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隋炀帝在仁寿四年（604）十一月所下《营建东都诏》中有一段不甚为人注意的话：“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 这段话虽然没有脱离君主专制的范围，但是，隋炀帝没有把天下视为皇帝个人所独有，并且把皇帝看作是主持天下政务的首脑。这与西汉初年窦婴所说“天下者，高祖天下” 、申屠嘉所说“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 有天壤之别，即使和隋文帝所说的“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 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唐初贞观君臣虽然在君权来源、君民关系方面发表了许多超越前古的议论，但也没有像隋炀帝这样明确提出“非天下以奉一人”者。

诏中所提到的“民为邦本”，也不是一句空话。在此之前，隋炀帝就下令“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 ，降低租粟，提高男子成丁年龄，以减轻民间负担。大业元年（605）正月，他又派遣使臣八人巡省风俗，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对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赈济；对蠹政害人不便于时者，量录闻奏；希望达到家给人足，风俗淳厚，远至近安的境界。隋炀帝的这些追求，和其父隋文帝在仁寿三年（603）七月丁卯诏中所说的“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以及遗诏中所说的“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 ，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隋炀帝自开皇元年（581）至十年曾长期担任并州总管，镇守太原；开皇八九年（588—589）又以行军元帅的身份参加领导了平陈战役；开皇十年江南豪族叛乱平定后，他自并州徙任扬州总管，长驻江都达十年之久；开皇二十年复领兵北却突厥。他即位后，又发生了汉王杨谅在今山西、河北境内反对他继位的叛乱。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对北边、山东和江南的情势就比隋文帝有更加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即位后没有像隋文帝那样在统一南北、平定江南叛乱，把几个儿子分别派到并州、扬州和蜀郡镇守后，就以为天下太平了。隋炀帝清醒地看到山东、江南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对北边的突厥也不敢掉以轻心。他把眼光放到了东北、西域和南海。隋炀帝把国家和社稷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始终是他的一个主要着眼点。他修建东都洛阳，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二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结好赤土（今马来半岛南部），招抚流求（今台湾），通使倭国（今日本），三征辽东，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进行的。这也正是隋炀帝所云“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的内涵所在。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曰”说炀帝即位后“地广三代，威震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对于隋炀帝的业绩虽然没有加以颂扬，但还是比较客观地加以罗列，没有一笔抹杀。特别是指出隋炀帝“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可谓是点睛之笔。建功立业，赶上或超过历史上的盛世，是各个王朝每一个有作为的皇帝的追求。正是这种“尚秦汉之规摹”的追求，激励隋炀帝完成了许多超越前人的业绩。史臣说他“负其富强之资”，也是很有见地的。这里正确指出了隋炀帝完成其业绩的物质条件。如果当时国家没有掌握大量自耕农，积累大量财富，隋炀帝的各种活动是不可能持续那么久的，也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业绩。惜乎唐初史臣一味着眼于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因而把隋炀帝的主观动机归之为“思逞无厌之欲”，并着意对隋炀帝的思想、作风和行事进行了揭露，最后归结到“人不堪命”“海内骚然，无聊生矣”。这些揭露无疑也是合于事实的，但是这样把隋炀帝的主观动机、具体做法和严重后果混同起来，除了给人们隋炀帝是一个暴君的印象外，也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隋炀帝在短短几年中完成了那么多的工程，发动了那么多战争，终于导致了隋朝的灭亡，这个教训对唐朝和后代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的许多创造虽然在唐初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而当时处处以亡隋为鉴的气氛，更影响了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这也是贞观史臣对隋炀帝的历史作用和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上的地位未能作出全面评价的重要原因。

到唐朝后期，至少是运河的作用已为人的所公认。9世纪前期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

汴水通淮利最多，
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
取尽脂膏是此河。

他在抽象地指出运河之利后，着重揭露了当时唐朝政府通过运河吸取东南财富，榨取人民脂膏的事实。9世纪末皮日休在《汴河铭》则作了更为全面的评价：“隋之疏淇汴（指运河）、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汴淇，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他并且着重指出：“夫垂后以德者，当时逸而后时美。垂后以功者，当时劳而后时利！” 至于对这种功劳应该怎样评价，他在《汴河怀古》诗中也作了回答：“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他一方面以惋惜的心情对隋炀帝进行了批判，同时把隋炀帝开运河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对隋炀帝开运河的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尽管皮日休对隋炀帝作出了比较客观的全面的评价，但是小人物皮日休的一诗一文终究敌不过官修正史《隋书》的影响。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基本上还是承袭了《隋书》的观点。通过这些正统史书的影响，隋炀帝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成为一个反面的历史人物。

二

在大力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同时，隋炀帝在隋文帝改革的基础上，对政治制度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是确立三省制，改变宰相制度。

