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时期，魏与吴、蜀南北对峙，其疆界西抵陇右，东达海滨。三方各置要塞，屯驻兵马，以求保土安民和伺机攻略敌境。自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夺得汉中、孙权袭取荆州，到景元四年（263）钟会伐蜀前夕，在四十余年之内，除了个别地段的得失（如魏取东三郡，蜀占武都、阴平等），魏、蜀两国的边界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动。而曹魏与孙吴的防线也相对稳定，如诸葛亮所言：“（孙）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 即使在蜀汉灭亡之后，吴国在汉水流域的戍所向后退缩 ，但仍在江北沿岸保持着基本完整的防御体系，直至西晋平吴为止。南北各方在如此漫长的边境上屯兵驻守，相拒多年，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局面。三国之间的长期军事对抗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就是各方并非平均部署兵力来保卫疆界，而是把边防驻军相对集中在若干重要的关塞、城市或区域来进行固守，而且收到良好的效果，以致能够屡次挫败敌人的攻势。魏与吴、蜀绵延数千里的国境之安全往往维系于几座要镇，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君主、将帅和谋臣对此多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在魏国方面，明帝曹睿曾说：

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

合肥在汉末战乱时曾被曹操设为扬州治所 ，赤壁之战以后扬州州治北移寿春，合肥成为边境要塞，魏明帝时满宠又于城西鸡鸣山麓另建新城 。笔者据《三国志》、《晋书》等史籍统计，孙吴军队在公元208至278年间对合肥方向发动的进攻共有十二次，其中国君亲征的有六次（孙权五次、孙皓至牛渚而返），权相（诸葛恪、孙峻、孙綝）领兵有三次。襄阳与樊城相隔汉水而邻，汉末曾屡次作为曹操荆州主将的驻地，曹丕代汉后荆州都督治所北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襄阳、樊城为前线据点，蜀、吴对其策划、发动的攻势前后共有八次。祁山城在今甘肃天水地区礼县城东的祁山镇，诸葛亮北伐时曾两次进攻该地，姜维也屡到附近作战。

孙吴方面，孙皓甘露元年（265）遣使者纪陟到洛阳，权臣司马昭与其谈论防务，内容如下：

又问：“吴之戍备几何？”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曰：“道里甚远，难为坚固？”对曰：“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

纪陟提到孙吴的江防要镇有四五座，但是仅列举了西陵（今湖北宜昌市）和江都（亦称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还应有曹操“四越巢湖”所攻击的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县东南）。曹丕黄初三年（222）三道征吴，除了进攻濡须，还有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与历阳县之洞口（又称洞浦，在今安徽和县） 。司马懿对魏明帝曰：“夏口、东关，贼之心喉。” 夏口即沔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汉阳区；东关在濡须口之北，今安徽巢湖市东关镇。西晋咸宁五年（279）伐吴，“晋命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 涂中在今安徽滁州地区，牛渚（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市，武昌为今湖北鄂州市，均为吴国沿江重镇。

蜀汉方面，就四川盆地而言，对外出入主要凭借东边的峡江和川北之蜀道，扼守通途的有位于瞿塘峡口的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即古之扞关，汉朝鱼复（腹）县，又称作白帝城；还有号称“关头”的白水关（今四川青川县东北）。如法正劝降刘璋书云：“又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尽，而敌家数道并进，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势，昭然可见。” 若从整个益州的防务来看，如前所述，则首推其北部的汉中郡。杨洪谓诸葛亮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 汉末曹操曾于建安二十年（215）、二十三年（218）两次亲征汉中，魏国在太和四年（230）、正始五年（244）和景元四年（263）三次进攻汉中，最后钟会终于得手，占领盆地后随即攻破关城（今陕西宁强县西北），直抵剑阁。蜀汉的边防重镇有汉中、永安、庲降（即南中） 三处，各置都督统兵戍守，以保境安民。如张浚所言：“武侯之治蜀也，东屯白帝以备吴，南屯夜郎以备蛮，北屯汉中以备魏。” 参见《三国志》卷43《蜀书·王平传》：“是时，邓芝在东，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

关于三国时期各方长期镇守几处枢要以抗御强敌的历史特点，曾经多次引起历代谋臣和史家的关注。较早论述这一现象的有刘宋的何承天，他在给朝廷上奏的《安边论》中提到了魏吴南北对峙、各置要塞的情况，指出双方都采取了后迁边界居民的作法，以形成无人居住的中间地带。“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 这样做的目的是坚壁清野，避免边民受到抄掠，并且以此增加敌兵入侵时补充粮饷役夫的困难。上述措施历代行之有效，可以为南朝制定抵御北方政权进攻的策略提供借鉴。其文曰：

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

如果仅设军镇而未能后撤居民，则会给敌人可乘之机，造成严重的损失。“及襄阳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徙沔南，以实水北，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

