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贞观政要》与贞观君臣论治 |
《贞观政要》初次成书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编撰者吴兢有《上<贞观政要>表》，见于北京图书馆藏明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本，亦见于日本钞本。
表云：“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平之世。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中宗神龙元年（705）复位后，纵容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等干政，贵族高官竞起第宅，盛造佛寺，度人不休，僧人免租庸者数十万；中宗还扩大食实封，食封之家用丁达六十余万丁，食封家所收庸调绢超过了国家绢的收入。国家租赋，大半转入私门。他们还卖官纳赂，任用私人，造成滥官充溢，政治腐败。许多官吏上疏进谏，都遭到中宗的拒绝。朝野士庶迫切要改变现状，表中所云“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此之谓也。表的最后，吴兢写道：“《易》不云乎？‘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进一步敦促中宗修贞观之政，结束政治混乱局面，使天下化成，成太平之业。
唐玄宗时吴兢对《贞观政要》进行了修订，成书的时间在开元十七年之后，而开始修订的时间，则在开元八年（720）至十年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期间。
经过玄宗和姚崇、宋璟君臣的努力，稳定了政局，革除了弊政，生产由恢复走向发展，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正如《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三《处分朝集使敕八道》之七所云：“将以固兹邦本，致诸升平，而大道渺然，淳风未畅，租赋颇减，户口犹虚，水旱相仍，耕桑莫瞻。”因此，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把开元之治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便成为常务之急。继姚崇、宋璟之后执掌朝政的源乾曜和张嘉贞，便把目光放到了贞观时期的政化。吴兢修订完成后的《贞观政要序》云：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乖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
不论是吴兢，还是源乾曜、张嘉贞，都把贞观时期的政化看作是振古未有的。吴兢在唐中宗时写的《上<贞观政要>表》说得更为明确：“窃惟太宗文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没有像贞观君臣那样，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而是把贞观政化奉为典范。因此，这就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境界，而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现实；不是一种空泛抽象的理论，而是可以切实效法的榜样。“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把贞观君臣的对话、行事，以及大臣的奏疏分门别类，不加评论地加以叙述，编订成十卷四十篇的《贞观政要》。
由于形势的发展，两次定稿的时间不同，因此，在篇目上有所调整，内容也有删改和补充。日本原田种成先生根据流传到日本的各种钞本，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撰有《贞观政要研究》可资参考，此不赘述。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前，先是忙于南征北战，后来又忙于皇位争夺，不论是治道政术，还是执政官员，准备都是不足的。尽管早在武德四年（621）攻下洛阳后观隋宫殿时他就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
即位后他也认识到：“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
但除了抽象的“增修仁义”，到底怎样去顺守，他是不清楚的。在他原有的班子秦府十八学士和留任的高祖时的宰相中，集中了各种人才，包括善谋能断，运筹帷幄，在平定群雄和夺取皇位中成为李世民左膀右臂的房玄龄、杜如晦，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儒生陆德明、孔颖达等，唯独没有能帮助他正确分析政治形势、确定治国方针的人才。而原太子李建成却收罗了魏徵、王珪等一批来自下层或地方，博通经史，熟悉民间情势，具有远见卓识的经世治国的人才。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他们也出过不少主意，魏徵并曾劝建成早除世民。李世民即位后，抛弃前嫌，把他们都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并经常与他们及其他大臣一起议论，探讨治道政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君臣论治。
在贞观君臣论治中，太宗即位后不久的一次议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的记载更为详实：
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理，思理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理，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朞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
在这次议论中，魏徵分析了大乱之后人心思治，人心思定的政治形势，解除了太宗对大乱之后能否迅速致治的疑虑，坚定了太宗的信心；驳斥了封德彝等三代之后人渐浇讹，对百姓必须实行高压的主张，指出只有行“帝道”、“王道”，即五帝、三王之道，实行教化的方针，才能致太平。
唐太宗完全接受了魏徵的意见。这在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发展上，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在贞观之治的局面刚刚形成的时候，太宗谓群臣曰：
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贞观十年，他谈得更加明确。《贞观政要定本》卷六《杜谗佞》：
