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地理环境是人类战争的舞台，在古代交通手段简单落后的情况下，山岭江河对军队的行进与物资运输会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实行攀越、徒涉、舟济、架桥都有很多困难，强者的优势因而被削弱甚至抵消，实力较弱的一方则可以凭借地利之便，抵抗并挫败敌人的进攻。王应麟曰：“地有所必据，城有所必守。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大《易》之训也。”
三国对峙时期，尽管曹魏的疆域、财赋、人口和军队数量明显超过吴、蜀，但是后者能够利用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因素来部署防御，弥补自己兵力的劣势，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如刘晔所言：“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
当时曹魏许多谋臣对此具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屡次建议君主不可轻易用兵，操之过急。例如傅幹向曹操进谏曰：“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
曹丕向臣下咨询，问征伐吴、蜀何者为先？贾诩对曰：“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
鲍勋也劝阻道：“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
蜀汉使臣邓芝亦对孙权说：“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蜀国的边境重镇汉中郡主要依靠北边的秦岭设防拒守，抵抗曹魏的入侵。秦岭又名南山、终南，宋敏求云：“终南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相距且八百里。昔人言山之大者，太行之外，莫如终南。”
关中平原通往汉中盆地的道路，大多要穿越秦岭之间的各条峡谷。顾祖禹引《地志》曰：“南山大谷凡六，出奇步险，则南达汉中，东通襄、邓，故后秦姚苌拜郝奴为六谷大都督，使备南山之险。”注云：“六谷或曰子午、傥骆、褒斜南北分列，此六谷也。”
上述峡谷崎岖险峻，峭壁林立，往往必须架设栈道才得以通行。在此地段设置关塞，即可以少胜多，阻击强敌前进。如曹丕随征张鲁后回忆说：“汉中地形实为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张鲁有精甲数万，临高塞要，一夫挥戟，千人不得过。”
建安二十四年（219）春，刘备在汉中备战时胸有成竹。“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
事后曹操对当时兵临险境还心有余悸，“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夏侯）渊军之辞也。”
正始五年（244）曹爽自关中征蜀，“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
后来被迫退兵时，“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曹）爽，爽争崄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
孙权的守国战略，诸葛亮称之为“限江自保”
，即依凭浩荡长江来阻挡敌师的入侵，因此吴国濡须、邾城、沔口、江陵等要塞都是设在江北沿岸，迫使曹魏的多次南征临江而止。孙吴的援兵、给养则能通过长江的水路迅速到达，并使自己擅长乘舟厮杀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如诸葛亮所言：“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
而孙吴将士则惯于“上岸击贼，洗足入船”
。袁淮亦向曹爽指出，吴楚地区的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北方，“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
梁启超曾分析中国古代多次出现南北对立分据的主要原因，认为是交通运输方式的落后与来往线路的不畅，使长江成为分隔两地的巨大障碍。其论曰：
畴昔南北交通之运未盛，故江南常足以自守。吴割据垂八十年，晋南渡百年，益以宋、齐、梁、陈百六十余年，宋南渡一百五十年，盖地势统合之力，未大定也。项羽亦不用乌江丈人之言耳；使其用之，则杜牧所谓“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夫孰敢谓羽之才，反出孙权下也！魏文临江而叹，谓天之所以限南北，孙皓谓长江天堑，岂能飞渡，有自来矣。
秦岭和长江可以说是蜀、吴两国的天然战略工事，虽然曹魏一方的边境重镇没有条件利用类似的巨防，但也尽量在战术层面依托地险来加强防御能力。例如襄阳所在的鄂西北地区周围多有低山丘陵，襄阳城南凭岘山，北临汉江，受环境局限，来犯之敌的优势兵力难以展开。对岸的樊城与襄阳仅有一水之隔，既能分散敌人的进攻部队，又可以相互支援。因此《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称襄阳占据形势之便：“疆蛮带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涂直至，跨对樊、沔，为鄢郢北门。”
江淮丘陵是大别山的余脉，自合肥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而合肥以西的将军岭则位于这一低山丘陵的蜂腰地段，有沟通南北的狭窄通道。两汉合肥城本来建在施水（今南淝河）岸边的平川之上，附近无险可守。魏明帝青龙元年（233），满宠奏请另建合肥新城，认为旧城近水，“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
得到朝廷批准实行。近年安徽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国合肥新城位于今合肥西北郊外，“遗址东距合肥至淮南市际公路约9公里，南临肥水故道，西距鸡鸣山约2公里，北为起伏连绵的岗地，新城遗址坐落在岗地顶部。”
这一山岗地段就是满宠所言之“奇险”，移城之后改善了魏国的防御形势，给吴军的进攻造成困难。“其年，（孙）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
祁山位于今甘肃礼县东北的祁山镇，是西汉水河谷川地突起的孤峰，高有数十丈，周围里许，“山上平地三千平方米，其下悬崖绝壁，峭峙孤险。”
因为其地势易守难攻，曹魏派遣兵将在山顶筑城防御。参见《水经注》卷20《漾水》：“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径其南，城南三里有（诸葛）亮故垒。”又引《开山图》曰：“汉阳西南有祁山，蹊径逶迤，山高岩险，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
由此可见，三国的边防要戍并非设置在开阔、平坦的“四战之地”，而是建在山岭岗丘地带或是江河沿岸，原因就是为了利用周围复杂的地形、水文条件，以此作为天然屏障来强化自己的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