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弦诵在山城

◎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强，历史选择的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为民族大义而前行的人。国难当头，大局已定，临时大学师生打点行装，昂头挺胸，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研究所，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后，决定即刻向重庆、桂林、昆明等不同的地区撤退转移。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等设法向昆明转移。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向昆明进发。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

一切安排完毕，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此时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史语所同人与梁家在这个陌生的边陲春城再度相会了，大家相互倾诉路途的艰辛。

关于梁家由长沙至昆明的逃难经过，许多年后，梁从诫曾有过这样的回忆：“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一处破败的小城——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地闪出昏暗的烛火。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有找到一个床位。原来前面公路坍方，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 后来，多亏遇上了一群空军飞行学院的学员，才在他们的住处挤了个房间住了下来。此时的林徽因患急性肺炎已发烧40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多亏同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女医生给开了几味中药治疗，两个星期后才见好转。

经历了40余天的颠簸动荡，梁氏一家穿山越岭，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昆明。几个月后，史语所人员接踵而至，相见之后的惊喜可想而知。

待一口气喘过，原中国营造学社的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在与梁思成取得联系后，从不同的地方先后赶到了昆明。尽管前线依然炮声隆隆，战火不绝，但此时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唯如此，方不辜负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以及老社长朱启钤的临别嘱托。他开始给营造学社的原资助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发函，说明大致情况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对方是否乐意继续给予资助。中基会很快给予答复：只要梁思成与刘敦桢在一起工作，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给予资助。梁思成迅速写信与在湖南新宁老家的刘敦桢取得联系，并得到对方乐意来昆明共事的许诺。于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风雨迷蒙的西南之地挂了起来。

就在中研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向昆明撤退的同时，长沙临时大学也开始了迁徙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据《西南联大校史》载：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带领，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

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人。

应临时大学请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湖南省政府指派驻湘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上校充任参谋长，对旅行团实施军事化管理。师生身穿湖南省政府赠发的土黄色崭新制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外加黑棉大衣一件，雨伞一柄，犹如一支出征的正规部队。全团分为2个大队、6个中队、18个小队。大队长分别由教官邹镇华、卓超二人担任，中队长和小队长分别由学生担任。

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除车船代步和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约1300公里。时湘黔一带土匪横行，山野村寨经常传出抢劫财物、杀人越货的消息。湘西土匪之猖獗世人皆知，大股匪群有数千人之众，不但拥有新式来复枪、手枪、盒子炮，还拥有重机枪与小钢炮等装备。在军阀混战时期，匪众们为争地盘和钱财，时常与当地驻军交战，有时一棚土匪敢跟一个师的兵力对抗交火。临时大学组成的旅行团之所以由全副武装的军人领队护行，一个重要缘由就是生怕途中遭遇匪徒，发生不测。临出发前，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专门派人与黑道中的“湘西王”打过招呼，告知有一批穷学生将“借道”湘西与黔境到云南读书，请传令沿途各“广棚”“土棚”和“斗板凳脚”， 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对其进行骚扰。

或许是张治中的招呼起了作用；或许“湘西王”真的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密布于山野丛莽中的黑道弟兄下达了手谕；或许因为穷师生们本身没有多少财物可劫掠，一路下来，旅行团并未与土匪遭遇。只有一次，走到一个离土匪窝点很近的地方停留过夜，有探子来报，说可能当晚有土匪前来打劫，众人极其紧张，做了特别戒备和最坏的打算。然而夜间只听得远处几声枪响，并未见土匪来临，众人虚惊一场，算是度过了一劫。

旅行团进入湘黔交界处，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情照拂。当大队人马进入黔东门户——以侗族人为主体的玉屏县境时，政府专门张贴由县长刘开彝于3月16日签署的布告，告知商民临时大学旅行团将抵本县住宿，而“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 。

3月17日，旅行团到达玉屏县，受到县长刘开彝、各界代表及童子军的热烈欢迎，食宿等诸方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关照。

当旅行团进入贵州腹地时，不间断地有村寨地保敲锣，提示商人与百姓不要提高物价，以方便过路的旅行团。此后，旅行团更是一路畅通无阻，有的县甚至派出中学生在城郊列队欢迎。有一对郑姓姐妹，特地邀请一位同姓的团员到家里吃饭认亲。玉屏产的箫闻名全国，有“苏州笛子玉屏箫”之誉，郑姓姐妹赠送同姓学生玉箫一对留作纪念，从而留下了一段佳话。