朕是达官子弟，少不学问，唯好戎马。至于起义，即有大功。既封为王，偏蒙宠爱，理道政术，都不留心，亦非所解。及为太子，初入东宫，思安天下，唯魏徵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我勉强从之，大觉其利益，力行不息，以致今日安宁，并是魏徵等之力，所以特加礼重，每事听从。
魏徵和封德彝的辩论，对于太宗的思想固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还只是解决了对形势的认识和统治方针问题。在此后六七年里，贞观君臣经历了一个反复的提出问题、学习、讨论、实践、总结的过程，逐步探求，对治道政术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
《隋书·经籍志序》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伎术数，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整理经籍以“弘道设教”，经籍皆为治之具。这就是贞观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
在《经籍志》各条之后的叙论中，对两汉以来的经学，颇多微词，对史学亦多批评，独于诸子有云：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
不抑此扬彼，也不独尊一家，而是分别指出它们在“兴化致治”方面所能起的作用，表现出一种尊重传统，不迷信传统，兼容并收，批判继承，继往开来的态度。
唐太宗即位之初，就很注意对经史的学习。《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宏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太宗还命魏徵编纂了《群书治要》，摘要汇编了五经、《论语》、《孝经》、诸子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典籍中有关治道政术和可资鉴戒的内容，作为自己和诸王学习的材料。还下令设立秘书内省，修撰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等五代史书，以为统治鉴戒。
贞观君臣通过学习和实践，对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曰：“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却思少小行事，大觉非也。”
贞观二年，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
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太宗下书曰：“……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间，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贞观六年，诏曰：“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临兆民哉！《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徵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到，唐太宗读书确是非常认真，并卓有成效的。至于大臣，从他们与太宗议论时言必尧舜周孔如何教导，语必历代兴亡鉴戒，可以知道他们对传统文化典籍是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理解的。
唐太宗一再提到“不学则不明古道”，只有读书学习，才能识前言往行，“知风化之本，明政理之源”。综观《贞观政要》中君臣言论，可知贞观君臣所接受的传统文化中的“古道”，主要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即帝道、王道，道家清净无为的思想，以及历史上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
儒家的民本思想，比较集中在《尚书》中成书较晚的《虞书》、《夏书》中。而在《贞观政要》所载的君臣言论中，引用最多的典籍是《尚书》。而所引《尚书》之文，有一半以上出自《虞书》、《夏书》。《老子》虽引用不多，但清净无为的思想却贯串于许多言论之中。引史为鉴则几乎在每次议论中都会出现。这样，贞观君臣在议论时就能从统治理论、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三者结合的基础上对治道政术进行探讨，对军国大政进行研究。因而贞观君臣就能比其他一些时代的统治者站得高一些，看得深一些，能够在统治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并且在实践上更加慎重，更加坚决。
唐太宗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也不在于他提出了多么高明的见解和正确的方针，而在于他善于学习，经常与大臣一起议论。正是在议论的过程中，贞观君臣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政治原则。而唐太宗则始终处在主导地位，他不仅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而且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并加以集中，提到理论的高度，从而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对曰：“……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唐太宗即位后，先后提出了为君之道、明君暗君、隋炀帝、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等问题与大臣讨论。贞观六年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贞观君臣围绕帝王和如何行使帝王权力讨论的总结，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
首先是君主权力来源和君民关系问题。
君权神授的思想和君长的产生一样久远。西周时王称为天子，王权受命于天已经是贵族和百姓一种普遍承认的思想。春秋时期，王权衰落，周天子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战国时期，各国混战不息。传统的王权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孟子在回答万章“尧以天下与舜，有诸”时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孰与之？”孟子答曰：“天与之。”
