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部《朱元璋大传》是由《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修订而成的，《洪武大帝朱元璋传》则是《洪武皇帝大传》的增订版，因此本书也可称作是《洪武皇帝大传》的第二个增订版。

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引起笔者的注意，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1969年夏天，我和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一起下放安徽凤阳，到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即劳动改造，那里恰好是朱元璋的故乡和曾被他定为中都的地方。朱元璋的故居虽已荡然无存，但由他出家的於皇寺迁址改建的龙兴寺及其父母的陵墓皇陵都还在，他营建的中都虽亦早已倾圮，但其遗址仍然历历在目。而在田边地角、茅草屋下，仍不时能从老乡口中听到有关朱元璋的各种逸闻趣事。面对龙兴寺的离离荒草、明皇陵的秋风落叶、明中都的残垣断壁以及有关朱元璋的种种传说，我不禁陷入沉思：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会成长为一名威震四方的起义领袖，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困境中越战越强，最后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的统治？他登基称帝之后，为什么选择无论从地理、军事、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功将完成”之时却又弃置不用？他提倡尊孔读经却又对儒学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积极网罗人才却又无情地残杀一批有用之才；既大力倡导进谏，有时也确实能听取一些逆耳之谏言，有时却又顽固地拒绝一些有益之谠论，这究竟是为什么？聚讼纷纭的胡惟庸党案和蓝玉党案的真相如何，是否全是冤假错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封建君主，他为什么能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贪官污吏，击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千疮百孔的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其时“四人帮”尚在台上肆虐，这些思绪自然很快就被艰苦的劳动所驱散，被为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所取代。三年后，我被分配到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又过三年调回北京，来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离开凤阳的时间一长，有关朱元璋的种种见闻也就逐渐淡忘了。

笔者调回北京的第二年，“四人帮”终于被人民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学术研究的权利，高等院校的教学和科研也逐步走上正轨。毕业于“大跃进”的年代，被各种政治运动和劳动耗尽了青春年华的笔者，虽说已是人到中年，也决心“迈步从头越”，选择明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长期以来，明史研究呈现两头热、中间冷的状态，明初的太祖、成祖以及郑和下西洋，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研究的人较多，明中期历史的研究除张居正改革之外，却少人问津，有不少“富矿”可挖。我拟投身于明中期历史的研究，认为那或许能做出点成绩，填补某些学术空白。但要研究明中期的历史，首先得对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知道他为明朝制定了哪些典章制度，为其子孙留下哪些政治遗产。此时，过去在凤阳与朱元璋有关的各种见闻重又浮现眼前，激起我对他的强烈兴趣。于是，我找来明史前辈吴晗的《朱元璋传》和史学界有关朱元璋的论著，进行仔细研读。这样，有些问题弄清了，有些问题依然若明若暗，百思不得其解，有些问题又无人涉足，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笔者又决定，先就这几个尚未解开的谜团作些探究，待这些谜团解开之后，再转向明中期历史的研究。此后，在教学之余，笔者便扎进学校图书馆的书库，并骑上那辆老掉牙的旧自行车穿行于大街小巷，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搜集资料，寻幽探微，就其中几个问题陆续撰写了几篇论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报刊杂志上。

