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在四川广元嘉陵江西岸江畔，有一座始建于唐的皇泽寺。寺中至今保存了一尊五代时雕造的武则天真容石像。武则天的故乡，山西文水县南徐村，也有一座始建于唐的则天皇后庙。古代民间为将相大臣立庙有不少的记载，但为帝王立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的，武则天是唯一的一个。

武则天自名曌，是唐的开国功臣武士彟的第二个女儿。她14岁那年被唐太宗召人宫中，立为才人。才人地位在后、妃、六仪、美人之下，是最低级的内官，负责掌管皇帝的宴寝。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和后宫没有子女的内官一起，被送到感业寺为尼。不久，唐高宗把她召回宫中，并立她为昭仪。昭仪为六仪之一，地位仅次于后妃。武则天第二次入宫，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命运。公元655年，她被立为皇后。683年12月，唐高宗去世，武则天临朝称制，成为唐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正式做了皇帝。这时她已年近70。

武则天以她的美貌和特殊素质得宠于年轻的高宗皇帝，但爬上皇后的位置，最后做上皇帝，却决非她的个人素质所能完成。那么，是什么力量把她捧上最高权力的宝座呢？回答是几股风。

第一股风，是关陇贵族集团和普通地主出身的官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唐高宗初年，以唐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把持朝政，排斥一般官僚。他们坚决反对唐高宗废掉出身关陇贵族高门的王皇后，更不同意立曾经做过木材商人，唐初才进入最高统治集团的武士彟之女武则天为皇后。正当唐高宗莫可奈何的时候，李勣进见，并对唐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另问外人。”唐高宗听后立即拿定了主意。李勣当时虽然被关陇贵族削去了实权，只有一个司空的空衔，但他具有开国元勋、武人领袖、山东豪杰的三重身份，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因此，他对高宗的几句话才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对高宗指出，废立皇后乃皇帝家事，是皇帝个人的事情，不必征求外人意见。从西汉中期以来，不论是汉族建立的，还是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皇帝总是要和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豪强大族或贵族联姻，以加强皇权和他们的联系。因此，皇后的废立也就不是单纯的皇帝个人事务，而是国家大事。高宗所以要征求宰相的意见，也正是因为他仍然把皇后的废立看做是国家大事。而当时随着山东士族的崩溃和关陇贵族的衰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政权已不再是建立在豪强大族和贵族的基础之上了。过去的联姻方式已失去了意义。李勣的话正是点破了这一点，让唐高宗作为家事处理。唐高宗这才敢于打破传统，按照自己的意志，把武则天立为皇后。

第二股风，形势的变化。唐高宗即位后，先后对西突厥、高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取代了西突厥对西域的统治，把唐的疆域扩大到巴尔喀什湖一带。以后由于被统治民族的反抗和吐蕃的强大，唐在边地到处挨打，由攻势变成了守势。继续实行对外战争的政策行不通了。广大百姓都要求停止战争。同时，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一般地主的经济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他们希望在政治上也得到相应的地位，以便通过政治权势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力量。形势的变化，要求唐朝政府改变国策。武则天做皇后不久，高宗经常头晕目眩，有时便委托武则天过问和处理某些政事。当时中外称高宗和武后为二圣。后来又称他们为天皇和天后。这样便使武则天能够广泛地接触到各种情况，对全国的形势有深刻的了解。但由于唐高宗坚持实行三省制，军国大事都要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因而武则天对国家大政方针也就不能起重大作用。正是为了突破这种情况，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武则天根据自己对形势的理解，在674年（上元元年）向高宗建言十二事。武后所言十二事，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一至五事为息兵、息役、轻徭薄赋，其中第三事“息兵，以道德化天下”，提出了停止战争，在边地由进攻到防守这样一个基本国策转变的问题；同时提出了“以道德化天下”，以《老子》即道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六至九事是有关政治空气和社会风习方面的内容。其中“广言路”、“杜谗口”，都是为了澄清政治空气，是为无为而治的方针服务的。王公以降皆习《老子》，表面上是强调老子李耳是李唐皇室的祖先，表明自己是李唐皇室的忠实维护者，实际上是和“以道德化天下”相呼应的。第九事把父在，为母服丧一年改为三年，是为了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透露出作为女性的武则天不断提高自己地位和威望的企图。这也正是她提出建言十二事的出发点。十至十二事要求照顾中下级官吏和勋官的利益，鲜明地反映出武则天收买人心，争取中下层的努力。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深刻地反映了7世纪六七十年代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一般地主、官僚的要求，并在基本国策的转变和许多具体问题上提出了处理的意见。这在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由于十二事反映了客观形势的要求，因此在当时政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九年后，唐高宗在临终前发布的《改元弘道诏》中还特别申明：“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为政，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