承认天子之位乃天与之。但同时又在论述天与之者，“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之后，引用了《尚书·周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当时把天命和民意结合起来的思潮是一致的。而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所强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则更突出了民。《荀子·王制篇》：“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只强调了君权与民的关系，把王权完全与天脱钩。这与他在《天论篇》中“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代表了孟子之外的另一种思潮。
《韩非子·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
韩非从分析君长产生的原因人手，得出了“民悦之，使王天下”的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君权天授说。因此，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起皇帝制度后，虽然赋予皇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并吸受了五德终始说来神化皇权，给皇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是没有着力去和天或上帝联系起来。
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才重又提出王者受命于天之说。他在对策中提出：“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其后，王者受命于天说一发而不可收，历东汉而至魏晋南北朝，虽然皇权有所衰落，但除了鲍敬言的《无君论》，似乎没有提出其他相反的理论和观点。天命论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
唐太宗以皇帝的身分明确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虽然没有像韩非在《五蠹》中那样从君长的产生来分析王权或皇权的来源，但他明确提出了天子是民推而为主，而且可以弃而不用，强调皇帝与民的依存关系。这就否定了皇帝受命于天的观点，否定了皇帝及其权力与天的联系。
在贞观初年，太宗与大臣反复强调：“以百姓之心为心。”《贞观政要》卷五《公平》：“太宗曰：‘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认识到自己和官吏都是百姓养活的，因此，为百姓办事，恩及百姓，乃是一种责任、应尽的义务。在《贞观政要》记载的贞观二年君臣的几次对话中，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净，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
（贞观二年魏徵进言曰：）“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
在这几次谈话中，贞观君臣都是只谈百姓，把百姓之心和百姓利益作为为政的出发点。
而在贞观二年的另外两次谈话中，则谈到了天和天心。
贞观二年，关中旱，大饥。太宗谓侍臣曰：“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
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
贞观八年，太宗也谈到：“朕每闲居静坐，能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
“上顺天心，下安百姓”
一类的说法，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屡有提及，这些谈话说明，太宗也深受其影响。但从他所说的“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来看，他在这里并不是重复天人感应说的老调，而是对天人感应说提出了疑问。至于他所说的“天心”，与其说是一种高高在天的超自然的意志，还不如看作是一种神秘化了的帝王行事准则和行为规范。因此，太宗对天的观念其实是很模糊也很淡薄的。而对百姓，他则看得很重。
《贞观政要》卷一〇《灾祥》：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
祥瑞固然是吉祥的征兆，但按照传统的说法，祥瑞总是和天联系在一起的，它和灾异一样，是天对政治好坏的鼓励或警告；而太宗以尧舜之政化为大祥瑞，认为只要“天下太平，家给人足”即可“比德于尧舜”，因而把“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作为人君的最高准则。这完全是一种基于道义上的责任，是没有其他前提的。比起太宗贞观二年所说的“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太宗着眼的完全是人事，天被抛到一边。正是由于他在思想上有了这样的变化，他才能作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样完全不具天命论色彩的论断。把对皇权来源和君民关系的认识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这种观点在唐初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到贞观十年魏徵就重新抬出“陛下受命于天”来向唐太宗进谏，但贞观君臣以此为出发点而提出的许多理论和原则，却有着深远的影响，一直为后代所崇奉。
其次是为君之道。唐太宗所说的“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的“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具体的内容。这就是“为君之道”。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章：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
太宗已经认识到君主的存在是以百姓的生存作为前提的，因此皇帝必须先存百姓。至于怎样做才能不损百姓，在认识上还是不够具体的。贞观君臣在贞观二年的谈话中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
这次谈话表明，贞观君臣在总结历代兴衰存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国以民为本的核心问题是衣食问题，是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淮南子，主术训》“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引申出来的，不是什么新的思想。而唐太宗提出“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把生产能否正常进行作为中心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将之与国家的徭役、兵役征发联系起来，则把问题推向深入。王珪提出“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则是从历史的对比中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国家的征发，不论是战争还是土木兴建，都必须保持在“人力不竭”，即百姓承受能力的限度之内，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农民进行再生产的能力。这样，才能保持政治上的稳定。这就是王珪所说的“安人之道”。唐太宗所说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这才有了更加具体的内容。
