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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 |
贞观六年唐太宗所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这集中反映了唐太宗政治思想的精华，也是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不同于其他杰出君主之所在。但是，这种思想并不是他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已具有的，而是在隋末农民战争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本文拟对这个形成过程作一简单分析。
李世民是李渊的二子，他不像长兄建成那样需要照顾家小，“携家属寄于河东”
；也不像四弟元吉，在举事之初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娃娃。大业十一年（615）李渊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他已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因此，李渊把他带在身边，使他从小就熟悉了战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情况。
大业十一年三月隋炀帝杀李浑（金才）后，关陇贵族内部矛盾加剧。李渊的副使夏侯端劝他及早起兵，并特别指出：“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高祖深然其言。
说明早在大业十一年，李渊就已完成了反隋的思想准备。李世民久随其父，产生反隋的思想，也是很自然的，但怎么反法，他并不清楚。直到大业十二、三年之际，突厥乘李渊领兵南下镇压甄翟儿之机，攻陷马邑，隋炀帝遣使执李渊及马邑太守王仁恭送江都治罪，李世民才向李渊提出：“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
并与刘文静等协议，以其潜结之死士，“克日举兵”
。凭这些“死士”，搞一次暴动，把李渊救出来，然后逃亡山泽，这是可能做到的，但真正起兵反隋，当时是不堪一击的。由此也可见，李世民那时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还是非常幼稚的。
晋阳起兵后，李世民即与长兄李建成分领左右军。占领长安，特别是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太子而留居长安，领兵出征的重任就落到了李世民身上。东征西讨的戎马生涯，首先使李世民逐步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
武德九年（626）李世民曾经谈到：“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其实这一套是从他父亲李渊打败历山飞和他自己被薛举打败这一正一反的经验中学来的。大业十三年李渊领兵镇压历山飞，因寡不敌众，乃以精骑数百，分为二队，自左右夹击，从而取得了胜利。
武德元年七月李世民率兵击薛举，唐兵“为举兵掩乘其后”
，被薛举打败。这两次战役，得胜一方所使用的战术，都是抓住了对方弱点，充分发挥轻骑机动灵活、运动迅速的特点，出敌阵后或左右而攻之，从而击溃敌军的。这两次战役，使李世民很快掌握了这种战术。在第二次对薛举之子薛仁杲作战时，他采用了类似的战术，亲率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又“将骁骑数十入敌阵”
，一举击溃了薛军。此后，一直到对窦建德作战，他经常使用这种战术。
以上所说的毕竟还只是一种战术思想。在战争中李世民学到远不止这些。对薛仁杲之战，击溃敌军后穷追不舍，不使溃敌入城复聚；对刘武周之战，接手指挥后，他一方面继续坚壁，同时派小规模部队出击以保护运输通道的畅通，决战后乘胜追击，这都已不是单纯的战术问题。而到攻打王世充时，窦建德亲自率兵来援，并致书李世民，请退军潼关，还所占王世充之地，复修前好。李世民没有独断专行，而是集将佐议之，最后接受了郭孝恪、薛收提出的意见，制定了分兵围洛阳，亲帅大军扼成皋，待机与窦建德决战的方案。这样广泛地听取下属意见，从战争的全局和三方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考虑问题，已表现出了李世民虚怀若谷的政治风度和成熟的战略思想。
农民战争推翻了隋王朝，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从中统治阶级是可以吸取许多教训的。但要吸取这个教训，还需要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
尽管李世民自己说：“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
但事实上，作为一个贵族子弟，“少好戎马”，成天忙于走马射箭，交结群盗大侠，他对于农村的实际情况是没有什么接触的，对于隋末农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是不可能有什么深切认识的。对于隋朝的灭亡，李世民在平东都后观隋宫殿时，虽曾有“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
之慨，但却只字不提隋统治的残暴。李世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原因。所以当刘黑闼率领窦建德统治区的农民重又起义时，他看不到这是唐在山东地区新建立起来的政权对起义参加者进行残酷迫害的结果，他更不懂得在暴隋被推翻以后，农民迫切要求有一个能够从事生产的安定环境的强烈愿望，仍继续采用残酷镇压的办法，来对付起义的农民。
在优势官军面前，刘黑闼第一次起义被压平，但由于“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由，虽有赦令，获者必戮”
。因此，不久刘黑闼复起，最后，还是魏徵协助李建成，用政治瓦解的办法平息了这次起义，解决了山东地区的问题。这对于惯用武力解决敌对力量的李世民，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同时也说明，直到这时，李世民在思想上还是以军事决定一切、战争解决问题为主的。
解决刘黑闼的两种方法，两种结果，对李世民不能不有所触动。但此后，李世民与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日趋激烈，李世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夺取统治权的问题上，对于刘黑闼起义的经验教训，对于如何进行统治等问题，还无暇考虑。直到玄武门之变后，“初入东宫，思安天下”
