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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寧
《古漢語詞義答問》是在我的老師陸宗達（穎民）先生指導下集成的一部字詞考據專書。這本書與之前出版的《訓詁方法論》定稿幾乎同時，都在1982年。從我跟隨穎民師學習訓詁學和通讀多種古代文獻以來，積累了很多字詞考據的實例，多半是老師講到又經自己梳理後記下來的。在《訓詁方法論》寫作集稿前後，遇到更多關於古代文獻詞義考據的問題。這些，本來是打算放到《訓詁方法論》裏作爲例證的。但是，由於《訓詁方法論》是將三種方法分别闡釋的，而文獻詞義的考據却必須對形音義互求的方法綜合運用。爲了從理論上分解開來説明訓詁學的原理，對具體的字詞考據就難免説不周全，甚至有所割裂。穎民師對我説，可以另外出一本書，專門講一講形音義互求方法綜合運用的實例。我明白老師的意思：訓詁學的傳承，不但要有理論方法的科學闡釋，還要有第一手材料的語言例證。在《訓詁方法論》的“初版序言”裏説：“我們將在另一部書《古漢語詞義答問》中舉出綜合運用訓詁方法解决詞義問題的各種實例，以補本書的不足。”這就已經説明了兩本書的關係。
《古漢語詞義答問》開始擬定的書名是《古代文獻詞義考據例解》，是從訓詁學和《説文》學教學和閲讀筆記的材料中選出來再加工的。古代訓詁的形式繁多，最普遍的大約有三種——隨文釋義、纂集專書、字詞考據。考據是訓詁學一個重要的基本功，清代的考據家留下了大量的考據材料，不論是歷史、地理、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考據，除了實地考察的記録和實物繪圖等呈現方式以外，大量的證據來自古代文獻，都是以字詞意義的考據爲基礎的。只是，清代的考據家都是業内的飽學之士，面對的又是難度很大的專業問題，那些考據便作得精深而簡約，大量篇幅放在取證上，邏輯推理的過程往往略而不言，初學者用其結論而不明就裏，難以從中學會自己操作，有時甚至不能判斷結論的對錯真僞。穎民師對如何教給學生讀前人的考據文章、如何訓練學生進行文獻詞義考據，時有指導。比如，老師常常説起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向黄季剛先生請教“交賒”一詞意義的軼事，也時常轉述季剛先生的話説：“世人皆以解讀一二生僻字爲榮，其實，只要證據够用，生僻字的解讀並不難；證據不足，都是猜測，答案見仁見智，有價值的可成假説，亂説的固然可笑可氣，但也壞不了多大事。因爲生僻字偶爾用個一次，錯了也只此一處。麻煩的是字也認得，詞也見過，到了文兒里，憑字典或憑經驗講錯，謬種流傳。”老師也時時告訴我：“發疑最爲重要，所謂‘不疑何考’。隨便否定前人之説，甚至挑戰已成定論的常識，那是膚淺。爲考據而考據、無當無爲，是没有意思的。可是在别人都以爲‘不疑’的地方發現‘有疑’，也最不容易。”“詞義是難對付的東西，文言實詞就是一個字，可是内裏的意義十分豐富，挖掘出意義内涵，讀文章才能讀出味兒來。”“考據要做成確證的考，必須達到‘五安’——字安、詞安、理安、事安、文安。”……這些針對具體問題的隻言片語集中起來，加上我自己實踐的體會，便形成我加工本書文章的一些原則，也爲我日後帶領學生練習字詞考據打下基礎。老師去世十多年后，爲了做出衡量考據是否確當的原則，我專門選擇了太炎先生的《春秋左傳讀》開過一次課程，對訓詁考據的方法和原則有了更深的體會。
《古漢語詞義答問》開始時是從400多條詞義解讀材料中選擇了將近100條準備加工。上世紀80年代訓詁學剛剛復蘇，“訓詁”“考據”這些詞語還難以普及，要讓初學者讀懂文章，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們堅信，有《訓詁方法論》講了道理，只要把握好形音義互求的訓詁方法，加之取證充分，論證過程合乎邏輯，讓訓詁學的初學者不止採用結論，還能學習用正確的方法實踐，是可以做到的。材料正在逐條加工期間，師弟謝棟元來京，他看了目録説：“這本書的風格是深入淺出、讓古代訓詁進入當代，可否改用一個現代一點的書名？”穎民師當即接受了這個意見，經過討論，將“古代文獻”改成“古漢語”，又將“考據”改成“答問”，才成爲現在的書名。棟元的話也提醒了我嚴守寫書的宗旨，所以定稿前又對内容作了調整，删掉了幾則生僻字的考據，並將方法運用不典型的篇目同時删掉，才有了現在的規模。回想起這部書擬文的要求和書名的改動，我有很多感慨。現在有些文章題目誇大其詞與内容不合，各種没有定義的概念堆砌難以卒讀，而穎民師歷來反對故弄虚玄，追求平易通暢，總是要求我“别説大話”，“往明白裏説”，老師的教導形成了我們撰寫文章一貫的追求——不論多深的問題，也要盡量讓讀者看懂。
書前的一篇通論《談古代文獻詞義的探求》，最早在1982年第2期《辭書研究》發表。穎明師爲人尊賢友仁，他在政協有很多新舊朋友，耿庸（鄭炳中）先生就是老師的好友。這位著名的文學理論和雜文作家，1980年代平反後放棄了文學刊物，到上海辭書出版社作編審，並辦起了《辭書研究》雜誌。那是《辭書研究》學術性最强的黄金時期，穎民師搬到北師大工10樓以後，耿庸先生不止一次到穎民師家裏來，向先生請教有關漢語、漢字的問題，並且希望我們幫助辦好《辭書研究》。耿庸先生辦刊的宗旨十分高遠，和穎民師深談多次後，對老師弘揚中國訓詁學的理想由衷欽佩，並且很快就抓住“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和辭書編纂的關係”這個主題向我們約稿。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在《辭書研究》上發表的文章很多，大部分與這個主題有關，例如《關於古代書面漢語詞義引伸的規律》《論詞義訓釋》《談因字形求本義的原則》等，内容都是在我們設想的訓詁學理論建設和現代應用規劃内的。與耿庸先生的交往，讓我們認識到，辭書編纂也是訓詁學應用的一個重要領域。《古漢語詞義答問》前的“代序”《談古代文獻詞義的探求》能先於書的出版在《辭書研究》發表，是跟這一段值得紀念的學術交往分不開的。這次重印，將“代序”改成“前言”，使它成爲全書主體的一個重要部分。
這三十年，字詞考據的短文積累了更多，中華書局再版時也曾想到補充進本書去；只是，《古漢語詞義答問》的出版周折很多，比《訓詁方法論》晚了整整四年，我拿到樣書時穎民師已經住進友誼醫院。這是老師囑咐和指導我寫的最後一本書，保留原貌紀念老師是必須的。這次再版，除了改正錯字外，我未做其他改動，也是出於這樣的想法。
漢語，尤其是古代漢語，是一種語法結構寬松、詞彙意義豐厚的語言，詞義考據應當引起足够的重視。我在這裏回憶當時的情境，是希望訓詁專業的年輕學者打好考據的基本功。這些年，我們在努力創建基於訓詁學的漢語詞彙語義學，從古人成功的考據中發掘潛在的語言文字規律，對這件事更是非常有意義的。
2018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