再次是对天子无道则人弃而不用的认识，贞观初唐太宗在谈到隋炀帝广造宫室、大修驰道时就谈到：“人力不堪，相聚为盗。……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戒，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上引王珪所言“人力既竭，祸难遂兴”，也明确指出“祸难兴”的原因是“人力竭”，并且提出“亡隋之辙，殷鉴不远”，要吸取隋朝覆灭的教训。贞观君臣都认识到，对百姓的征发超过了一定限度，百姓无法忍受，就会起来造反。“民”在贞观君臣的心目中不再是一种任人宰割、消极被动的力量，而是一种可以使王朝覆亡的力量。太宗所云“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不是抽象的说教，也不是一句口头禅，而是亲身经历了隋末动乱的贞观君臣对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的畏惧心理的表述。正是这种畏民的心理使贞观君臣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并把民生问题作为考虑一切问题时的出发点。
唐太宗曾说过，“安人宁国，惟在于君”，“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认识到自己作为皇帝在整个政权结构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和所应担负的责任。因此，围绕怎样看待和运用皇权，太宗与大臣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太宗为秦王时的属官没有得到官职的，埋怨前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属官已经得到官职。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乎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贞观元年，又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贞观二年，张蕴古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其中谈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因心于人，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心，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最后也归结到“天下为公”。表上后，“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
。张蕴古的意见，得到太宗的肯定。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是对“大道之行也”的大同世界的概括，包含了社会、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而处于《礼运篇》所说的“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时代的贞观君臣重新提出“天下为公”，则是作为一个政治原则提出来的，是要求在处理政事时，“以天下为公，不能私于一物”。张蕴古提出的“至公无私心，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则是在承认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对君主的权力范围和行事准则作了最大的限制和界定。
君主不能一人独断，这是唐太宗与群臣总结历代兴亡教训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太宗即位之初，就有人上书，“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臣下”
。同年，太宗召见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访以政道。张玄素对曰：
臣观自古以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重，又欲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况一日万机，已多亏失，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广任贤良，高居深视，百司奉职，谁敢犯之。
贞观四年（631），唐太宗在与萧瑀谈论隋文帝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他表示：
“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话虽不长，但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短短一百多字中，至少有下面几层意思。
一是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皇帝是不可能遍知天下之事的；而事物又是千头万绪，变化多端的，要使决定都合于变通，合于不断变化的情况，靠皇帝一人独断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为君主不能一人独断从理论上作了说明。
二是肯定了皇帝每事皆自决断，不可能尽合于理，一定会造成大量乖谬，也就是承认皇帝不是万能的，也是会犯错误的。
三是提出了“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的政务处理程序，强调发挥中央各官僚机构的作用，运用政治体制来保证决策和政令的正确制定，而不是单纯强调广任贤良。这是以三省制在隋末唐初确立作为前提的。在三省制的政治体制下，皇帝只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负责人，从决策到一般政务的决定，都严格地按照一定程序进行，最后由皇帝批准执行。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直接发号施令。正是政治体制的这种变革，导致了政治观念的更新。
四是明令诏敕颁下后，如有不稳妥的，臣下必须执奏，不得顺旨施行。太宗强调的不是皇帝说的都是对的，皇帝决定的事都必须执行，而是反复强调经过皇帝批准或同意的诏敕都可能有不稳便处，要求群臣“皆须执论”。贞观三年太宗曾对侍臣曰：“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己，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