热烈的场景在省城贵阳达到了高潮，这一天正赶上滂沱大雨，旅行团成员们为壮观瞻，步伐整齐地冒雨行军，嘹亮的歌声在雷电交加中传向四方，大街两旁的群众无不鼓掌欢呼，冒雨向前与队员们握手拥抱。如此热烈的场景，令师生们深为感念，陡增肩上神圣使命感。后来据随行的闻一多说：“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野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做什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等。”又说：“在旅途中同学们的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

68天的长途跋涉，使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到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尤其是对当地种植鸦片的背景和这种毒品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和认识。辅导团教师们借此时机进行实际教学。当年与李济一同进行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的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一带的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以及黔西岩溶地貌和地质发育理论。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并对当地风土人情进行写生。闻氏本人用铅笔写生画作数十幅，取材别致，笔意苍劲，到蒙自展示后，许多教授大为震动，认为是不朽之作。师生们收集的云贵民间歌谣多为男女相悦相慕之词，在外地和书本上极难闻见，其含蓄中暗带的艳丽令师生们大感新奇，如“廊前半夜鹦鹉叫，郎弹月琴妹吹箫”，就是一首绝妙的民谣。

旅行团中，与闻一多的慷慨激昂性格和诗人浪漫气质不同的是，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故事更是为师生津津乐道。这位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后辈沉默寡言，平时很少与人交际，只是专心治学，有时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尽管曾氏自少年就在长沙美国教会学校学习，又是清华出身，留美博士，但与其他留学东洋、西洋的学人大不相同。一般而言，凡留洋的学生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气宇轩昂，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一丝不乱。曾昭抡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穿衣打扮上，具有浓厚的中国乡村塾师的“名士”气。他所穿的大多是蓝布大褂，在外人看来总是皱皱巴巴，不太合身，且有些破破烂烂、土里土气，有时第三个扣子还要扣到第二个扣眼中，形成一个大斜襟。脸洗得好像不太干净，头发不整，胡子几天不刮，像个游走于街头巷尾的卖油条或煎饼馃子的小商贩。脚上的袜子似是没有袜筒，只到脚后跟为止。鞋子更是玄乎得令人头晕，总是一双蓝色或黑色布鞋，且鞋子前后有洞，近似于后来的塑料拖鞋或凉鞋，只能趿拉着走路。鞋中袜子的前头总是被脚趾顶破而不补，形成了鞋前裸露脚趾，后头露着袜子甚至脚后跟的古代游方和尚济公模样。这副打扮，师生们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每次在路上见了只是悄悄叽咕一声“空前绝后”，一笑了之。但不明就里的人往往发生点误会，搞得双方都很尴尬。据联大学生何兆武说：“朱家骅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昭抡来了，朱家骅不认得，问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看他破破烂烂，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去，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随后就在北大化学系做系主任。”

尽管曾昭抡为人低调，穿得破破烂烂，平时不哼不哈，但湖湘文化中的“吃得苦、挺得住、霸得蛮”的脾气还是一点不少的。由于此次朱家骅的冒失，曾昭抡感到受了人格污辱。与许多官僚不同的是，他并不解释和辩驳，并且认为对这类高高在上的官僚政客解释一句都是多余的，且有损于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于是闷头不响地悄悄卷起铺盖开路。这个作风很有一些“湘乡蛮子”倔强不羁的风格。

何兆武讲的这个故事应是1931年间的事。就在这一年，曾昭抡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邀请，出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兼主任。曾昭抡到北大任职后，所放的“三把火”就是添设备、买药品、扩建实验室。据费孝通回忆说：“他为这个学科费尽心力，像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国把实验室办到大学里边，据说他是第一个。通过实际获得科学知识，他解决了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抓住了要害。” 在这个基础上，曾昭抡把在国外多年学到的绝招全部施展了出来，并天才地加以发挥，对各项事务做了彻底革新，使北大化学系无论是人才还是设备一跃成为全国业内最强的一个系，受到全国教育界的瞩目和称誉。按照曾氏的学生，1948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后为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的苏勉曾的说法，曾昭抡“振兴北大化学系的功绩可与蔡元培校长改革、振兴北京大学的功绩相比拟” 。这话或许有点言重了，但当年曾氏在北大化学系建设中的功绩确是名动一时的。

北大南迁后，曾昭抡率化学系一批师生来到长沙，继而随湘黔滇旅行团向昆明徒步进发。每天自清晨走到傍晚，曾氏不走小道捷径，而是沿盘山的沙石公路走，每当休息时，就坐下来写日记。据当时就读于北大化学系，随旅行团赴滇的学生唐敖庆回忆：“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来，他至少比我们早起一两个小时。” 每到一地，借休整之机，曾昭抡还同闻一多等教授向当地军政官员、士绅与民众做政治文化方面的讲演，分析中国的国力、军队和武器，以及长期抗战中如何解决所需要的钢铁、棉花、酸碱、橡胶等物资的供应等问题，同时论证抗战必胜以及胜利后将需要大量人才，寄希望于当地青年与西南联大的学生等等议题。

