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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最早接触共产主义是1919年。当时，社会各界都在探讨怎样才能救国，父亲在艺专的同学方伯务是李大钊的追随者，他在艺专宣传共产大同（那时还不叫共产主义）。父亲听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报告，认为他们说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当时就产生了革命的义气。此后，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他都支持。
1930年，父亲受聘到杭州艺专担任教授，租住在岳庙后面的小楼上。他多称岳飞为“武穆将军”，每日清晨，他必先绕到岳庙前门，至岳将军父子墓前肃立片刻，旋即转身至奸臣秦桧跪像前唾骂汉奸，然后再去上课。他经常以岳飞事迹向学生言及人格第一，要义在于“爱国”二字。
杭州艺专很特殊，那是国民党CC派（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国民党主要派系之一）的势力范围，但共产党的左联系统和一些左派革命文艺机构影响也挺大，所以教员和学生里，左中右各派都有，学生中还隐藏有三青团（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成员。
父亲那时候有300大洋的薪金，那年头2块大洋就能买一袋加拿大洋面。父亲用这些钱都资助了革命学生和困难学生。学生李霖灿因交不起学费要被开除，父亲替他交了，他知道后千恩万谢，父亲说，你谢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成绩。此人后来到了台湾，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22年之久。而父亲资助的革命学生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到了延安。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的救国革命活动。父亲总是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因此被称为“赤色教授”。如有学生相聚开会，通知的暗号是“今晚到李老师家喝茶”。父亲的学生郝丽春（即著名版画家力群）与一些左翼同学筹划成立“木铃木刻社”，父亲为了掩护学生们，让他们在自己的教室秘密开会，父亲则近窗佯作讲课状。就这样，“木铃木刻社”秘密宣告成立。
张仃（贯成）和凌子风在北京被捕并押送南京，后又改押苏州反省院，父亲知道后一路从南京追至苏州，以名画家名教授的身份做保人，与反省院交涉说：“他们是我的学生。”那时是父亲最有钱的时候，他托关系使了很多银子，前后折腾了将近一年，总算把这两个人保出来了。此事惊动了杭州艺专林风眠校长的一位“秘书”（国民党），1934年，父亲终因他以教授身份屡次支持、掩护爱国学生们的革命活动，被校方停聘。父亲愤然离开杭州，辗转于南京等地，后又回到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