如果不能认真负责，忠于职守，仅仅在诏敕或文书上签个字，又有谁不能做呢？何必要委派你呢！
唐太宗还曾问门下省副长官黄门侍郎王珪，中书省所出诏敕，有不同意见或有错失时，是否加以纠正？他并且指出，“人之意见，每有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但有的人往往护己之短，不愿听到批评或不同意见，不论别人的意见是否正确，都怀怨在心。有的人为了避免个人之间的矛盾，或是顾惜别人的情面，虽然知道不当，也照样施行。这实在是亡国之政！隋朝内外百官上下依违，当时不以为患，最后终至灭亡。他要求大臣“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切勿上下雷同！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并举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终至危亡为例，说明“是故人主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唐太宗深以为然，经常注意听取臣下的意见。他命五品以上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住宿，随时召见，“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
。
贞观六年，太宗又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失，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
太宗君臣都懂得了解情况的重要性，把知百姓利害，时政得失，使下情必得上通看作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问题。因此，太宗不仅经常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且鼓励臣下进谏。贞观初，太宗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要求大臣“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他并且鼓励臣下犯颜直谏。贞观二年，他与侍臣谈到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时说：“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君，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太宗这样说，也这样做。贞观四年，太宗下诏发卒修复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止。张玄素认为：“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问他：“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回答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和桀纣也是一样。太宗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暂时停止了这项工程。唐太宗认为他能“以卑干尊，古来不易”，赐绢五百匹以资鼓励。魏徵也称叹“张公遂有回天之力”
。
唐太宗坚持兼听纳谏，鼓励不同意见的发表，鼓励对皇帝的失误提出意见，从而造成了一种让人敢于说话，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敢于对皇帝提出批评，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政治环境。而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对于调动大臣们的积极性，减少决策和政务处理上的失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围绕君臣关系和怎样为臣，贞观君臣也进行了许多次讨论。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于太平。”
贞观三年，又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
太宗这两次谈话都阐明了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这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并把主纳忠谏、臣进直言作为这种关系的主要内容。
而在贞观之治的局面形成后，太宗则更强调了君臣共治的一面。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诸公等共相匡辅。”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同鸿业。”
太宗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是充分肯定了群臣在致天下太平中的作用，并要求大臣继续共相匡辅，使统治长治久安，君臣永同鸿业。
在君臣关系方面，唐太宗在即位前后对于忠是很重视的，对忠于所事者，他总是加以肯定和宽容。而对于背主反覆者，则不屑一顾。他重用李勣，就是因为李密失败降唐后，李勣没有上表自献民众、土地，而是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启李密，使李密自献之。太宗对李勣这种不背主邀功的行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一次宴会上对李勣说：“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
而在攻下东都洛阳后，诛杀单雄信，就是因为在李密杀翟让时，单雄信顿首求哀，后来李密失败后，又投降了王世充，是一个反覆无常之辈。玄武门之变后，在处理魏徵等原太子李建成旧属时，太宗也是因为他们是忠于所事而不加治罪，并加以重用。
但在贞观初年君臣议论的过程中，太宗对臣下没有强调忠，没有抽象地要求他们对皇帝个人忠诚。贞观四年太宗曰：“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兵。”把留心治道政术，使百姓安乐，作为忠的主要内容。把忠君和爱民联系起来，是和唐太宗对为君之道的认识相一致的。只有臣下处处注意使百姓安乐，为君之道才能落到实处。
以上所述，多属思想认识和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在具体操作上，贞观君臣围绕广任贤良和坚守法令进行了许多讨论。
