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树井2号联络站不能再用了，父亲又领来了新的任务：停止以前的一切工作，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军统完成什么任务，给钱，给赏，共产党的情报组织可没赏。父亲曾经说：“共产党是有任务没经费，是最穷的党。全要靠自己想办法去筹集！我没别的本事弄钱，只有靠卖画挣钱筹集呀！”他信任共产党，宁愿倾其所有来支持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为地下党组织筹集过多少次经费。

1939年隆冬，父亲携长子李杭悄悄来到天津法租界滨江道永安饭店，举办“李苦禅画展”，那里住着很多有钱的“寓公”。按当时的规矩，凡是有主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儿，写上收藏人的姓名。画展结束，父亲立即让地工组成员把钱取走，给地下组织当经费。为了御寒，父子俩只是买了一件夹袍、一顶帽子、一条围脖儿，两手空空地返回北平家中。

转年夏天，父亲又到天津“三不管”租房作画、卖画。寓公、富商、洋行阔佬又闻讯而来，10天内所有字画抢购一空。父亲又把卖画的巨款，分文不动，迅速交给地工组成员。几次来津献艺卖画，使父亲名冠津门，许多人以为他卖画发了大财，但无人知晓巨款的真实去向。

年关将近，一个戴礼帽、穿大衣的胖商人来到了柳树井2号，说：“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想请您给鄙行画几个扇面，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您放心，价格好商量，不会亏待您的。”父亲说：“您过奖。画扇面可以，不知贵行需要几个？”

结果胖经理开口说要100个。父亲先是愣了一下还是应了下来。胖经理付了一小袋银元定金，双方约定腊月二十八来取扇面。父亲一算，离腊月二十八也没几天了。如按常规一个一个地画，肯定交不了活。怎么办？父亲打破常规，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笔画山石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山石；这笔画鸟，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鸟……

父亲没日没夜地画，终于在腊月二十八之前画好了100个扇面。胖经理如约付了2000块大洋，满意地拿走扇面送礼去了。

这2000块大洋解了地下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但父亲从此再没画过扇面——这一次就把他画“伤”了。要不是为了给地下组织筹集经费，他是不会接受这种有违禅画艺术的活儿。毕竟他最愿意画不同的画面啊！他说：“那年月不能讲为艺术而艺术了，爱国第一！”

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再也没见到过黄浩同志。并不是父亲不知道黄浩就在北京西城房管局任职，但他的身份仍是“基督教人士”，不能见面。很晚才知道黄浩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于盐城。也是有缘，“文革”后期，黄浩同志的女儿黄郦与我家同住北京西城南沙沟大院。在先父去世后，她谈到了她父亲与我父亲在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关系。她说：“是我父亲发展了李苦禅先生参加了地下抗战工作——是那时期父亲黄浩在文艺界知名人士中发展的唯一地工人员。”

她又指着楼门前草地上摆放的一块石刻横匾“趣园·天涯怪客”，说这是黄浩同志亲笔写的，刻好之后镶在百花深处（胡同名），以便前来接头的同志辨识。在“旧城改造”中此处被拆，她便把这块革命文物运到了南沙沟大院，至今仍露天置于草地上，经风沐雨。

李燕口述　吴睿娜整理 EXX9iLGqSZ/flh5ulibTe7niHAOBEyn1vLc39H0+iqgJ27yHwru9pJABqo6OTw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