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拓何许人也?知道和了解他的人已经是寥若晨星了。骆拓先生是位华侨,在北平国立艺专学习时是徐悲鸿先生的忠诚弟子,他在新加坡的家族与徐公关系甚为密切,徐公也曾居于其父家中,此间作画甚多。1957年骆拓先生任《北京日报》记者,故而发表了此文。1957年5月份正是整风运动的“大鸣大放”阶段,骆拓先生以其对苦禅先生的了解写了这篇文章。此文一经发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到了八九月份即开始“反右”,骆拓先生就因此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摘了“右派”帽子之后他迁居到香港。
古人用动如参商形容人们不易相见的状态,那是古代。现代人的生活大大地增加了人与人相遇的机会,且看五十年后的一封来信。
——甲子戊子春千禧越八载八十晋登老人骆拓于加拿大安大略烈洽文山芳草谷怀故人
二零零七年春,接到李燕由北京寄来加拿大找到我的信,既惊奇又高兴。八十年代初在香港李苦禅、胡絜青(老舍夫人)画展见到李燕,已经二十多年四分之一世纪阔别了,好久了!
苦禅师在香港画展开幕式上当着数百人,众多新闻记者,把我拉在他与胡絜青、李燕的正中间,大声说:“骆拓为我受了罪和苦,受到不公平的沖击。我没有教过他,和他亦师亦友,无话不谈,忘年知交。”热烈地拥抱,我们二人眼都湿了。胡絜青听得掉眼泪,即刻赠我一幅画,是纪念老舍和对我的敬意。感动人的回忆历历在目。
一九七八年我到香港后,很怀念苦禅,尤其是临别,月坛叙别,滴泪握别。
我再书此文,以纪念苦老之情友之谊,让六十一年之交再现,留下一点珍贵的资料。我和苦禅师是一九四七年秋冬之际在艺专由悲鸿师亲为介绍,并告知他是最早北大的苦学生,很杰出。随后,黄警顽(徐悲鸿年轻时的救命恩人)又为推荐。谁都知道我是艺专唯一的华侨学生,父亲是徐校长的好友,(我)住徐家,(他)是监护(我)的长辈。老师同学都对我热心和关怀,尤其是苦老,山东好汉性格,侠义之情。他知家翁精武术,我自小习武。苦禅师常与我谈到白云观,谈他如何拜师学武功,舞禅杖,舞大刀,耍竹节鞭,走圆步,翻鹞子,踢腿,顶头舌的吞吐,授磨墨呼吸顶舌,虎背熊腰,静心净心,深急重缓的修身之道。苦老在艺专课室没有教过我,但教了秘传之道。我持之以恒,六十年如一日。所以他教我是超级课程,也许只有我这么一个弟子。此外还有艺专老师李文晋、张大千和棋王谢侠逊三位尊称“师父”更精确。学这方面难在是,师不行学不到,必须又是友,也许还需禅心、道缘,入此境方有深谈之机。
李燕、李健(李燕之妹)不知我与苦老一甲子有这么的经历。苦老养生和作画是两者融汇最杰出的大画家。也许,石涛、八大也有这方面的功夫。齐白石师在授课示范时说:“你们数十年后便知,白石后笔墨功夫当推苦禅。”此预见我深为拜服。吾师为中国画坛创下了很粗的一根历史艺痕。又过了三十年,更确切李苦禅的笔墨是齐师后第一人,他发挥了释道儒的精髓,成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哲理思想。
苦禅天地,笔墨有根。发之于世,光辉灿烂。
一九七八年离别旅居卅载的北京,移居加拿大。二零零八年怀着江山万里心,回故里观光国家的成就,并呈李燕、李健留念。
骆拓先生自抒其家境与经历使不了解的人对他有了粗略的认识,其实也就是将其安放在了那些年月的时间框架和生活中。
他得益于许多名师,再摘录一段补遗失:
骆拓在北平艺专还得到众多名师教导,如齐白石、吴作人、黄宾虹、李瑞年、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等。他和李瑞年、蒋兆和、李苦禅成了亦师亦友的知交。一九四七年底至一九四八年期间,骆拓有时在学校画室或茶馆速写画得太晚了,就临时住在艺专教员黄警顽家。对黄警顽,李苦禅甚敬之,经常去探望,自然与骆拓见面的机会就多,二人颇投缘。一天苦禅大师看了骆拓画的马和诗,大为赞许,并告诫:“不要画给人骑的马,不要画养尊处优跑不快的肥马,不要画干苦力活的厩马,徐(悲鸿)校长要‘师法自然’,白石师要‘似与不似之间’,你要画自己的马。最高境界是潇洒奔放,无拘无束。不要缰绳,要画马的野性,自由的状态,就像燕子李三(旧京城的义贼)那么快,来无踪去无影。”骆拓善画狂奔之骏马,应该说也是深受苦老的启发,他们从此结成莫逆之交,常在一起切磋儒佛道家之哲理。虽然李苦禅在课堂上没教过他,两人却成了亦师亦友的“师徒”关系。