，如何治国安民的问题，才突出地摆在李世民面前。
当时国内的客观形势，一是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急需恢复；二是农民“为盗”的情况仍不断发生，还有一些农民“亡命山泽”
，封建秩序尚未完全恢复。这对于过去“理道政术，都不留心，亦非所解”
的李世民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唐太宗的政治思想才发展成熟了。
唐太宗即位后，他的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贞观政要》卷一《政体》则云，太宗与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文字有异，意思都是一致的，即对于农民战争后能否迅速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秩序，能否迅速致治，还没有信心。针对这个问题，魏徵回答说：“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理，思理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还有怀疑，问道：“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理，宁可造次而望乎？”魏徵答道：“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朞月而可，信不为难。”太宗由亲自经历的隋末动乱及解决刘黑闼问题的成功经验，深深认识到高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当魏徵分析当时的阶级动态是人心思治，人心思定，指出对百姓应行“帝道”、“王道"，即施行教化的方针时，他豁然开朗，深以为然。
这在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发展上，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在贞观之治的局面刚刚形成时，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
贞观十年，他谈得更加明确：“朕是达官子弟，少不学问，唯好戎马，至于起义，即有大功。既封为王，偏蒙宠爱，理道政术，都不留心，亦非所解。及为太子，初入东宫，思安天下，欲克己为理，唯魏徵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我勉强从之，大觉其利益，力行不息，以致今日安宁，并是魏徵等之力，所以特加礼重，每事听之。”
贞观十二年三月丙子，“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
贞观十二年九月甲寅，太宗在与侍臣讨论创业与守成孰难时，也谈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魏徵与我安天下”
。
唐太宗在不同年代的这些言论，对于与他共取天下，历来被封建历史家艳称为贞观名相的房玄龄在佐成贞观之治的作用时，无一言及之；而对于魏徵，则一再肯定，认为魏徵的最大功劳在于劝行“帝道”、“王道”。唐太宗对于魏徵的这些评价进一步说明，太宗即位以后，思安天下。但是，采取何种方式来进行统治，使国家迅速致治，他并没有把握。正是在魏徵的帮助下，太宗才解决了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唐太宗所以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他不能准确地把握住当时的阶级动态。他虽然几次到过山东地区，但在打败窦建德、平东都后，对山东地区，高祖没有让他过问；镇压刘黑闼时，由于高祖对他已经发生疑虑，因此他刚把起义军镇压下去，就被匆忙召回长安。打徐圆朗时，战事一结束，他也立即班师，未敢久作停留。所以，在与建成斗争的过程中，他虽然已经感觉到“山东豪杰”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派张亮去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
，但对山东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阶级动态，并没有真切的了解。
在李世民身边，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于志宁、薛收、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名学士，多为文士和儒生。他们虽然都博通经史，对历代政治理论和隋末政治情况也有相当的了解，其中一些人，如房、杜且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在行军作战和夺取皇位的斗争中，给李世民筹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除房玄龄、李玄道等少数人外，多非山东人，且多为士族或贵族出身，与民间没有什么接触。因而南北朝以来阶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对唐初山东士族巳经衰落，一般地主正在兴起，广大农民要求致治的政治形势，他们缺乏深刻的理解。秦叔宝、程知节、张亮等武将，虽参加了隋末起义，但缺少经史知识和政治经验，无洞察当时形势的能力，因此，也都不能帮助李世民深入理解当时的形势。
而魏徵，魏州曲城人，他“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隋末他曾先后在瓦岗军和窦建德军中呆过，熟悉农民的情况和全国的政治形势，故能帮助唐太宗认清当时的形势，并制定恰当的方针。
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历代统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学习，从中探求治国安民、长治久安的方略。刚即位，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并命魏徵等编撰《群书治要》，“爰自六经，讫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