唐代杜佑在《通典》卷171《州郡一》中，概括地总结了三国边防重镇的分布情况，综述曰：

魏氏据中原，有州十三，司隶、荆、荆河、兖、青、徐、凉、秦、冀、幽、并、扬、雍，有郡国六十八。东自广陵、寿春、合肥、沔口、西阳、襄阳，重兵以备吴；西自陇西、南安、祁山、汉阳、陈仓，重兵以备蜀。

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汉中、兴势、白帝，并为重镇。

吴主北据江，南尽海，置交、广、荆、郢、扬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西陵、乐乡、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须坞，并为重镇。其后得沔口、邾城、广陵。

他还在注释中简略考证了各方重镇的地点、守将、设置沿革与战争的发生情况（其中屡有谬误），最后予以说明：“自三国鼎立，更相侵伐，互有胜负。疆境之守，彼此不常，才得遽失，则不暇存也。今略纪其久经屯镇及要害之地焉。”注云：“其守将亦略纪其知名者，余不可遍举，他亦仿此。”

杜佑的上述论证，成为此后史家研究三国要镇问题的论著之渊源和重要依据。例如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中的《三国形势考》，清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历代州域形势二·三国》，都是在杜氏对魏、蜀、吴国边镇的论述基础上予以补充或发扬，可见其开创之绩久存。现代史学家史念海所著《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一文 ，其中下篇第二为《三国时期魏国与蜀吴两国南北对立的局面》，也是以杜佑的相关考证为梗概，从而再进行扩展而又深入的论述。

三国时期的这些边防重镇，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而成为各方交战对峙的热点，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它们在近代军事地理学中被称为“枢纽地区”，或是“锁钥地点”。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种地点的重要性，因而把它叫作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加以反对。” 如果率先夺取、控制了此类地点或区域，就能使自己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促使战局的走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这一规律，并就三国兵争要地得失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述。例如王应麟《三国形势考》中引周氏曰：

魏之重镇在合肥。孙氏既夹濡须而立坞矣，又堤东兴以遏东湖，又堰涂塘以塞北道，然总之不过于合肥、巢县之左右，力遏魏人之东而已。魏不能逾濡须一步，则建邺可以奠枕。故孙氏之为守易。

又引吴氏曰：

吴据荆扬，尽长江所极而有之，而寿阳、合肥、蕲春皆为魏境。吴不敢涉淮以取魏，而魏不敢绝江以取吴，盖其轻重强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须，吴必倾国以争之，吴人攻合肥，魏必力战以拒之。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寸地，故卒无以抗魏。及魏已下蜀，经略上流，屯寿春，出广陵，则吴以亡矣。

又引唐氏曰：

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晋元帝渡江迄于陈抗对北虏者，五代得淮南也。杨行密割据迄于李氏，不宾中国者，三姓得淮南也。吴不得淮南而邓艾理之，故吴并于晋。陈不得淮南而贺若弼理之，故陈并于隋。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能自保矣。

李焘《吴论》曰：

三国时，天下之大势在襄阳，吴、蜀之要害，而魏之所以必争也。蜀为天下足，重关剑阁，险厄四蔽，而不可以图远。吴为天下首，山川阻深，士卒剽悍，而不能亡西顾之忧。襄阳者，天下之脊也。东援吴，西控蜀，连东西之势，以全天下形胜。使魏来伐，击吴则蜀掣于西，击蜀则吴牵于东；而襄阳通吴、蜀之援，以分北方之势，击襄阳则吴、蜀并起而救之。使魏可攻，则吴军历江淮，蜀军撼秦陇，而襄阳之众直指中原，则许、洛动摇而天下可定。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南直方舆纪要序》曰：

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孙氏东不得广陵，西不得合肥，故终吴之世不能与魏人相遇于中原。

又引张栻曰：

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故吕蒙筑濡须坞而朱桓以偏师却曹仁之全师，诸葛恪修东兴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十万（笔者注：应为“七万”）。转弱为强，形势然也。

另一方面，历代兵家和学者也指出，地理因素并不能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如果君主无德，将帅乏才，朝野上下离心，那么战略要地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羊祜论曰：“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并举伐蜀之役为例道：“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 顺利地灭亡了蜀国。陆机曾作《辨亡论》，对吴国之兴亡论述道：“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由人也。” 孙权建国之际，部下谋臣勇将如云，“谋无遗算，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 而到孙皓末年，主昏臣庸，施政苛暴，导致国势衰败。“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蹑运而发，卒散于陈，民奔于邑，城池无藩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晋朝大军摧枯拉朽般攻陷了各座坚城要塞。 R39rKkqhyBRS7s/0GPQv+0hBTwZsBy8W9lBPQnWuCOjWuFb+BDF+utiIszoSuE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