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武则天得以顺利入宫，是由于王皇后想借助她来抵消高宗对萧淑妃的宠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是由于李勣等普通地主出身的官僚想借此来反击关陇贵族集团对他们的排斥，以恢复和扩大他们在最高统治机构中的权力，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一种被动的地位。那么，武则天在高宗去世后临朝称制，最终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则是她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在这期间，她也采取了许多阴谋诡计。而更重要的还是她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得到了朝野广泛的支持，其中关键的一步是上元元年（674）她提出的建言十二事。

这时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已达二十年之久。在她刚做皇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曾经通过宰相许敬宗、李义府在政治上起过一些作用。例如，贬逐永徽初年和长孙无忌一起担任宰相的韩瑗、来济和其他贵族元老大臣；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等等。但是，她并没有掌握政府，甚至连保护李义府不被贬逐也不能做到。《通鉴》卷二〇〇也说，直到显庆五年（660），由于高宗“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开始委托她过问和处理某些政事，而且是“或使”，并没有把政权交给她。说她“权与人主侔矣”，显然是过分地夸大了。麟德元年（664）高宗命上官仪草诏废武后，经武后自诉，上官仪被诬死，朝士流贬甚众，“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 。这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她没有用人权，特别是宰相班子，自从龙朔三年（663）李义府被除名流放，咸亨元年（670）许敬宗致仕后，她就一直没有能插手进去，因而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她也就不能起重大作用。

正是为了突破这种情况，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武则天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淫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武后所言十二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一至五事为息兵、息役、轻徭薄赋，六至九事是有关政治空气和社会风习方面的内容，十至十二事则是要求照顾中下级官吏和勋官的利益。下面试就这三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唐高宗即位后，先后对西突厥、高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取代了西突厥对西域的统治，把唐朝的疆域扩大到巴尔喀什湖一带；占领了平壤，并在平壤设立了安东都护府。以后由于被统治民族的反抗和吐蕃的强大，唐在边疆上到处挨打，由攻势变成了守势。唐与吐蕃争夺河湟和安西的斗争也激烈起来。继续实行积极对外战争的政策已经行不通了。同时，由于一般地主经济的发展，原来企图通过战争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力量和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一般地主，不愿当兵参战了。开始时“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后来，地主千方百计逃脱参役，“州县发遣兵募，人身稍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躲，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 。兵员、士气都开始出现了问题，对外战争失去了下层的支持。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的“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就反映了这种情势的要求。因此，尽管在十二事中列为第三事，但却是提出了停止战争、在边地由进攻到防守这样一个基本国策转变的重大问题。至于在少府监所属的南、北、中尚署所属的官手工业作坊中停止生产淫巧之物，轻徭薄赋等，也都包含在以“道德化天下”这个无为而治的方针之中了。

第二部分“广言路”、“杜谗口”，都是为了澄清政治空气，是为无为而治的方针服务的。“王公以降习《老子》”，表面上是由于“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指老子李耳）”，是要表明自己是李唐皇室的忠实维护者，实际上是和“以道德化天下”相呼应，要求王公百官都以老子《道德经》，即道家思想来作为指导思想。“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按古礼，母丧，服齐衰三年，如父在，则服一年。武则天建言服三年，是为了提高妇女的地位。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一、二部分的九事中，“息兵，以道德化天下”是具有纲领性的中心。而第九事“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则透露出作为女性的武则天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的企图。这也正是她提出建言十二事的出发点。

