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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江北的各座重镇曾经屡次打退过魏师的进攻，其中战绩最为出色的首推濡须和相邻之东关。如前所述，孙权在濡须口抵抗了曹操“号步骑四十万”
的大军，使其无功而返。“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
又被守将朱桓分兵击破。吴建兴元年（252）十月，诸葛恪在东关筑堤建坞，留兵戍守。魏“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众七万，欲攻围两坞，图坏堤遏”
，结果惨败而归，“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亦斩之。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
另如陆逊守夷陵，大破刘备蜀兵；朱然坚守江陵，挫败曹真、夏侯尚、张郃所率中军主力，也是功劳显赫。但是在西晋平吴之役中，沿江诸镇土崩瓦解，不堪一击。《晋书》卷3《武帝纪》载太康元年：“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杨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壬戌，（王）濬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甲戌，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伍延；平南将军胡奋克江安。于是诸军并进，乐乡、荆门诸戍相次来降。”仅在一月之内，荆州西部的所有重镇相继沦丧。伍延据守江陵顽抗的时间略长一些，也不过九天即被攻陷
，与朱然坚守江陵六月有余的出色战绩相比，其差别实在是太悬殊了。此后王濬舟师顺流鼓棹，直抵建业城下，迫使孙皓献表投降。是什么原因使吴国的江防要塞丧失了顽强的抵抗能力，没有像以往那样坚不可摧呢？笔者认为其中原因比较复杂，现进行分述如下：
从吴国方面来讲，孙皓昏庸残暴，信任佞臣而屡杀忠良，又横征苛敛、滥用民力，致使国势每况愈下。这对沿江边镇防务造成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两条：一是缺兵，二是乏将。前述孙皓降晋时所献簿籍中有兵二十三万，比起吴国强盛时期的军队数量明显下降。例如孙权去世后，诸葛恪伐淮南，“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
，这还不算扬州留守的部队以及荆州各地的大量驻军。以此估算，当时全国军队至少应在三十万以上，可见吴末兵员显著减少。荆州主将陆抗曾经因为士兵缺编严重，上疏请求增调，将麾下部队恢复到原来的人数。其文曰：“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
充分反映了前线乏兵的窘境。陆抗声称只要补足编制，就不惧怕任何进攻，否则难以保证边防的安全。“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信）、白（起）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
但是这一迫切要求最终也未被朝廷接受，以致在敌寇大举来犯时，边镇守军寡不敌众，失败也是在情理之中了。此外，孙吴在江防机动兵力的部署安排上也有严重的缺陷，荆州东部的夏口、武昌与西部的乐乡、西陵都督辖区都苦于缺少军队，无法相互提供支援。孙皓的中军主力驻扎在都城建业，和上游距离太远，又是逆水行船，难以及时赴救。当年孙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
西晋伐吴之前，荆州主将杜预最担心的就是吴国可能把都城和中军与水师主力再次迁到武昌，从而增强长江中游的兵力
，如果这样做就会给晋朝军队的进攻带来严重困难。但是孙皓虑不及此，没有出现杜预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陆机《辨亡论》即言孙权建国之初人才济济，战将如林。“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畴入为腹心，出作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
而吴末自陆抗死后再无名帅，便无法运用智谋和胆略来以弱胜强。“陆公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所以“邦家颠覆，宗庙为墟”
。李焘亦对此有深刻论述，认为险要的地势还需要智勇双全的将领才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攻守之事，非勇不能决，非智不能全。此二者皆人谋也，而足以增山川之重，示形制之势。则争天下者，必借险于地，取谋于人，而后能大有所成就矣。”
孙权是明君，有识人、用人之度量，所以能够举贤任能，不乏将才。吴末孙皓昏虐，“有一陆抗，而羊祜、王濬睥睨不敢进。一日抗溘死，扬越之阻、长江之固自若也，而晋兵长驱如涉无人，因知争天下之术，地势虽强，以人为重。”
孙皓在位时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安。”
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难以培养和发掘出优秀的将领。晋师入侵时，张悌即云：“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
试观孙皓委任的边镇将领，或为才干低劣的宗室，如乐乡都督孙歆，居然被敌人化装入营俘虏；京下督孙楷、夏口督孙秀则携带部曲投降晋朝。或为胆怯的文人，如临阵降敌之虞昺，“晋军来伐，遣昺持节都督武昌已上诸军事，昺先上还节盖印绶，然后归顺。”
或虽有忠心却无御敌之智略，如陆晏、陆景等，就只能以死报国，而无法守境安邦了。
曹魏本来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灭蜀之后又得到进一步扩充。继承这份遗产的西晋与孙吴相比，拥有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巨大优势，王濬与号称“武库”的杜预等将领多谋善战，因此取得平吴战争的胜利势在必然。值得强调的是，晋军制订的攻吴作战计划妥善周密，也是顺利打破吴国沿江重镇的重要原因。这一计划起初是老将羊祜生前提出的，后来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其要点如下：
首先，多路分兵，使孙吴顾此失彼，难以应对。羊祜上疏云：“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