第三股风，高宗末年宰相的新老交替。唐高宗历来任用的宰相都是资历深、能力强的大臣，他们出将入相，武则天很难对他们进行控制。这对武则天掌权是一个很大的障碍。682年（永淳元年）唐高宗任命四个四品官为宰相。他们年纪较轻，资历尚浅，当他们在朝廷中的脚跟没有站稳之前，都可以成为武则天的支持者。

这三股风，风源都是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当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为自己的发展开阔道路，任何力量都是抗拒不了的。武则天不过是利用了这个潮流，充当了这个潮流的工具。没有第一股风，她当不上皇后；没有第二股风，她不可能扩大政治影响，掌握人心；没有第三股风，没有品位较低的宰相的出现，她也很难掌握最高统治权。武则天正好碰上了这几股风，而在她做皇后之后，又不失时机地抓住潮流，巧妙地利用这几股风，战胜各种阻力，掌握了最高统治权。然后，她就利用手中的权力，严厉打击各种反对她的力量，并采取措施，调动各种力量来支持自己，终于登上了圣神皇帝的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中国古代后妃参政的事不断发生，西汉的吕后、窦后，北魏的冯太后都曾对当时的政治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只有武则天做了皇帝。这是和唐朝特殊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唐朝正处在豪强士族和贵族门阀已经衰落，一般地主正在兴起，社会等级正在重新编制的过程中。一般地主的发展，既不借助祖先，也不借助神佛，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因此，在思想上有一个从传统儒家思想和门阀思想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也同时受到冲击。唐代妇女因此具有比较独立的社会地位，可以自由地进行社交活动，在男女关系上形成一种比较开明、开放的社会风气。同时，唐朝处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之后，李唐皇室又具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都出自鲜卑贵族，因此，北方民族女尊男卑的社会习俗对唐的社会风气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总之，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女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是武则天以女子而能做皇帝的客观条件。武则天本人的素质和自觉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也起了重要作用。武则天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7岁能诗。入宫后文化素养进一步提高。《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称她“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集部著录有武后《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现存的只有《文苑英华》、《唐诗纪事》等书中所收的诗文一百余篇。武则天不仅善于诗文，还醉心书法，她所书《异仙太子碑》，诚如谢无量先生所评，“自来妇女亦无此大手笔”。武则天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对于统治理论她也下功夫进行研究，她主持编写了《臣轨》一书，“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而在长期协助唐高宗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更培养了她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还有一点应该特别提出，那就是武则天有意识地提高妇女的地位。除了建言父在，子为母服丧三年，她还在并州宴亲族邻里时，在内殿会见与会的妇女。武则天还命文学之士编撰了《列女传》，大力宣扬妇女中的杰出人物。过去后妃参政，都是作为一种个人行为，因此她们最多也只能走到临朝听政这一步。武则天提高妇女地位的做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上男尊女卑的局面，但也确实使当时妇女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而武则天本人则藉此突破了女子不能称帝的禁区，堂而皇之地做上了女皇帝。

对于武则天，从唐朝开始，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角度也各不相同。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武则天呢？武则天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武则天对历史发展作出的第一贡献是，她打击了保守的门阀贵族。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一个一个地都赶出了朝廷，贬逐到边远地区，最后并寻找借口，把没有死的统统杀掉。这对于武则天来说，纯粹是一种报复，但这些关陇贵族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保守的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贵族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第二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建议“劝农桑，薄赋徭”。在她掌权以后，又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她还注意地方吏治，加强对地主官吏的监察。对由于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因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比较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也由高宗初年的380万户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0.91%。这在古代，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也是武则天时期经济发展的集中表现。

第三个贡献是稳定了边疆形势。武则天当权后，边疆并不太平。西方西突厥攻占了安西四镇，吐蕃也不断在青海一带对唐展开进攻。北边的突厥和东北的契丹一直打到河北中部。武则天一方面组织反攻，恢复了安西四镇，打退了突厥、契丹的进攻，同时在边地设立军镇，常驻军队，并把高宗末年在青海屯田的做法推广到现甘肃张掖和武威、内蒙五原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对于在屯田工作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娄师德，武则天特致书嘉勉。书中特别指出，由于屯田，使得北方镇兵的粮食“数年咸得支给”。

