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的是中亚古代的三十几个国家,其中三个在今天中国新疆境内。三个国家中有“屈支国”:
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穈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
屈支国即今天中国新疆的库车,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更多地被称作龟兹。龟兹一名,最早见于西汉时代。《汉书·西域传》讲到西域“三十六国”,龟兹是其中之一。其后的史书中有关龟兹的记载越来越多,历史上龟兹与中国的中原地区有很密切往来。玄奘讲,屈支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从南北朝开始,一直到隋唐时代,中原王朝的宫廷乐中的乐部,有一部称作“龟兹乐部”。所谓“龟兹乐”,指的就是来自龟兹的乐舞。
克孜尔77窟壁画:龟兹的马
玄奘讲到的当然不止于此,他提到了屈支国境内的一处小城,城的北边,有一座寺庙:
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 戾难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
历史上的屈支或者龟兹,是西域丝绸之路北道上最大的佛教中心,佛教极为兴盛,僧人多,寺庙也多,但玄奘这里讲到的,却不是佛寺,而是“天祠”。所谓“天”,指的是非佛教的神,天祠就是祭拜这些神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天祠,祭拜的神也不一样。屈支国的这处天祠,祭拜的究竟是什么天神,玄奘没有说,玄奘只讲到天祠前面,有一处“大龙池”,龙池中有龙,龙与母马交合,生下的小马,称作“龙驹”。龙驹因为有龙的血统,所以性格暴烈。只有龙驹再生下的马驹,才可以驯养为坐骑,由此屈支国出产很多好马。
接下来玄奘又讲了“金花王”的故事:
闻诸耆旧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王欲终没,鞭触其耳,因即潜隐,以至于今。
这就是说,这位名叫金花的国王英明睿智,把国家治理得很好,龙被感动,从龙池出来,为国王驭车。金花王快去世时,用鞭子触动龙的耳朵,龙从此潜没到龙池里,直到今天也没有现身。没有了金花王,这座城情况又有了变化:
城中无井,取汲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生子骁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构突厥,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城今荒芜,人烟断绝。
也就是说,龙还变身为人,与城里的妇女交合,生下了儿子,儿子骁勇,行走如同奔马。于是城里的居民逐渐都成了龙的后代,被称为“龙种”。龙种并不安分,不听国王的命令。国王最后没有办法,于是引来突厥人,把全城人杀得精光,无一遗留。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神话故事,不过故事中的一些细节却不是毫无历史根据的。与很多神话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与历史有所纠缠。
首先是故事中讲到的金花王。在屈支或者说龟兹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位甚至两位名字叫金花的国王。《旧唐书·西戎传》“龟兹国”一节讲:“(唐)高祖即位,其主苏伐勃 遣使来朝,勃 寻卒,子苏伐叠代立。”《新唐书·西戎传》的记载相同。“苏伐勃 ”一名,还原为古代的龟兹语,是Swarnabispa。龟兹语的Swarnabispa又来自印度梵语的Suvarsapuspa,这两个词的意思正是“金花”。上个世纪的法国学者烈维(S. Lévi)根据另一位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在库车发现的木简上的古代龟兹语文字,结合汉语史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稍后德国学者吕德斯(H. Lüders)也研究了这个问题。吕德斯根据德国考古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发现的梵文残卷中的记载,确认龟兹历史上确实有过名字叫“金花”的国王,吕德斯还认为,叫这个名字的国王不是一位,而是两位。《旧唐书》里的“苏伐勃 ”只是其中一位,更早的时候还有一位。玄奘讲到的金花王,不是《旧唐书》和《新唐书》里讲的“苏伐勃 ”,而是时代更靠前的一位。吕德斯为此还排列出一份龟兹王的世系表,其中一前一后列出了两位金花王。吕德斯的看法,似乎也能得到玄奘记载的支持,因为玄奘讲的是“近代有王”。唐高祖即位的武德元年,是公元618年,玄奘到达龟兹的时间,一种算法是在贞观二年(628),另一种算法是在贞观四年(630),无论怎么计算,二者相距也不过十来年,说是“近代”,似乎有些勉强。
