货币（亚元）是有可能的。2000年5月，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举行会议，就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在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合作（10+3）的机制下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以及在该机制下建立区域资本流动监控体系和增强集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磋商并达成共识。8月，东盟加上中日韩三国的中央银行又将原来的货币互换额从2亿多美元提高到10亿多美元。由此，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进程有了突破性进展。同时，日本又使用分化策略，一方面，联合欧洲瓦解美元单一货币主宰地位；另一方面，在关于IMF表决权的关键性改革中，又与美国联合起来一起对付欧洲。2001年1月，在日本神户举行的第三届亚欧财长会议上，欧洲国家和日本达成协议：欧洲国家要求占据世界最大储备的亚洲国家增加欧元储备，以建立世界对欧元的信心。日本则要求欧洲国家支持日本早先提出的以推进日元国际化为目标的“亚洲基金”的计划。2000年4月15日，日本在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提出新的改革方案，要求提高日本及亚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在IMF的出资比率，即降低欧洲的比率并重新分配。理由是欧元诞生后国际结算交易减少。在美国及拉美国家的支持下，7月8日在日本举行的七国财长会议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日元表决权的扩大，意味着日元影响力的增强。
在日元国际化初期，日本政府主动推动日元国际化的举措还是相当成功的，具体而言，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发展以日元计价的金融市场，如在国外发行日元债券、向其他国家提供中长期日元贷款推动日元对他国或地区的货币替代、允许国外投资者进入国内证券市场等；另一方面强化日元在进出口贸易中的结算功能，但日元在进口贸易结算中比重提升要小于出口结算比重中的提升（刘昌黎，2003）；此外，推动日元成为储备货币，日本政府持续维持日元币值的坚挺吸引诸多国家纷纷将日元纳入外汇储备，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日元已成为继美元和德国马克之后第三重要的储备货币（Rey. H.，2001）。虽然日本在放松金融管制后，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迅速增加，但日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并没有明显增加，其他国家用日元结算的比重更是微乎其微（陈卫东，2010）；同时，日元在象征国际货币重要地位的官方外汇储备占比中的增长也不太明显，尤其是日元在国际市场上交易规模的增加更多是因为本国金融机构逃离金融监管以及在日元离岸市场开展“再贷款游戏”的结果（刘瑞，2012），而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日元构建在脱离真实需求上的货币地位也如昙花一现。日元国际化的波折历程充分表明，一国货币只有紧紧依托国际贸易的真实需求，其国际地位才能稳固，而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试图通过放松金融管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本国货币国际使用比例的做法很难构建起货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申子宜、刘力臻，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