对于广任贤良，太宗有一个认识过程。贞观元年太宗谈到“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黄门侍郎王珪对曰：“弘道移风，万代之福。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指出再好的方针如果不得贤才，国家还是治理不好的。太宗曰：“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意思是找不到贤才，正在为此苦恼。给事中杜正伦进曰：“世必有才，随时所用，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治乎！”
太宗听后深受启发，命群臣举贤。身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久久不举，太宗诘问道：“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亦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封德彝辩解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驳斥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唐太宗引用孔子关于君子用人如器的思想，意思是对人才不能作不切实际的要求，不应求全责备，而是要用其所长。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贤才，而在于对人才怎样看待和使用。太宗在这里还把杜正伦对他所说的“世必有才”的思想加以发挥，指出任何一个致治的时代都没有向其他时代借过人才。这就从历史上论证了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它所需要的人才，关键是要发现和使用这些人才。
贞观君臣进而对用人标准进行了探讨。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
广任贤良，对于太宗来说，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政治原则，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具体内容。太宗即位后，面临着长期战争造成的混乱局面，农民流亡，生产凋敝，而原来高祖时执掌大权的勋贵和太宗为秦王时的幕僚都无力处理这种复杂的局面，使政局迅速稳定下来。因此，唐太宗逐步调整了最高统治机构的成员。他先后罢去高祖时重用的宇文士及、裴寂等勋贵重臣，摆脱秦府旧属的包围，坚持“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
的原则，起用了一批在隋末唐初战乱中成长起来的，既具有使国家迅速致治的情怀和较高的学识水平，又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并且熟悉下层情况和全国政治形势的比较年轻的士人，如魏徵、王珪、韦挺、杜正伦等。
对新选用的官员，唐太宗也不是立即委以重任，而是在实际政务中加以考察，逐步地加以提拔。如魏徵，玄武门之变后，太宗引为詹事主簿，旋为谏议大夫。不久又任命为给事中。有一次太宗根据封德彝的建议，点十八岁以下中男壮大者为兵，魏徵坚持不肯署敕。太宗找他谈话，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指出这样做是“竭泽取鱼”，并有悖于太宗经常所说的“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
。太宗听后很高兴，看到他论事精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治国人才，便破格把他从正五品上阶的给事中擢升为正四品下阶的尚书右丞，让他与戴胄共同主持尚书省的工作。时在贞观元年。到贞观三年二月，又提升为从三品的秘书监，参预朝政，做了宰相。又如马周，原为中郎将常何家客。有一次唐太宗命群臣极言得失。马周为常何草拟了一个有二十余事的奏疏。唐太宗看后很奇怪一个武人能条陈这些事。当他得知是马周所作，即日召见这位二十九岁的青年。“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
充分反映了唐太宗求贤若渴的心情。常何也因为“知人”而受到赐绢三百匹的奖励。但是唐太宗并没有让马周一步登天，而是先让他直门下省，寻又任监察御史，累官至中书舍人，十五年后，马周才被任为宰相，时年四十五岁。
正是由于唐太宗这样急于求贤，善于发现人才，细心地考察人才，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把这些当时最优秀的人才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大胆地加以使用，放手地让他们工作，因此，他在不长时间里就调整好了中央政权机构的官员，建立起了一个适应当时稳定政局，恢复发展生产需要的中枢机构，并为贞观中后期乃至高宗时期准备了一批人才。这是贞观之治能够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早在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就颁布了新律令，太宗即位后，进一步减轻了刑罚，把绞刑五十条改为加役流，把流刑七十一条改为徒刑，并对律令着手进行修订。唐朝的律是刑法典，令则是对各项制度所作的规定。此外还有格、式。式是各部门的办事条例、工作章程，格大多是各种禁令和违禁处罚的规定。律、令、格、式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法的系统。其中令式对政府各部门的职掌、办事的程式，乃至公文处理和传递的天数，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唐太宗励行法治，要求君臣都坚守法令，一切定于法，而不以皇帝的一时喜怒和片言只字作为标准。贞观元年，他曾经说过：“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当时朝廷大开选举，有诈伪资阶者，太宗曾令诈伪者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不久，发现诈伪者，大理少卿戴胄据法断以流刑。太宗知道后对戴胄说：“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戴胄回答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
太宗接受了戴胄的意见，并注意力行。贞观五年他对房玄龄等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
贞观六年又谓侍臣曰：“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
这两次谈话，都把坚守法令提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反映了太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深化。贞观十一年魏徵回顾说：
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国家。”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置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