1985年夏秋之交，未等我将心中几个朱元璋谜团全部解开，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张继红编辑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突然敲开我家的大门，约我撰写一部大型的《洪武皇帝大传》。这令我颇感意外，因为当时笔者刚刚跨入明史研究的门槛，职称不过是个副教授，并没什么名气，同张继红编辑又素不相识，很奇怪她怎么会找我这个明史学界的新兵来撰写这么一部学术专著？再说吴晗的《朱元璋传》早已名闻遐迩，我也未曾动过重写朱元璋传的念头，况且还是一部大型朱元璋传记，涉及其一生活动的方方面面，能否写到位，保证书稿的质量，自己也没有把握。是否接受她的约稿，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张继红编辑见我有些犹豫，便坦率地告诉我，吴晗的《朱元璋传》虽说是部名著，但篇幅只有21万字，许多重大的事件没有涉及，某些重要的历史环节交代不清，因此他们出版社想找人重写一部大型的朱元璋传记。她说自己对明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也不熟悉，便在几次学术会议上向一些专家打听，当今有谁在研究朱元璋，许多人异口同声地推荐了你。她找来我写的几篇朱元璋论文，读后觉得很有见解，不仅掌握的资料丰富，而且善于进行理论分析，文笔也生动流畅，相信我能写好这部著作，所以就主动找上门来约稿。她还说，她找作者并不很看重名气和地位，而是看他对要写的东西是否确有研究，能否写出新意，保证作品的质量。经她这一说，我也就消除疑虑，答应试一试了。后来，经历几个寒暑，我将朱元璋一生的曲折经历重新梳理了一遍，就其活动的几个方面又陆续撰写几篇论文，连同此前发表的几篇论文，结集为《朱元璋研究》，交付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然后在此基础上，动笔撰写《洪武皇帝大传》，于1993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付梓刊行。

书出版后，获得明史学界的广泛好评，被誉为超越吴晗之作，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朱鸿教授在台北《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2月）发表的《近十年来（1989—2000）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一文，在比较了拙著与先后出版的另外三部朱元璋传记后，评论道：“毫无疑问，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这使笔者倍感欣慰与鼓舞。但自己心里十分清楚，由于个人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对某些史事的记述尚欠具体，有的也不够准确。特别是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笔者逐渐意识到，《洪武皇帝大传》的写作奠基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之时，书中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彻底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例如对朱元璋恢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倡尊孔读经，施行礼法之治，书中笼统地把它们作为文化专制的举措加以否定，显然有失偏颇。因此，笔者决定扩大资料的搜集范围，对这部传记重加修订，力求使史事的记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此后，除了《明实录》《明史》等常见的官修史籍，我又查阅大量元末明初的文集、野史笔记和方志，进一步挖掘资料，明史学界的同行也先后伸出援手，提供了一些罕见的珍贵资料。如台湾东吴大学徐泓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研究员，几乎同时给我寄来了台北故宫博物院1956年出版的《故宫书画录》第4册第7卷刊载的《明太祖御笔》复印件及1970年出版的《故宫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影刊的《太祖皇帝钦录》复印件；北京师范大学顾诚教授为我提供了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教授的《俞本‹纪事录›与元末史料》论文复印件，随后王春瑜研究员又寄赠一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陈学霖论文集《史林漫识》，书中不仅收录其《俞本‹纪事录›与元末史料》一文，还附录了他在台北“国家图书馆”找到的《明兴野记》即《纪事录》的全文。这样，手中掌握的资料更加丰富，笔者又对朱元璋一生活动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陆续发表几篇论文，然后着手修订了几个章节。不久，因为担任系主任的工作，负责创办“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杂事繁忙，加上教学与科研任务相当繁重，修订工作时断时续。后来，由于已被评为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的责编张继红不幸英年早逝，本书经过三次重印，河南人民出版社已无重版之意，我的修订工作便中途停顿了下来。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笔者为本书的修订而愁眉不展之时，素昧平生的贵州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王才禹副编审，前来寒舍约稿。他原拟约我撰写一部中华五千年之类的通俗读物，我对此不感兴趣，说此类书籍市面上多如牛毛，婉言谢绝。不意他抬头见到书桌上厚厚的一沓稿子，问我在写什么著作？我告以是修订了一半的《洪武皇帝大传》，还没找到出版单位。他顺手拿起翻了翻，说他们编辑室陈荣主任也一道来京，就在宾馆住着，问我可否将稿子带回宾馆，同陈主任一起翻阅一下，看看能否由他们出版。我说可以。过了两天，他和陈主任将稿子带回寒舍，说他们决定出版这部著作，嘱我抓紧时间，尽快修订交稿。当时学术著作的出版已经相当困难，如无出版津贴，一般出版社都不肯接受。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热情与慷慨，令我深受感动。此时我已退休，有较多的时间，便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订与增补，先后三易其稿，除了改正原著的一些讹误，还修正了某些观点，并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补充大量新搜集的资料，征引的史籍由原著的300多种增至500多种，对一些历史事件特别是关键历史节点的论述也更加清晰完整，篇幅也由原著的50多万字扩充至近70万字。由于与原著存在较大的区别，责编将书名改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于2005年正式刊行。这部增订版推出后，学术界一致认为，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把朱元璋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王春瑜研究员在《北京日报》发表《超越吴晗》一文，评论道：“陈教授的这本大著，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尤其是在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吴晗，是时下出版的几本朱元璋传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本。陈著与吴著，在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尽管如此，笔者的朱元璋研究并未就此止步。因为我深知，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曲折复杂，有些问题由于资料的匮乏或受自己认识水平的限制，并未彻底厘清。何况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涌现。比如朱元璋的出生地问题，本来史籍的记载歧疑纷出，国内的学者就存在争议，近年又有韩国人说他是韩国人，死后就埋葬在韩国。又比如朱元璋的民族成分，回族民间早有他是回回的传说，前些年台湾又有回族学者撰写论证其为回民的小册子，到处散发。再如胡惟庸党案，吴晗早就著文论证其为冤假错案，后来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吕景琳研究员不仅撰文肯定吴晗的论断，还认定蓝玉党案“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假案，不但牵连而死的一两万人是无辜的，就是蓝玉本人也没有谋反的行动与策划”。所有这些，都有待于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辨析，给予读者一个正确的答案。因此，笔者在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时，仍然深切关注朱元璋研究的动态和新的学术成果，并继续搜集资料，针对朱元璋出生地、民族成分及胡、蓝党案等争论较多的问题，抽空撰写几篇论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期望将来有机会，对这部著作重加修订，融进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使之日趋完善，少留遗憾。2015年8月下旬，中华书局陈虎编审打来电话，说他们出版社拟重版笔者和彭勇教授合作的《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和我的专著《朱元璋大传》，正好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待和彭勇教授一起修订完《明史十讲》，我便抓紧时间，埋头修订这部朱元璋的大传。

