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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浩的掩护身份是基督教徒“黄道长”。他戴个金丝眼镜，小胡子，跟个日本人似的。他曾在日本留学，学医出身，广东揭阳人。他自己建了一个挑花补绣厂，还开了一个小诊所。
此时，黄浩接到上级的任务，为前线提供急救西药，尤其是战伤药，越快越好，早点就少死点伤员。药单就是白求恩在野战医院开的。黄浩通知平津十几个联络站，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搜集药品，这样不太明显。
那个时候在北平想买药很危险，日本鬼子控制很严，尤其是西药，如果发现有点嫌疑，就拘到城外活埋了，因为要营造“大东亚共荣圈”，不能在城里杀人。父亲常说最好的药是德国拜耳药厂出的。我父亲的老朋友罗耀西开了一家耀西医院，有进药的路子。父亲当时还真就得了一场病，住在耀西医院。按说病早该好了，可他老不出院，后来想想，他是借这个机会多开药，因为他那个病也不至于使那么些药。当时就是用这种“非法”的方式干正义的事。
药集中到了黄浩那儿，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运出去。这里提到一位法国的正义人士，叫贝熙业，也是一位医生。他在鹫峰下的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别墅贝家花园，药品通过贝熙业享有免检待遇的轿车运到贝家花园集中，然后50多岁的贝大夫骑自行车，载重几十斤，行程数十里，翻过太行山。山里的小道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顺着小道骑自行车把药运到白求恩的医院。白求恩拿到药之后，大吃一惊，比他药单开得量还多还好，非常夸奖。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时说：“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的‘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
这里也从侧面说明白求恩这个人的豪义，哪怕他自己保留一盒盘尼西林，也不会因感染而牺牲。不光是药品，后来包括更敏感的通信零件，也是通过贝熙业靠自行车运到根据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