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在南北朝时都已经设立。其中尚书省下设六部，分理各项政务，以及中书省起草诏敕，诏敕经门下审署、下达，也都已形成制度。但是南北朝时期中书省和门下省仍在禁中，其性质仍然是皇帝的秘书、咨询和侍从机关，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决策、发令系统。其中“尚书省，事无不总”、“朝之众务，总归之台阁” ，仍然是最高行政机关。门下省则有两项重大的变动，一是取消了南北朝均设立过的集书省，各官并入门下省。二是改变了北齐设立侍中六人，而不设长官的做法，置纳言（即侍中）二人为长官。门下省成为一个有专人负责的严密机构。但原来负责侍奉皇帝的机构和官员继续保留，门下省基本上还没有摆脱皇帝侍从的性质。中书省沿北周名称，改称内史省，设监、令各一人。不久废监，内史令成为长官。內史省长官品阶略有下降，侍中和中书令取得了相当的地位。同时，“文帝废三公府僚，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 。使中书令和侍中摆脱了皇帝秘书和咨询者的身份，而成为政事的参与者，从禁中走了出来。三省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隋炀帝时进一步把政治制度的改革推向前进。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设立殿内省，将尚食、尚衣、尚药、尚乘等侍奉皇帝的部门由门下省移至殿内省，负责下行文书用印的符玺局继续保留；废散骑常侍等谏官常员；同时在门下省设立给事郎，“置员四人，从五品，省读奏案” 。专门负责上行文书奏案的审议。门下省最终摆脱了皇帝侍从、内廷宫官的性质，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纯粹的政权机关。三省也最终改变了南北朝以来与集书、秘书、内侍等省并列，各省地位不等的状况，成为一个按职能和政务处理程序分工的有机整体。中书省起草的诏令要经过门下省下发，尚书省的奏案要经过门下省的省读。不通过门下省，尚书省的政令和中书省的诏令都无法运转。三省各有分工而又互相依存，共同组成了最高政权机关。至此，三省制度才最后确立。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宰相制度在隋炀帝时也有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省）的长官是宰相。隋文帝即位后，以尚书左、右仆射和他官共掌朝政，并令内史、纳言知政事，想要摆脱尚书省长官为宰相的传统。但由于三省体制尚未完善和确立，朝之众务，总归于尚书省。因此，开皇九年（589）平陈后，苏威以吏部为右仆射，开始由左、右仆射“专掌朝政” ，又回到以尚书省长官为宰相的老路上去。尚书左、右仆射的权力和地位均在内史省和门下省长官内史、纳言之上。这种相权和行政权结合的做法，不仅造成了宰相与皇帝的矛盾，也影响到南北朝以来已经形成的以皇帝为核心，中书、门下官员参议的决策机制的运行。因此，到隋文帝末年，对担任仆射的杨素便“渐疎忌之，后因出敇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终仁寿之末，不复通判省事” 。炀帝即位后，对杨素猜忌更甚，先以之为尚书令，大业二年又以之为司徒，地位越来越高，实权却越来越小。大业三年左仆射苏威被免官后，炀帝没有再任命仆射。这样，通过文帝的剥夺仆射的行政权，到炀帝的不任命仆射，终于结束了仆射专掌朝政为宰相的格局。

隋炀帝亲理万机，不把大权交给一两个人。除了具体事务临时指派人选外，还指定若干大臣“参掌朝政”。大业六年参掌朝政的五人中，苏威为纳言，为门下省长官；裴矩为黄门侍郎，为门下省副长官；虞世基为内史侍郎，为中书省副长官；宇文述为左翊卫大将军，裴蕴为御史大夫，皆非三省官员。 这种命他官与三省长官、副长官参掌朝政的做法，是唐代以知政事官为宰相的先声。

其次是缩小贵族特权，扫除门阀制度残余。

大业二年（606）七月，隋炀帝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把德行功能作为官吏升迁的唯一标准。

大业三年（607）四月，隋炀帝又决定废伯、子、男三等爵，唯留王、公、侯三等，缩小了封爵的范围。除非重新赐爵，旧有的伯、子、男等爵位一律“例除”。皇甫诞因反对汉王谅叛乱遇害，封弘义公，由子皇甫无逸嗣封。“《大业令》行，旧爵例除，以无逸诚义之后，赐爵平舆侯。” 郭衍旧爵例除后，也以恩幸重新赐封真定侯。 隋炀帝同时还决定取消都督以上至上柱国等十一等“以酬勤劳”的勋官，以及“以加泛授”的四十三号将军。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禄大夫等九大夫，建节等八尉，以为散职。

隋及其所取代的北周的统治集团均为关陇贵族集团。这是一个以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集团，他们不像山东士族有门第可以凭借，便以军功和他们在府兵系统中的地位来确定他们的门阀等级。这种以军功代替门第，对抗传统士族的做法，实际上成为由魏晋以来士族门阀政治走向官僚政治复兴中重要的一步。