(2009年第6期《美术之友》刊文摘录)
此处还需略释黄警顽先生,他是徐悲鸿的救命恩人。悲鸿先生当时在上海走投无路欲寻短见之时,是黄警顽救了他。为报此恩,徐先生稳定后一直请黄先生随其左右,故而黄警顽当时也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
1957年骆拓的文章引起社会的反响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传统的花鸟画不能为工农兵服务”的认识还是很普遍的,当然也是有许多冷静而客观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站在更广博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只是当时激进的口号越来越响,无人再敢发声而已。因此苦禅先生收到了向他学画的学生,北京大学俄语系邓锡良的来信。下面这封信就是苦禅先生的回信,邓锡良保存了六十年,细读这封回信,无论是对苦禅先生还是对北大的学生都会更有了解。
锡良同志:来信和美术社(北大学生社团)同学们来信都接到了,知道您们见了报上关于我的访问和座谈的讲话,同情我,安慰我,惦记我。这样推心热诚,却(确)给我极大勉励与更坚决的内在力量。大凡一切学术的发展是曲折性与弹性的,常常在中途上会被风摧雹打,这只是在我们预料的意识上作了准备:迟早是成功的!这就叫作“送力”,便是最大的努力,最后的奋斗,一种事业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关键”即在此点。认清了一切事项:文化、工业、技艺、学术等等,将我们人生彻底下来,便大胆的去作,即便发生偏差波折,我们的方向与动机总是不错的,任他们有权威的尽管来摧毁压制,我们的业务即是我们的权威,或在生前或在死后,早晚会被群众发现知道的,那便是我们的成功与永久的安慰!
我是贫穷的学生出身,我深尝过贫苦的滋味,因此朋友极多,岁数上不论等差,业务上不分高低。但军阀、官僚、富商、律师们,向不接近他们。和这些朋友自然的发生了同情友谊感情。在廿七岁开始作教读(应为教授)生活,在物质上帮助许多贫困的学生,也接济了许多当时地下工作的干部们,并因此在日本侵略中国时被逮捕入监狱。但我既不是共产党员,又非国民党员,仅是从来想不到个人名利的一位画者。
文艺是无阶级性、无国界性的,它是同情、共鸣而具含有着和平、敦厚、美感、道德、天真、情感等内因素形成的。根此去作必须修养,体会着这些内容,中国古人先进,讲画法“人无品格,下笔无法也”,大概指着以上等等所讲的。
在我卅年左右间,除去在学校教课外,在家还教了不少的学生,其中有生活困难的,我常供给笔、墨、纸、颜色等,兼常有帮助,经济方面上协助,向来不要什么报丑(酬)的。我感觉要报丑(酬)不伟大还浇薄,与我们所学的“画”很支离,而且极相反的,不协调。同学们不要以此为怀,大家只顾往前去努力,到成功那一天,那才是真正送给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重礼品呢!知道就说就写的这一长篇,正确或错谬,我个人亦不知所云尔。
同学们:我近中微微感到情绪波动,□仅稍影响著作画了,其余不感如何不适意处,对我关心,即此谢谢同学们!
李苦禅复。
赵增坤同学信已接读,谢谢您的惦念!
(此件信札手稿已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李苦禅全集》第八卷131页)
无论是骆拓先生,还是苦禅先生,他们留下的文字记述了那一段历史,发自内心的话是最好的文学,也是后人研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