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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中叶以后，由于国力的恢复强大与区域防守战略的调整，明帝所言“地有所必争”的合肥、襄阳等边防重镇的兵力部署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据史籍所载，孙权在世时先后对合肥发动了六次攻势
，合肥魏军起初为张辽所率七千余人，后有所增加
。建安十七年（212）后，曹操在淮南迁徙民众，“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江淮之间成为无人地带，而曹魏扬州的人口、经济重心则转移到江淮丘陵以北。合肥因为失去附近郡县的人力、物资支援而难以供养大量守军，不宜继续充当淮南地区的军政中心。根据这一变化，魏文帝黄初年间将扬州州治和征东将军的驻所北移到寿春；合肥则变为前线要塞，守军减少；遇到强敌入侵合肥，是由寿春的扬州魏军主力及各路援兵对其进行支援，将其阻挡在合肥城下，不使其越过江淮丘陵。这样进行防御虽然屡获成效，但是援军往来跋涉数百里，耗时费力。如满宠所言：“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
青龙二年（234）孙权攻合肥时，田豫即向满宠和朝廷建议不出动扬州主力救援，以免中了敌军反客为主之计，应该听任其攻城，待其疲劳消耗后再发兵交锋。此项上奏获得了明帝的批准，事见《三国志》卷26《魏书·田豫传》：
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田）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
齐王曹芳即位以后调整了扬州的兵力部署，曾经数次放弃或明显削弱合肥的防务，主力部队集结于寿春，并不去合肥援救，而是诱敌深入到江淮丘陵以北来就近迎战。这样使吴军的补给路线被迫延长，增加了敌人的运输困难；而自己则以逸待劳，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例如，嘉平五年（253）诸葛恪率军二十万侵略淮南，司马师接受了虞松的建议，在寿春屯集重兵备战
；仅派将军张特等率三千余人驻守合肥，来牵制和消耗敌军。“敕毌丘俭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吴。”
实际上是准备放弃该地，任凭吴国攻取而不去援救。在敌兵的猛烈围攻下，合肥魏军坚守九十余日
，都没有得到救援。只是由于诸葛恪指挥无方，中了张特的缓兵之计
，既未能及时攻克合肥，也没有获得野战的机会。“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泻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
只得狼狈还师。而魏军主力并未出动，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此后曹魏及西晋初年扬州地区的兵力配置依然延续上述格局，在寿春驻扎主力待机，合肥一带不设重兵严防，没有再发生过激烈的阻击战斗。甘露二年（257）诸葛诞占据寿春反叛，并将麾下扬州各地魏军与壮丁调入城内
，致使合肥无人镇守。司马昭率大兵围攻寿春时，吴国曾派朱异领兵救援，即顺利越过江淮丘陵，到达寿春东南的黎浆后失利而退
。此后孙吴无力继续增援，寿春在被围一岁后粮尽城陷。在这次战役当中，吴师虽然占领了合肥，但还是不能在寿春附近打败魏军，也无力据守该地，只得退回境内。上述两场战争的胜负都没有受到合肥得失的影响，可见它在曹魏中叶以后的军事地位明显下降，不再起到左右淮南战局的重要作用了。
襄阳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它在曹魏一朝的军事地位与影响呈上升状态。江陵被孙、刘两家占领之后，襄阳成为曹魏的荆州前线，其主将乐进、曹仁先后屯驻于襄、樊两城，与刘备、关羽交战连年，致使当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建安二十四年（219）襄樊战役结束后，曹操尽管击退了关羽的进攻，但是襄阳郡民生凋残，百姓纷纷流亡。《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传》曾云：“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由于田畴连年荒芜，当地缺乏粮饷，难以在汉南维持大量驻军。因此曹丕代汉后，将荆州都督治所与州军主力北迁至南阳郡的宛城，甚至一度放弃了襄阳的城守。《晋书》卷1《宣帝纪》载文帝即位时，“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获得准奏后，“（曹）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随即又派兵进据襄樊，但只是将其作为边境的据点，留下少数部队防守。遇到吴军入侵时，则由宛城附近的州兵主力前来增援，这与前述曹魏前期扬州战区集重兵于寿春，以待救援合肥前线的情况相同。因此它在魏人看来，已经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如袁淮所言：“今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
随着曹魏经济的恢复、国势逐渐增强，开始将荆州战区的都督治所与主力驻地向南推移。正始四年（243）征南将军王昶上奏：“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获得朝廷批准施行，王昶“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
。司马氏在灭蜀代魏以后，对孙吴构成了明显的军事优势。羊祜在泰始五年（269）出任荆州都督，其治所又南移襄阳，“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
在敌寡我众的有利形势下，他将边戍继续向前推进。“（羊）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
晋初的襄阳已经成为荆州的军政中心，为都督、刺史与主力部队的驻地，不再是孤悬于汉南的要塞，这表明它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有了显著的提升，与合肥的军事影响衰退减弱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