隋文帝虽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官吏的任用不再受门第的限制，但是北周以来尚军功的传统仍然起着强大的作用。例如窦威，“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诸兄并以军功致位通显”。而耽玩文史的窦威因此被诸兄讥为“书痴”，讽刺他“名位不达，固其宜矣” 。虽然隋文帝对功臣加以抑制，并重用苏威、高颎等一批文士，但高级官吏仍多由贵威、功臣担任。他们的子弟也都通过门荫步入仕途，并迅速致位通显。但是，这种情况已不能适应统一过程中和南北统一后政事纷繁的复杂局面。因此，开皇九年南北统一后隋文帝就提出“武力之子，俱可学文”，“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 ，对尚武的原则进行了一次初步的冲击。而隋炀帝这一次缩小封爵，取消高级勋官，则是对于崇尚军功和贵族身份的关陇军事贵族一次全面的打击和限制，也是走向以德行功能用人的一个重要步骤，深刻反映了隋朝在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的巨大变化。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又制：“魏、周官不得为荫。” 门荫是给予本朝高级官吏的一种政治特权，是以在本朝担任的官职高低作为标准的。而门阀制度则主要是看门第，其中包括祖先曾任官职的高低。因此，取消北魏、北周官荫，不仅缩小了门荫的范围，而且进一步清除了门阀制度的残余。

再次是完成了察举制到科举制的过渡。

在山东士族已经衰落、关陇贵族大多数人继续保持尚武余风的情况下，培养和选拔适合当时需要的统治人才的问题，也提到隋王朝面前。隋文帝原想通过学校培养一批人才，没有收到成效。开皇七年隋文帝下令诸州岁贡三人，正式设立了每年举行的常贡，想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

隋文帝所设常科的主要科目为秀才和明经，都是南北朝实行察举使用过的项目。明经根据儒家经典进行策试，与南北朝相比变化不大。秀才科在南北朝主要考文学才能，至隋改为“试方略” ，要求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略。这对深受南朝轻薄华艳文风影响的隋初文士来说，要求是太高了，一般士子都不敢应考。隋代秀才及第者只有十余人。秀才科显然是脱离了隋代的实际情况，在选拔人才上起不了多少作用。明经科在当时“儒罕通人，学多鄙俗” 的情况下，也没有选拔出有用的人才。因此，隋文帝在开皇十八年（598）、仁寿二年（602）、三年几次下诏，令内外官员举荐人才。在仁寿三年诏中除了提出举送的标准是要“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举送的对象是“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还特别规定：“不限多少，不得不举。” 这说明隋文帝通过学校、常贡和举荐来培养和选拔卓越政治人才的努力都没有收到实效，选拔人才已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隋炀帝即位后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大业元年（605）七月，他诏令：“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 诏令中提出的举送标准与隋文帝仁寿三年诏中所提的标准是一致的，都是要选拔具有一定素养的政治人才。不同的是在举送对象上。仁寿三年诏提出要在闾阎乡曲搜寻，而大业元年诏则特别指明要举荐“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要从经过学习的文士中选拔人才，把学和举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此后不久，隋炀帝在常贡中新设立了进士科，同时保留原来的秀才、明经科。进士科的考试项目是试时务策五道。时务策虽然也要求学识和文才，但较之方略策，在政治见识方面的要求是降低了。唐人薛登曾指出：“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 进士科实际上成为文学之科。从形式上看，这似乎又回到了南北朝秀才试文学的老路，但这却更符合当时文士的水平，因而逐步成为一般士人报考的一个主要科目。这样，秀才、明经和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便有了新的意义。它既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要求，在经过学习的文士中按照才学标准通过考试选拔官吏这一新的原则也找到了实现它的最好形式。科举制终于从察举制中脱胎而出。隋炀帝设立进士科的意义就在于此。

隋炀帝不能算是一个可爱的历史人物，也不是一个明君。他滥用民力而不肯止息，主观武断而一意孤行，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灾难。千百万农民在工役和战争中丧生，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民不聊生。说他是一个暴君，是并不为过的。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隋炀帝不仅给后代留下了大运河，还给唐代留下了帝国的规模和巩固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路。他继隋文帝之后对政治制度所作的改革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为唐朝所继承，对后代也有深远影响。在这些方面隋炀帝都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而他从反面给后代留下的巨大历史教训，经过唐太宗及其大臣的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统治理论，用以指导贞观政治。从某种意义来说，没有隋炀帝，就不会有贞观之治。在评价隋炀帝时，这些都是应该同时加以考虑的。

丁家桐先生的电影剧本《隋炀帝》很好地把握了隋炀帝正反两个方面，以修运河为主要线索，形象地艺术地再现了隋炀帝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这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和评价隋炀帝，而且可以帮助人们突破传统史学的影响，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去正确观察历史。

原刊《隋炀帝电影创作与隋炀帝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 0q9z4sGcMnXHc1UDFs9oIZwRd7I8IJnzUkRs7WBFjrNY1tfu3/Y5lHTUcNVXgj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