这次修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反复斟酌，我对全书的框架作了较大的调整，使头绪更为集中，层次更趋分明，线索更加清晰，并适当压缩理论的阐述，强化对史事的记述与分析，使历史演进的具体情节和因果关系能更为清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中除了订正某些错讹，增减某些资料，融进本人新的研究心得，吸收学界同仁新的学术成果，还对一些章节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或重新改写。此书的第一个版本《洪武皇帝大传》，没有只字涉及广泛流传的所谓文字狱问题，曾令一些读者感到疑惑。对此我在《洪武大帝朱元璋传》的后记中曾做过说明：“关于这个问题，拙文《再论朱元璋的功绩和历史地位》实际上已经做过回答。文中指出：‘至于朱元璋大搞文字狱之说，海内外学者早已指出，其论据皆出自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之佚闻，但这些佚闻却未见诸官修史籍，且彼此互相抵牾，漏洞百出，实不足信。退一步说，即使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佚闻全部属实，它们的性质与触犯封建避讳的案件相似，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是用以治思想罪的，应指因文字著述含有触犯统治者利益的思想内容而遭受迫害的文字狱案。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的那些佚闻并不具有这种特征，称为文字狱显然是过于勉强的。’ 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所以本书仍然只字未写所谓文字狱。读者如果感到不满足，想详细了解洪武年间所谓文字狱的来龙去脉及其何以不足凭信，可参看另一本简明扼要的拙著《朱元璋传》第十一章第四节《所谓文字狱》（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为这次修订重版，中华书局的陈虎编审做了大量工作，并亲自担任责编，费心费力。我校研究生袁立然和博士生马季同学帮助核对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难免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欢迎专家读者批评指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陈梧桐
2017年2月1日于北京海淀区民大西路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