以上五个方面，并不是贞观君臣议论的全部内容，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贞观君臣议论的内容已经大大超过了前人，是在大量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加以创造发展，从而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贞观四、五年贞观之治的局面初步形成后，居安思危是君臣议论的一个主题。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安不忘危，理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徵对曰：“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贞观六年，太宗又谓侍臣曰：“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太宗也还能把这种忧患意识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
贞观十年，太宗向侍臣提出“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房玄龄认为草创为难，魏徵则认为守成则难。太宗认为“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
虽然最后还是落到守成上，但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唐太宗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此后，像贞观初年那样，太宗不断提出问题，与群臣集体议论的情况明显减少。贞观十一年和十三年令臣下上封事，也只是泛泛要求“极论朕过”。说明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统治巩固的情况下，太宗已经看不到问题，不再作进一步的追求。而魏徵、马周、刘洎、岑文本等仍然保持着与下层的联系，时刻关心国家的命运。在贞观十一年至十四年期间，他们不断上疏，从多方面提出问题。特别是魏徵，在贞观十一年，他先后五次上疏，反复提出了居安思危的问题。
在正月所上疏中，他首先提出自古帝王“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接着他指出隋炀帝并不是因为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而是因为他“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阴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陨于匹夫之手”。要求太宗“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
。要在行动上作出努力。
在四月所上疏中，魏徵开宗明义：“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人君“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他并且进一步指出，帝王“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那么，怎样才能积其德义，使情胜其欲呢，魏徵提出：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这就是为后代广为传诵的《谏太宗十思疏》。此二疏对太宗都没有提出正面的批评，只是通过历史的分析要太宗“鉴彼之所失”，求守成之道；从理论上说明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从俭，积其德义，才能使国家久安。是在新的情况下对贞观初年君臣经常议论的为君之道、安人之道的进一步发挥。
十思中，“见可欲”、“将有作”，是指君主的欲望；“念高危”、“惧满溢”是指君主对自己地位和功业的满足；“乐盘游”、“忧懈怠”是指君主对政务的勤怠；“虑雍蔽”、“想谗邪”是指君主对下情的了解；“恩所加”、“罚所及”则是指君主对赏罚的正确行使。十思就是如果碰到这些情况应该思些什么，想些什么。怎样避免这些错误。
疏中还提到“弘兹九德”。九德见于《尚书·虞书·皋陶谟》，言人之德见于行者，具体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涉及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
十思、九德主要属于思想德行、君主个人修养的范畴，至于应该怎样做，魏徵则概括为“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十个字。他指出，只要做到这两点，便能调动百官中智者、勇者、仁者、信者的积极性，各司其职，君主便可以垂拱而治，实现无为之大道。
清净无为的道家思想对唐初政治有着深刻的影响。贞观二年王珪谈及秦皇、汉武失所以安人之道，希望太宗慎终如始后，太宗道：“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直到贞观九年。太宗还对侍臣谈到，他看到隋炀帝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灭亡，“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
。《十思疏》中魏徵提出的“无为之大道”则不仅是思想上的清净，行动上的无为，而且包含了指导贞观政治的理论基础之一的道家思想和贞观君臣所追求的理想的政治境界。
贞观十一年五月魏徵在所上疏中谈到：“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
语气是比较缓和的。而在另一次上疏中魏徵则尖锐地对太宗的思想和行为提出了批评：
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私嬖之径渐开，至公之道日塞。
太宗虽然在手诏中说“省前后讽谕，皆切至之意”，但除了标榜自己即位十余年来“垂拱无为”，“常惧万机多旷，四聪不达，战战兢兢，坐以待旦，询于公卿，以致隶皂”，对于魏徵的批评，在手诏中无一言及之，实际上是没有听进去。因此，贞观十二年魏徵在回答太宗“比来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往前”时，指出“若德义潜通，民心悦服，比于贞观之初，相去又甚远”。太宗颇不以为然。魏徵进一步谈道：
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义为心。旋以海内无虞，渐加骄奢自溢。所以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
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勉强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也。
太宗听后还是不能接受，反问“于何事如此？”待魏徵举出事实后，太宗曰：“人皆苦不自觉，公向未道时，都自谓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过失堪惊！”
