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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的疆域相当辽阔，如陆机所言：“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扬而奄交、广。”
前言已述，它们各自拥有若干基本经济区，如曹魏之“山东”和“山西”（或称“关东”、“关西”），前者包括华北平原与山东半岛，后者有关中平原和陕甘黄土高原。孙吴之“吴会”含有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南荆”则以洞庭湖平原为主。蜀汉益州则仰赖四川盆地的巴、蜀沃壤。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上述各重要区域均能在人力、财力上为割据政权提供物质保证，使它们可以相对独立地统治一段时期，这些自给自足的区域充当了分裂势力的经济基础。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候，各个军阀集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控制某个重要的经济区域作为立足之处。如逢纪曰：“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
因而力劝袁绍夺取冀州。荀彧对曹操讲：“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
如果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仅仅依靠随处抢掠强征来攫取给养，军队所需粮草、器械和兵员就无法保证稳定的补充来源，难以在持久的战争中生存下去，因而是必败无疑的。如《魏书》所言董卓之乱爆发后，“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赤壁之战结束后，刘备攻占四川，孙权进据江北，后又袭取荆州，三家鼎分之势渐成，而合肥、襄阳、濡须、汉中、江陵和西陵等要戍也是在这一阶段相继建立起来，它们分布的地理位置都是在魏、蜀、吴重要经济区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与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相互交界的边缘地带。如汉中分隔川陕，“府北瞰关中，西蔽巴蜀。”
三峡是连接南荆和益州的惟一通道，西陵、永安处在其东西两端的峡口，既能阻击来寇，又可伺机进军。襄阳与合肥则是保护中原南境的屏障，李焘曾评论道：“昔蜀将关羽自襄阳攻樊城，曹公仓皇失措，议迁都许以避之。诚以襄阳之地北接宛、洛，兵自此可以溃中原之腹心，虽曹公之善用兵，有不能抗者。”
顾祖禹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
江陵背依大江，是洞庭湖平原的北面门户。荆邯曾说公孙述：“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
胡安国云江陵：“先主假之，三分天下；关羽用之，威震中华；孙氏有之，抗衡曹魏。”
濡须、历阳濒临长江北岸，是防卫太湖平原与吴国首都的前哨阵地。“然则濡须有警，不特建邺可虞，三吴亦未可处堂无患也。”
曹魏与吴、蜀为了确保自己经济重心区域的安全，必须在敌我交界地段部署兵力，争取御敌于国门之外，避免后方百姓的生计遭受破坏蹂躏；同时也造成随时可以进入敌境的有利态势，给对手造成威胁，因而攻守两便，具有防备入侵和准备出击的双重作用。如法正建议刘备夺取汉中时称：“今策（夏侯）渊、（张）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