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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言

王寧

《古漢語詞義答問》是在我的老師陸宗達(穎民)先生指導下集成的一部字詞考據專書。這本書與之前出版的《訓詁方法論》定稿幾乎同時,都在1982年。從我跟隨穎民師學習訓詁學和通讀多種古代文獻以來,積累了很多字詞考據的實例,多半是老師講到又經自己梳理後記下來的。在《訓詁方法論》寫作集稿前後,遇到更多關於古代文獻詞義考據的問題。這些,本來是打算放到《訓詁方法論》裏作爲例證的。但是,由於《訓詁方法論》是將三種方法分别闡釋的,而文獻詞義的考據却必須對形音義互求的方法綜合運用。爲了從理論上分解開來説明訓詁學的原理,對具體的字詞考據就難免説不周全,甚至有所割裂。穎民師對我説,可以另外出一本書,專門講一講形音義互求方法綜合運用的實例。我明白老師的意思:訓詁學的傳承,不但要有理論方法的科學闡釋,還要有第一手材料的語言例證。在《訓詁方法論》的“初版序言”裏説:“我們將在另一部書《古漢語詞義答問》中舉出綜合運用訓詁方法解决詞義問題的各種實例,以補本書的不足。”這就已經説明了兩本書的關係。

《古漢語詞義答問》開始擬定的書名是《古代文獻詞義考據例解》,是從訓詁學和《説文》學教學和閲讀筆記的材料中選出來再加工的。古代訓詁的形式繁多,最普遍的大約有三種——隨文釋義、纂集專書、字詞考據。考據是訓詁學一個重要的基本功,清代的考據家留下了大量的考據材料,不論是歷史、地理、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考據,除了實地考察的記録和實物繪圖等呈現方式以外,大量的證據來自古代文獻,都是以字詞意義的考據爲基礎的。只是,清代的考據家都是業内的飽學之士,面對的又是難度很大的專業問題,那些考據便作得精深而簡約,大量篇幅放在取證上,邏輯推理的過程往往略而不言,初學者用其結論而不明就裏,難以從中學會自己操作,有時甚至不能判斷結論的對錯真僞。穎民師對如何教給學生讀前人的考據文章、如何訓練學生進行文獻詞義考據,時有指導。比如,老師常常説起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向黄季剛先生請教“交賒”一詞意義的軼事,也時常轉述季剛先生的話説:“世人皆以解讀一二生僻字爲榮,其實,只要證據够用,生僻字的解讀並不難;證據不足,都是猜測,答案見仁見智,有價值的可成假説,亂説的固然可笑可氣,但也壞不了多大事。因爲生僻字偶爾用個一次,錯了也只此一處。麻煩的是字也認得,詞也見過,到了文兒里,憑字典或憑經驗講錯,謬種流傳。”老師也時時告訴我:“發疑最爲重要,所謂‘不疑何考’。隨便否定前人之説,甚至挑戰已成定論的常識,那是膚淺。爲考據而考據、無當無爲,是没有意思的。可是在别人都以爲‘不疑’的地方發現‘有疑’,也最不容易。”“詞義是難對付的東西,文言實詞就是一個字,可是内裏的意義十分豐富,挖掘出意義内涵,讀文章才能讀出味兒來。”“考據要做成確證的考,必須達到‘五安’——字安、詞安、理安、事安、文安。”……這些針對具體問題的隻言片語集中起來,加上我自己實踐的體會,便形成我加工本書文章的一些原則,也爲我日後帶領學生練習字詞考據打下基礎。老師去世十多年后,爲了做出衡量考據是否確當的原則,我專門選擇了太炎先生的《春秋左傳讀》開過一次課程,對訓詁考據的方法和原則有了更深的體會。

《古漢語詞義答問》開始時是從400多條詞義解讀材料中選擇了將近100條準備加工。上世紀80年代訓詁學剛剛復蘇,“訓詁”“考據”這些詞語還難以普及,要讓初學者讀懂文章,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們堅信,有《訓詁方法論》講了道理,只要把握好形音義互求的訓詁方法,加之取證充分,論證過程合乎邏輯,讓訓詁學的初學者不止採用結論,還能學習用正確的方法實踐,是可以做到的。材料正在逐條加工期間,師弟謝棟元來京,他看了目録説:“這本書的風格是深入淺出、讓古代訓詁進入當代,可否改用一個現代一點的書名?”穎民師當即接受了這個意見,經過討論,將“古代文獻”改成“古漢語”,又將“考據”改成“答問”,才成爲現在的書名。棟元的話也提醒了我嚴守寫書的宗旨,所以定稿前又對内容作了調整,删掉了幾則生僻字的考據,並將方法運用不典型的篇目同時删掉,才有了現在的規模。回想起這部書擬文的要求和書名的改動,我有很多感慨。現在有些文章題目誇大其詞與内容不合,各種没有定義的概念堆砌難以卒讀,而穎民師歷來反對故弄虚玄,追求平易通暢,總是要求我“别説大話”,“往明白裏説”,老師的教導形成了我們撰寫文章一貫的追求——不論多深的問題,也要盡量讓讀者看懂。

書前的一篇通論《談古代文獻詞義的探求》,最早在1982年第2期《辭書研究》發表。穎明師爲人尊賢友仁,他在政協有很多新舊朋友,耿庸(鄭炳中)先生就是老師的好友。這位著名的文學理論和雜文作家,1980年代平反後放棄了文學刊物,到上海辭書出版社作編審,並辦起了《辭書研究》雜誌。那是《辭書研究》學術性最强的黄金時期,穎民師搬到北師大工10樓以後,耿庸先生不止一次到穎民師家裏來,向先生請教有關漢語、漢字的問題,並且希望我們幫助辦好《辭書研究》。耿庸先生辦刊的宗旨十分高遠,和穎民師深談多次後,對老師弘揚中國訓詁學的理想由衷欽佩,並且很快就抓住“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和辭書編纂的關係”這個主題向我們約稿。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在《辭書研究》上發表的文章很多,大部分與這個主題有關,例如《關於古代書面漢語詞義引伸的規律》《論詞義訓釋》《談因字形求本義的原則》等,内容都是在我們設想的訓詁學理論建設和現代應用規劃内的。與耿庸先生的交往,讓我們認識到,辭書編纂也是訓詁學應用的一個重要領域。《古漢語詞義答問》前的“代序”《談古代文獻詞義的探求》能先於書的出版在《辭書研究》發表,是跟這一段值得紀念的學術交往分不開的。這次重印,將“代序”改成“前言”,使它成爲全書主體的一個重要部分。

這三十年,字詞考據的短文積累了更多,中華書局再版時也曾想到補充進本書去;只是,《古漢語詞義答問》的出版周折很多,比《訓詁方法論》晚了整整四年,我拿到樣書時穎民師已經住進友誼醫院。這是老師囑咐和指導我寫的最後一本書,保留原貌紀念老師是必須的。這次再版,除了改正錯字外,我未做其他改動,也是出於這樣的想法。

漢語,尤其是古代漢語,是一種語法結構寬松、詞彙意義豐厚的語言,詞義考據應當引起足够的重視。我在這裏回憶當時的情境,是希望訓詁專業的年輕學者打好考據的基本功。這些年,我們在努力創建基於訓詁學的漢語詞彙語義學,從古人成功的考據中發掘潛在的語言文字規律,對這件事更是非常有意義的。

2018年7月30日 lZidYJ9JiQkZe595tCH82W0sIAiR9VqQo7QXGrXe4QXezfX3teQoOAY2KRZkr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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