也还是就事论事，对于魏徵批评的“志意盈满”、“骄奢自溢”，还是没有“自觉”。
贞观初年，唐太宗广任贤良，虚心纳谏，君臣契合，寄同鱼水，上下同心，固同金石。但随着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和形势的变化，太宗与大臣的关系和对大臣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正如魏徵在贞观十一年所上《十思疏》中所云：“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在此后的几个奏疏中，魏徵一再指出，太宗“待下之情末尽于诚信”，对于担任中枢要职的大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
魏徵并且指出由此而造成的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由于“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严重影响了大臣的负责精神和积极性的发挥。二是由于信小臣而疑大臣，因此往往“求其细过”。刀笔之吏则“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臣如果申辩，则以为是心不服罪。不申辩则以为是所犯皆实。大臣“进退惟咎，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
。奸邪之徒也乘机攻击正直敢言的大臣，使他不敢无保留地直言。这样，便会出现欺诈萌生，矫伪成俗，视听混淆，情不上通，毁誉决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的严重局面。
怎样在新的情况下搞好君臣关系？魏徵向太宗提出：
其一：君必藉臣以致治。而臣能否尽心竭力，“非惟高官厚禄，在于礼之而己”。他并且抬出孟子的话：“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还引用了《荀子·王制》所云：“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荀子的话他虽然没有加以发挥，但结合他所引上述孟子的话，魏徵在这里实际上是通过论述君主无礼于臣下的严重后果来说明以礼对待臣下的重要性。
其二：“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理之道也。”
要让大臣和小臣都按照他们的官职所赋予的职守去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得其所，各尽其力。
其三：“亲爱君子，疏斥小人。”“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
魏徵的上述议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君主到底依靠谁来进行统治。虽然魏徵只是提出是依靠大臣，还是依靠小臣；是依靠一心致治、刚直忠贞的君子，还是依靠阿谀奉承、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危人自安的小人。但这实际上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贞观初年，唐太宗尽管把关陇贵族作为自己统治的核心，但同时起用了一大批一般地主家庭出身、来自下层的官吏，并把他们放到关键部门担任负责的工作。在当时，太宗对他们是信用不疑的。但随着统治的稳定，以及这些人力量的发展，唐太宗对他们的疑忌也增加了。太宗曾想通过把公主嫁给大臣子弟的办法来扩大统治核心，但由于太宗的门阀思想作怪，因此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个人，绝大部分都被排斥在外。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所揭露的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
，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正是太宗上述思想的反映。重用小臣、求大臣细过、远君子、近小人等现象也都是在疑忌非勋贵大臣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从唐太宗即位到贞观六年（626—632），贞观君臣议论的主要内容是对治道政术的探讨。而到贞观十一年至十四年期间，则主要是臣下对朝政和太宗个人的思想行为的谏诤。
贞观十三年，魏徵上疏列举太宗渐不克终事十条，将太宗在贞观初年的思想行为和贞观十年后的变化加以集中的对比，疏中指出：
贞观之初，太宗爱民如子，无为无欲，损己利物，事惟清净。近年以来，不能固志，意在奢纵，轻用人力，甚至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贞观之初，求贤若渴，信而任之，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近年以来，轻亵小人，好恶由心，或一人毁而弃之，或一朝疑而弃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
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近年以来，微有矜放，意蔑前王，心轻当代。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志在嬉游，不复专心政事。
此疏大体反映了这个时期大臣谏诤的主题，可以看作是这个时期臣下议论的总结。而太宗则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又一次与侍臣讨论守天下难易问题。魏徵认为甚难。太宗则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魏徵答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
唐太宗虽然还没有达到“日陵月替，以致危亡”的程度，但也没有逃脱“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这一规律。
贞观中晚年，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唐太宗自认为在武功、文治和怀远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古人，骄满情绪有了很大滋长，但有时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贞观十七年二月，在一次谈话中他说：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务求其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李治在贞观十七年被立为太子后，唐太宗对他“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
可见他没有忘记把为君之道、安人之道传授给后继者。
原刊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