第三部分各事与基本国策无关，但却鲜明地反映出武则天收买人心，争取一般地主、官僚中下层的努力。

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一般地主的经济力量有很大增长。他们要求在政治上也得到相应的地位，以便通过政治权势来保护和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太宗时期和高宗初年，他们纷纷应募从军，以猎取功名富贵。薛仁贵就是通过参加太宗征辽东的战争，由白衣一跃而为五品游击将军的。高宗打高丽，应募者也很多。战场上将军以勋赏来激励士气，而回到内地就被“夺赐破勋”。此后，对前方军将所颁发的勋官告身（证书），也往往要进行审查并加以追回，取消这些人的勋官身分。勋官虽然不是职事官，没有具体的职守，但是他们可以按照勋品的高低占有数量不等的“勋田”，可以比一般地主民户占有多得多的土地；勋官本人以及三至五品勋官子可按规定应役或纳资，期满经过考试合格，可以参加铨选，铨试合格可以获得官位；二品勋官并有门荫特权。在服色上，勋官也享有同品官吏的待遇，这对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取消这些人的勋官身份，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武则天提出“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勿追核”，正是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利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地主通过流外入流和科举获得做官的资格。但真要获得一个官职，是很不容易的。中央各官府的胥吏是经过吏部考试任用的，称为流外官，他们升到一定级别后，经过考试合格，可到吏部参加铨选，铨选合格获得做官资格，叫做流外入流。担任胥吏后，首先要通过每年一次的考课和三考一次的转选，才能一级一级升上去。流外官亦分为九品，三考一转选，如从最低一级开始，需要二十七年才能获得入流的机会。入流后升迁也非常困难，而且一般不能担任高级官吏。科举入仕者虽可担任高官，但录取很少。贞观时平均每年不足十人，高宗时增加一倍，平均每年也只有二十人。即使通过流外入流和科举两个途径获得做官资格，最后还要经过应选才能获得官职。当时每年需要补充的官员只有四、五百人，而入流即获得做官资格的却在一千人以上，高宗初年多至一千四百余人。 加上其他侯选的官吏，每年到长安应选的大大超过此数，“岁有万余人” 。“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 往往需要长期等待，才能获得一个小官职。而获得官职后，升迁也是极为困难的。唐制四考中中进一阶，文选共二十九阶。自从九品下阶至正五品上阶共十六阶；连续做官，每考中中，需64年才能进入五品。自从九品下阶至正八品上阶共八阶，进入七品也需要32年。而由贵族、功臣和高祖、太宗时提拔起来的一批大臣所组成的新老贵族，不仅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享有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而且通过门资，垄断了通往高级官僚的途径。稍后吏部侍郎魏玄同曾指出：“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龆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一般地主官僚对贵族高官子弟以门荫入仕，迅速升迁，垄断仕途深为不满。仪凤三年（678）太学生魏元忠上封事，也谈到“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认为这样不能选拔出有才能的人。他指出，“夫有志之士，在富贵之与贫贱，皆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 。认为地主阶级各阶层中都有有才能之士，他们都想要建立功名，名垂青史。魏玄同、魏元忠的议论突出地反映了一般地主官僚的要求。武则天在所言十二事中提出的“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这种要求。

综上所述，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反映了7世纪六七十年代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一般地主的要求，并在基本国策转变和满足一般地主要求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武则天的出发点固然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为扩大自己的权力创造条件，但是，她能抓住时代的潮流，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提出具有纲领性的意见，这离开了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和卓越的政治才能，是不可能做到的。而这对于居于深宫的武则天来说，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正是由于十二事反映了客观形势的需要，因此在当时的政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九年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在临终前发布的《改元弘道诏》中还特别申明：“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为政，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 这不论是出自高宗本人之口，还是出自武则天支持者之手，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事实上，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在武则天执掌政权后，继续把无为而治和扩大一般地主的政治经济势力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无为而治的方针表现在她对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农民的逃亡都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放手让地主去扩大自己的土地，促进了一般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对农民的逃亡采取纵容的态度，结果一部分逃亡农民成为地主“潜停”的“客户”，租佃制得以迅速发展；一部分逃亡农民则跑到地广人稀、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开垦出大量荒地，使这些地区出现了一批新的居民区。扩大一般地主的政治权势则表现在她放手招官，大开制科，破格提拔才能之士等方面。结果是一大批地主士人步入仕途。他们利用政治权势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力量，加速了一般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同时其中出现了一批卓越的经世治国之才。由于这些方针的实行，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政治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并为开元之治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原刊武则天研究会、文水武则天纪念馆编，阎守诚主编《武则天与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FQ7TW999wNj/SzwBnxvLWimYEfwQhbHWeVDylYVQRdSkYXMSScKgI/Zen5KyD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