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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出版的报纸发表的都是“新闻”，是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后，重新发现这些文字时，“新闻”就变成了“旧闻”。令人感慨的是对于从没有读过这段内容的后辈来说，它们依旧是“新闻”，而且是具有文史价值的“新闻”。
公元1957年5月21日的《北京日报》，老旧发黄，很是平常，仔细披读，却令人深思，那就是第三版《访问记》栏目下的《一个老画家的遭遇》，文章署名骆拓。再现全文如下：
美术界的前辈们都熟知李苦禅作画，是以大气磅礴、笔墨纵横、淋漓尽致为其特色。老画家齐白石、徐悲鸿都对他的画作过很高的评价。
从一九二九年，李苦禅在杭州艺专当教授算起，他从事美术教育已经有二十八年了。在过去，他曾经是许多青年所崇敬的名画家之一。
最近，记者见到李先生，他拿出两张近作，很激动地说：“七八年没怎么动笔，笔墨都生疏了。”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把笔墨搁得生疏了？他才谈出下面一段遭遇。
李苦禅说：不知为什么这些年我竟会遭受到中央美术学院，从工作上到生活上的打击。解放后，徐悲鸿院长有职无权，学校对我采取的措施，使他感到无能为力，曾为我掉过泪。
我和王青芳在解放后不久，就被认为“思想落后”而解除职务，从教授变为每月领八块钱，十个月一领薪的“养老人”。学校的学习小组连我们的名字都没有，学习是我们的迫切要求，可是谁也不理不问。开会、听报告，要求参加也不准，可是有些领导又莫名其妙地斥责我说：“你为什么不开会，不学习？”
学校领导乘徐悲鸿院长病重时，把我和王青芳调去陶瓷科画茶碗，整整画了一年。后来又突然调我去工会，我不敢问，只好顺从。到了工会，给我的工作是买电影票、戏票，有时票没人要，我只好站在戏院门口去卖票。过一阵，又调我去图书馆写线装书上的“上函”“下函”。这种遭遇使我灰心丧气，经常以酒消愁，当然我这种做法更使我“落后”消沉下去。这时“精神不正常”的“称号”也上了。
我的画也被作为谈笑的对象，有些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画的是什么玩艺儿呀！”使我几年来再不敢画国画了。我成天被关在家里，不能下去体验生活，按我的经济条件也只够出西直门，这让我怎么表现新时代呢？
精神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困难，迫使我变卖东西，我爱人也因此被迫堕胎。于是我只好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很快派人来安慰我，徐悲鸿院长对我说，毛主席随后给学校来了一封信，可是这封信，直到今天学校也没有给我看。
我这个当教授的，在最近北京中国画院成立会上，才能够和江丰第一次握手，荣幸的手！
学校里，只有党团员、人事科说话权威。有些青年很厉害，专门找我们的“落后”事例。人事科不出门，光坐听汇报。我是旧社会来的，见面总有点头问好的习惯，团员说我是庸俗主义。发薪时我给孩子买过一条小鱼，就被人事科干部指责为“大吃大喝”。我唯一的美国毯子，因失口说它是好东西，就被作为斗争的理由，说我是“唯美国货者”。李苦禅痛切地说：勤勤恳恳工作，却遭到排挤，相反的，只要能汇报的却得到重视，这是极不公平的！
谈到王青芳，李苦禅眼泪盈眶地说，王青芳倒下去了，他的死和学校给他的压力是有直接关系的。学校一会儿让他去内蒙，一会儿又要他去哈尔滨工作，临行时，学校又说还没有联系好，这是在开玩笑！为了学习新内容的画，王青芳低三下四地忍受着领导粗暴地当面把他的作品揉掉，撕毁。他死后，学校连棺材钱都不准报销。他遗留五百多张画，像我这样的亡友，既不是权威，更不是有办法的人，也无法给他处理。希望有关领导能使他的作品和群众见面。
我和王青芳申请加入美协，也遭到驳回，理由是：我们不够“资格”。
我的东西送哪儿，哪儿都不要，实在是走投无路，当我送去美术服务部时，工作人员蛮横地说，你的画不行，留你两张吧！
像我这样的国画家，只有国际友人指定要看我国的民族传统时，才“勉强”被学校拿出来应付一番。有一次苏联的画家要看我的画，刚挂上就被领导责令去掉，被扔在墙角。又一次，国际友人到美术学院参观，要看国画表演，学校到处找人都找不到的时候，只好把我找去，当时有的党员很惊奇地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啊！”
李苦禅说，美术学院领导已经不要我了，把我调去民族美术研究所当业务员，职责是什么，我到今天也不理解。可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是要我的，他们要求我去教课，请问学校知道吗？
李苦禅几年来的不幸遭遇，美术界许多人是不了解的，因而也听信他是“神经不正常”的谣传。直到美协召开国画家的座谈会上，李苦禅一边发言，美协的干部还一边对记者说：他有“神经病”。其实，在中央美术学院排挤国画的方针之下，李苦禅不过是被牺牲的老画家之一，而最使老画家难过的，除了他本人的遭遇之外，是这样下去会断送了国画的第二代！
随这篇短文，同时发表了李苦禅作品《浴沙图》，这是自1949年之后首次在报上发表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