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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地理学所谓的“锁钥地点”或“枢纽区域”，被中国古代兵学家称为“衢地”，即道路交汇的衢要。《孙子兵法·九地》曰：“四达者，衢地也。”
又云：“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
就是处在与敌国或第三国接壤的区域，并由几条道路汇集而能通往四方的交通枢纽，若能率先占领则占有主动的局面。三国的边防重镇基本上都属于这类地点或区域，例如，汉中盆地为川陕地区多条来往通道的交集之处。顾祖禹云：“汉中入关中之道有三，而入蜀中之道有二。所谓入关中之道三者，一曰褒斜道，二曰傥骆道，三曰子午道也。所谓入蜀之道二者，一曰金牛道，二曰米仓关道也。”
曹魏襄阳既是汉水与白河的汇合之地，又有驰道南通江陵，北达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及洛阳，还能东北出方城而抵豫东平原
。因此司马懿称：“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
合肥是施、肥诸水的汇合地段，《水经注》卷32《肥水》曰：“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径合肥县……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又云：“施水又东径合肥县城南，城居四水中，又东有逍遥津，水上旧有梁，孙权之攻合肥也，张辽败之于津北，桥不撤者两版。”
肥水经寿春入淮，施水流进巢湖，再经濡须水南入大江。江淮之间的上述水道及沿河的陆路均从合肥经过，因而成为道路要冲，和平时期即为南北商旅往来聚集之地。如《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所言：“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史记正义》注：“合肥，县，庐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庐州也。”
孙吴西陵与蜀汉永安分别扼守三峡水陆通道的东西出口，其交通方面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吴国的沿江重镇当中，江陵既是著名陆路“荆襄道”之南端终点，又可以由此乘舟浮扬水入沔，然后北抵襄阳。《水经注》卷28《沔水》曰：“沔水又东南与阳（扬）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渎，盖吴师入郢所开也。”
扬口又称作汉津，建安十三年（208）刘备弃樊城过襄阳南逃，“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
就是企图使用这条水路撤退。后来当阳兵败，“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至夏口。”
沔口（或称夏口、汉口）为汉水入江之口，三国时期，“吴置督将于此，名为鲁口屯，以其对鲁山岸为名也。三国争衡，为吴之要害，吴常以重兵镇之。”
陆逊、诸葛瑾与朱然等曾屡率舟师驶入沔口，溯汉水而北攻襄阳。另外，由沔口入汉水后，还可以在堵口（今湖北仙桃市东北）转入汉江支流夏水，向西驶入江陵。赤壁之战后曹操北撤，留曹仁守江陵。周瑜率兵对其实行主攻，刘备则别领兵马乘船入沔，经夏水至江陵后方以构成合围
，最终迫走曹仁，获得胜利。孙权袭取荆州时，也曾派遣蒋钦率领水军从这条航道进攻江陵
。曹魏攻吴也可以利用汉水航道，从襄阳出发，顺流经沔口入江。司马懿曾向魏明帝建议：“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
濡须口为濡须水入江之口。它与北邻之东关也是孙吴的抗魏要戍。汉末三国时期，淮南东部的中渎水多年淤塞，不甚通畅；如黄初六年（225）曹魏舟师伐吴，退兵过此道时曾在精湖搁浅，“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
由于这个缘故，当时沟通江淮的水道主要是经由淮南西部的淝水、巢肥运河
、施水和濡须水，所以魏、吴水师多在合肥、巢湖、濡须一线进行争战相拒。王象之曾曰：“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河，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繇肥而趣巢湖，与吴人相持于东关。吴人挠魏亦必繇此。”
孙权曾在濡须口筑立坞城，屯集重兵，在建安十八年（213）、二十二年（217）两度阻击了曹操的水师，使其不得顺利入江；后又把防地向北推进到东关（或称东兴，今安徽巢湖市东关镇），利用河岸的山险筑堤建城
，更为有效地扼守了这条南北水运干道。
曹魏与吴、蜀之间的接壤地带绵延数千里，由于受战乱的影响，三国前期的经济衰败，人口严重耗减，各方无力征集供养数量庞大的军队，没有办法在漫长的国境上实行横贯南北的线式防御。由于部署得当，它们仅在交界之处的几个有限的地点或不大的区域配置兵力，就可以成功地阻击来犯之敌，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重镇地当要冲，扼制了南北或东西方向的水陆交通干线，能够堵塞大规模军队调动和粮饷运输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