吴国在长江东西数千里的多处要害布防，兵力相当分散，而且驻军的数量有限，一旦遭到多路进攻就无法投入足够的支援部队，容易被强敌各个击破。晋武帝采纳了羊祜的这项建议，在咸宁五年（279）十一月伐吴时兵分六路，“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
以前曹魏南征，往往是兵分三路
，这次西晋增加为六路。顾祖禹对此评论曰：“晋之取吴也，用兵三十万，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陈也，用兵五十万，而所出之道八。”其缘故为：“盖吴与陈皆滨江设险，利在多其途以分其势。”
最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选择峡口为主攻突破方向。“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
攻破孙吴沿江防御体系之关键，是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水军进入长江，一来必须消灭吴国的舟师，以保证大兵安全渡江以占领敌境；二来能够阻断江南吴军对北岸各座要塞的救援，使它们陷入孤立状态。此前曹魏攻吴的历次战役中，曾经选择过主力部队行船入江的不同航道，但是效果都不理想。例如曹操“四越巢湖”，被孙权阻于濡须。曹丕舟师两次经中渎水到广陵，也受到水道淤浅和暴风、寒冰等自然条件的阻碍
。司马懿曾建议，派遣舟师由襄阳经汉水至沔口入江。“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孙）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
虽然获得明帝的首肯，后来却未能实施，可能是由于沔口地段航道狭窄，容易被敌军堵塞夹击的原因
。西晋攻吴作战的水军主力集结在上游的益州，峡江河道较为宽阔，奔腾汹涌，大型船队顺流而下，势不可挡。沿岸吴国兵戍无法利用水战和放射箭、石来进行阻击，只能施以铁索拦江的权宜之计，被王濬轻易烧断，即顺利驶出三峡，得以发挥其船只高大与兵力众多的优势，“旌旗器甲，属天满江。”
在接连击败西陵和乐乡的孙吴水军之后，完全统治了江面。沿岸的要塞援助断绝，因而纷纷望风归顺。“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
再次，避开防守坚固的建平、东关和濡须等要塞。建平城垒位于巫峡北岸，由于依山临江，形势险峻而易守难攻。其守将吾彦，“身长八尺，手格猛兽，旅力绝群。”
他认为晋军只有在攻克建平之后，才会出峡伐吴。“建平不下，终不敢渡。”
但是王濬仅派遣少数兵力对其实施围困，大批人马乘船东下，迅速通过三峡而驶入荆江，因而节省了进军时间与兵员的伤亡。事实证明，这一决定非常明智。“及（晋）师临境，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唯（吾）彦坚守，大众攻之不能克。”
建平城戍一直坚持到吴国灭亡后才弃守投降。此前曹魏征吴，使用次数最多的主攻方向是在濡须－东关一线。即舟师经淮河、肥水、施水入巢湖，再沿濡须水入江。因为濡须口距离吴国都城建业和经济重心太湖平原较近，由这条路线进攻能够对其构成致命威胁。但是濡须水道狭窄，孙权在江畔“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
，因此曹操屡攻不克。吴国后来又在其北之东关筑堤阻遏航行，傍山建造两城进行防守。“城在高峻，不可卒拔。”
所以魏师很难在这一地段实现突破，守军能够坚持到建业的援兵到来而解除围困。西晋在平吴之役中吸取了以往的失败教训，王浑率领的扬州晋军没有向东关、濡须直接发动进攻，而是绕过这一地段，占领了敌人防守薄弱的历阳（今安徽和县），进据横江渡口。这项计划的实施相当成功，晋军绕开东关和濡须等要塞，并未对其进行强攻，避免了兵员的巨大牺牲和受阻于坚城之下，因而较为顺利地抵达江滨。虽然在此处遇到了渡江来援的吴军主力，但由于地势平坦开阔，得以发挥晋军实力强劲的优势，所以获得了大胜。“与孙皓中军大战，斩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俘馘万计。”
然后准备与王濬的舟师汇合，再渡江东进。
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晋的作战计划里，最后对吴都建业发起的总攻是以扬州部队为主，前线统帅也是扬州都督王浑，王濬所率益州水军应该服从他的指挥。“初，诏书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
但是王濬贪功抢先，诡称因风势强劲，船队无法靠岸停泊，拒绝与王浑会合，自己率领舟师前往建业，接受孙皓的归降。事后史家称王浑贻误战机，不敢独自渡江。说他“先据江上，破皓中军，案甲不进，致在王濬之后”
。而依笔者之见，上述批评有失公允，因为晋军绕行攻取历阳的作战行动是利弊相参的，其有利之处在于使东关、濡须等要戍丧失了抵抗的作用，王浑的部队行进沿途没有受到关塞的阻碍。其弊端是这条路线为陆道，由居巢（今安徽巢湖市居巢区）经大小岘山而至江边，王浑的扬州水军无法随行，所以数万军队到达横江渡口后缺乏大量船只，必须等待王濬的舟师前来接应。当时扬州刺史周浚建议派遣部队先行渡江，遭到王浑的拒绝，其理由第一是有朝廷的命令，“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
第二是需要王濬的船队接济，才能使大批人马过江。“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
在船只短缺的情况下，如果只派遣少数部队率先渡江，与敌人背水交锋，会有可能被对岸的吴军消灭，这是比较冒险的策略。王浑按照朝廷指令行事，两路兵马汇合后即对敌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此乃万全之策，因而并无过失。至于王濬能够迫使孙皓投降，是因为他的部队水陆齐备，数量充足。“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鼓噪入于石头。”
换句话说，最后对建业的进攻，王濬可以不依赖王浑的扬州步骑，王浑却必须仰仗王濬的船只，否则就不能使麾下的大军迅速地渡江作战。
综上所述，孙吴的沿江要戍未能在抗击晋军的战斗里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吴国兵员短缺，君主昏聩，将帅平庸，所以无法抵抗敌人的强大进攻。而西晋作战计划的妥善完备与成功实施，起到了对吴国江防重镇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良好效果，促使平吴之役顺利获胜，重新实现了天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