克孜尔77窟壁画:龟兹伎乐女
前些年,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对这一问题也产生了兴趣。季先生在《文史知识》2001年第3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龟兹国王金花考》,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季先生根据萧梁时代僧人宝唱撰写的《比丘尼传》中有关高昌国一位冯姓女尼的记载中提到的“金花”一词,认为这就是龟兹的第一位金花王。季先生依此进行推算,得到的结论是,这位金花王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438年至504年,也就是在刘宋或者萧齐时代。只是季先生认为,玄奘讲“近代有王”,可能说得近了一点,吕德斯所推测的“说不定是几百年前”,则颇接近历史事实。当然,这只涉及玄奘的表述准确不准确的问题。
中华书局在1985年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校注工作的主持者正是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的这篇文章,也是对《大唐西域记校注》内容的一个新的补充。
新疆克孜尔石窟
在汉语文献里,龟兹的国王或者王室的成员,很多姓“帛”或“白”。不管是“帛”还是“白”,依照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先生的意见,从语言上讲,很可能来自龟兹语的bispa,也就是来自于梵语的puspa。两个词的意思,都是“花”,不管是“金花”还是什么“花”。
故事中另一个与历史相关的地方,是玄奘讲到的后来的龟兹王“引构突厥,杀此城人”。当玄奘到达龟兹的时候,龟兹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早已受到突厥的控制。《旧唐书》和《新唐书》对此有不少记载。玄奘的记载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
但最有意思的还是故事本身。故事的第一段,说龙池中有龙。龙是传说中的动物,居于水中,龙池有龙,不奇怪。但龙从水中出来,与马交合,生下的小马,称作龙驹,龙驹性格暴烈,而龙驹的第二代,就成为良马。这样的故事,就有些奇异了。龟兹的龙驹,也就是龙马,中国的中原地区,此前也有龙马之说。但那要么是一种形容,例如《周礼·夏官·庾人》中讲“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要么是汉代以后对《尚书·顾命》以及《礼记·礼运》中讲到的“河图”一名所做的一种解释:“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这样的龙马,究其实仍然是一种称呼上的比喻,而不是指龙与马交合生出的后代。南北朝以后,经常出现在文章和诗词中的“龙马”一词,也都被理解为是一种比喻。
玄奘讲的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龙与马交合,生出龙驹还不够,故事内容进一步变化,有了新的情节,龙不只是与马交合,更变身为人,与妇女交合。交合的结果,也生下儿子,而且“生子骁勇,走及奔马”。龙与牝马交合,还与妇女交合,生下的有龙驹,更有作为人的“龙种”,这中间是不是隐喻着某种东西呢?难道是这里的居民曾经以龙为图腾?所有这些,都可以引出新的问题。故事中很关键的一点是,龙与人交合,还能够产生后代,这样的想象,对于中原地区的汉族而言,显然很少见。故事出现在汉族以外的地区,来自古代的龟兹,则一点不稀奇。追本溯源,背后或许还有来自印度的影响。
《大唐西域记》讲到的这座城,在屈支国的东境,从地理位置推断,应该在今天库车的东边,但确切的位置早已无人知道,龙池更是没有踪迹可寻。玄奘讲“城今荒芜,人烟断绝”,他是否到过这里也不是很确定。玄奘的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叙述玄奘在屈支国的经历很详细,但其中没有提到这一段故事。
与中原地区汉族传说的龙马相比,玄奘讲到的龙马故事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其实不是没有意义,它可以说明,在古代的中国,不仅中原汉族文化传统中有龙马,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中也有龙马。只是不同的龙马,有不同的故事来源和文化背景,比喻不一样,隐含的意义往往也不一样。今天的中华民族,文化来自多源,龙马也不例外。古代屈支国或者龟兹国的龙驹与龙马的故事,在今天新疆一些民族流传的民间故事中,依然隐约能够找到一些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