。他还下令修成了《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等六部史书。太宗在与大臣讨论政事时，君臣经常是言必孔孟诸子，语必历代盛衰兴亡，使得唐太宗的政治思想在学习历代统治理论，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隋朝兴亡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唐初的实际情况而得到了不断发展。
武德九年，唐太宗与群臣论止“盗”，他已经认识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他并且由现实而及于历史，认识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道理。并且由此而得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的认识。这显然是从《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淮南子·主术训》“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结合隋末唐初的情况而引伸出来的。
到贞观二年，太宗与大臣谈话时说：“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王珪接着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则在初则易，终之实难。”
这次谈话表明，贞观君臣的政治思想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经验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是他们明确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核心问题是衣食问题，生产问题。并从历史的对比中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剥削一定要保持在“人力不竭”的限度之内。也就是说，一定要保持农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以保证生产的持续进行，这样才能保持封建统治的稳定。这也就是王珪所说的“安人之道”。如此，则唐太宗所说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也就有了更加具体的内容。这对于封建统治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二是明确指出了“祸难兴”的原因是“人力竭”。唐太宗在一次谈到隋炀帝广造宫室、大修驰道时也指出，“人力不堪，相聚为贼”
。这说明贞观君臣都已经认识到，剥削和奴役超过了一定限度，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农民就要起来反抗。这样，“民”在贞观君臣的心目中就不再是一种任人宰割、消极被动的力量，而是一种可以使封建王朝覆亡的巨大力量。
三是提出了“亡隋之辙，殷鉴不远”，要以隋亡为鉴。太宗始即位，忙于稳定封建秩序，制定统治方针，还来不及过多考虑其他问题。贞观二年后，随着封建统治的日趋稳定，贞观君臣开始从各个方面来总结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唐太宗进一步认识人民群众的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贞观六年唐太宗所说的“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就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句话表面看是从《尚书·虞书》的“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引伸出来的，但这里所说的“道”，即前述“为君之道”、“安人之道”，是有具体内容的；他所说的“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也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农民起义推翻隋王朝的活生生的现实。因此，“诚可畏也”也就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确实是表达了唐初统治者对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的畏惧心理。因此可以说，唐太宗的这句话是从隋末唐初的社会现实出发，吸取了历代统治理论的精华，总结了历代盛衰兴亡的教训，特别是隋朝灭亡的教训而提出来的。它不仅是唐太宗政治思想的精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中，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总之，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是由他所处的时代，给以他非同寻常的经历，使他亲自感受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而他即位后所面临的严重形势，又促使他寻求治国安民的为君之道。他努力学习前代典籍，重用魏徵、王珪等熟悉经史、了解全国政治形势的大臣，并与他们经常讨论历代盛衰、如何巩固封建统治等问题。正是在贞观君臣讨论的过程中，在治国的实践中，唐太宗的政治思想逐步发展成熟。
最后还要说明：一，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诸如君主要克己节欲，不能独断，任贤纳谏，厉行法治以及恰当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等。本文是仅就其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而论的。二，唐太宗的政治思想在贞观之治形成后仍有发展，其主要内容是如何守成，怎样慎终如始，使致治的局面保持下去。但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没有超过上述水平，这里略而不论。三，贞观中后期，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如“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以及门阀观念的发展等，这里也不加讨论了。
原刊《唐太宗与昭陵》，《人文杂志》丛刊第六辑，陕西省社会科学院，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