第四个贡献是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唐人沈既济在谈及科举制度时说道：“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沈既济的这些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一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大开制科。有一次策试制科举人时，她亲临考场，主持考试。二是当时进士科和制科考试主要都是考策问，也就是做文章。文章的好坏是录取的主要标准。三是武则天用人不看门第，不问你是否是高级官吏的子孙，而是看你是否有政治才能。因此特别注意从科举出身者中间选拔高级官吏。科举出身做到高级官吏的越来越多。这就大大刺激了士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更刺激了一般人读书学习的热情。这也就是沈既济所说的“寝以成风”。开元、天宝年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社会风气，就是从武则天时期开始的。正是文化的普及，推动了文化的全面发展。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崔融、李峤、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陈子昂都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雕塑、绘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五个贡献是发现了一大批人才。以上所述的各项贡献都不是武则天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她在《臣轨》中就谈到：“天下至广，庶事至繁，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认识到必须依靠贤臣之力。他广开入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不倦”，除了大开制科，还要求臣下举荐人才，还可以自举其才，自己推荐自己。只要考试合格，立即加以任用。同时进行严格的考核，不称职的立即罢免，有才能的则迅速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去。正是由于武则天能够做到明察善断，务取真才实贤，“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才能把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吸引到自己周围，如李昭德、狄仁杰、娄师德、李峤、徐有功等。武则天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人才。开元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都是在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上来的。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李贽对武则天有这样一段评价，他说：“试观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万世之公鉴矣！夫所贵乎明王者，不过以知人为难，爱养人才为急耳。”他从爱养人才出发，把武则天列为明君，应该说，这个评价是不为过分的。

武则天确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武则天遭到的非议要比颂扬多得多。这除了她以一个女子而登上皇帝宝座，并公然自立国号，违反了封建正统观念以外，非议主要是两条：一条是说她任用酷吏，肆行诛杀。武则天从做皇后到做皇帝，不断受到各种势力的反对。最初是还掌握着政权的关陇贵族，接着是在权力交替过程中受到影响的参加唐朝建立的功臣武将的子孙和失意的官僚文人。其中为首的是在武则天被立为皇后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元老重臣李勣的孙子李敬业（徐敬业）。武则天临朝称制后，他公然纠合了一些人在扬州起兵，著名诗人骆宾王也卷了进去，并写了一篇有名的《讨武曌檄》。檄文尽管内容苍白无力，但文章还是写得蛮好的，无怪乎武则天看过后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并派人收集他散失的诗文。最后起来反对武则天的是唐的宗室。此外，还有一些人不赞成武则天临朝称制和做皇帝。武则天除了动用武力镇压公开的反抗，便任用酷吏，来打击那些对她表示不满的人。武则天的本意是“任威刑以禁异议”，压制反对她掌权称帝的各种舆论，但由于她过高地估计了反对她的力量，因而也滥杀了许多无辜。但她诛杀的，主要还是贵族官僚及其党羽和家属，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至于内宠，我们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武则天是皇帝，凡是男皇帝可以有的，女皇帝也可以有。而事实上，比起任何一个男皇帝的后宫来，她的男宠是微不足道的。

对于古代的帝王，对于他们的个人品德、性格和私生活，当然不能忽略，但重要的还是要看他们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看他们的政绩，看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从这些方面来看，武则天都应该被给予肯定的评价。武则天称帝后，在皇位到底是传给儿子还是传给侄儿的问题上一度动摇，最后还是决定传给儿子，并在698年把三儿子庐陵王李显接回洛阳，立为太子。公元705年（神龙元年）初，武则天病情加剧，身边只有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张和一些科举出身的大臣和文学之士有密切的联系。宰相张柬之、崔玄玮等怕大权落入二张一派手中，匆忙发动政变，杀二张，逼武则天退位。中宗即位后不到一年，武则天病死洛阳。死前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并指令与高宗合葬，表示自己不愿做孤独的皇帝，还是要回到唐高宗那里去做皇后。根据武则天的遗愿，唐中宗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把武则天的灵柩从洛阳护送到长安，与唐高宗合葬于乾陵，夫妻终于在地下团圆。在乾陵朱雀门东西阙楼之前，有两座高达7.5米的巨大碑：一座是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亲自撰文，唐中宗李显书写的述圣记碑。另一座则是无字碑。碑上无字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是武则天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世纪以后，留下一座无字碑，让后人去评说她的功过是非，却是意味深长的。

原刊《中华文明之光》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djY0Ird3EPjuscc3No0j51I/u0L+bZJ37gbpJvkh5V5WrSHWuRZcXVWPG+sCdU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