在整个旅途跋涉中，旅行团师生们写下了一本又一本日记、观察心得和画作，学生钱能欣到达昆明后，将自己的旅行日记整理成《西南三千五百里》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歌谣采访组学生刘兆吉将途中收集的2000多首民歌，汇集成《西南采风录》一书，为当地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清华外文系学生、湘黔滇旅行团“护校队员”查良铮，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诗人穆旦，以澎湃的激情和飞动的灵性，创作了名动一时的《出发》《原野上走路》等“三千里步行”系列诗篇：

出发
——三千里步行之一

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

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

欢呼着又沉默着，

奔跑在江水两旁。

千里迢遥，春风吹拂，流过了一个城脚，

在桃李纷飞的城外，它摄了一个影：

黄昏，幽暗寒冷，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

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

凶险的海浪澎湃，映红着往日的灰烬。

（哟！如果有Guitar，悄悄弹出我们的感情！）

一扬手，就这样走了，我们是年青的一群。

而江水滔滔流去了，割进幽暗的夜，

一条抖动的银链振鸣着大地的欢欣。

在清水潭，我看见一个老船夫撑过了急流，笑……

原野上走路
——三千里步行之二

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

那已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

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

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

从茫茫的天边把我们拥抱了，

我们简直可以在浓郁的绿海上浮游。

……

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

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

（！蓝色的海，橙黄的海，棕赤的海……）

多少年来都澎湃着丰盛收获的原野呵，

如今是你，展开了同样的诱惑的图案

等待着我们的野力来翻滚。所以我们走着

我们怎能抗拒呢？！我们不能抗拒

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

4月28日上午，旅行团师生们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抵达昆明东郊贤园。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以及南开的杨石先，清华的潘光旦、马约翰等教授，另有部分从海道来昆的学生伫立欢迎。之后，大队人马向城内开进，当队伍经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时，史语所同人打出了“欢迎联大同学徒步到昆明”的横幅，以示嘉勉。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北大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榖、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夫人梅美德，携各自的女儿与一群当地儿童，在路边设棚奉茶迎接。队伍的前锋一到，众人立即端茶送水递毛巾，向师生献花。欢迎的人群还为这支历尽风霜磨难的队伍献歌一曲，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特地为师生们连夜制作而成的，词曰：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

再会贵阳城。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

今天到了昆明。

歌声响起，如江河翻腾，大海惊涛，慷慨悲壮的旋律向行进中的每一位师生传递着国家的艰难与抗战必胜的信念，许多师生与在场的群众被感动得涕泪纵横。

队伍进入昆明圆通公园，在唐继尧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旅行团团长黄师岳站在队前逐一点名完毕，将花名册送交梅贻琦。这个简单神圣的仪式，标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旅行团，成功地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徙，全体成员平安抵达目的地，黄师岳与随团的官兵也完成了政府赋予的光荣使命。 自此，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彪炳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三人为西南联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

为鼓励师生精神，坚持文化抗战的决心，表达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西南联大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向全体联大师生征集警言、歌词，制定新的校训、校歌。从众多来稿中，专门委员会经过反复筛选和讨论，最后以“刚毅坚卓”四字作为联大校训。同时选定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用《满江红》词牌填写歌词，清华出身的教师张清常谱曲的词曲作为校歌，歌词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一曲20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绝唱，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师生在国危家难之际所具有的高尚情感和坚强意志。从此，西南联大的歌声开始响起，激昂的旋律震动校园内外，感染着师生，激励着不同职业的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奋发自强。

西南联大组建之初，以蒋梦麟为主任的总办事处设在崇仁街46号。未久，在各界人士支持帮助下，又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作为理学院校舍，租得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全蜀会馆作为工学院校舍，盐行仓库作为工学院学生宿舍，几处房屋略加修理，置办一些桌椅就可以开课。木床赶制不及，每个学生配发几个做外包装用的小木箱，拼拢以代卧榻，箱中还可以放书，可谓一石二鸟，一箱两用。

秩序甫定，张奚若、金岳霖、钱端升等原与梁家关系密切的联大教授，又得以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相聚，流浪的知识分子在阳光明媚、风景宜人、鲜花遍地的边城，又找回了往日的温馨与梦中的记忆。只是安详舒心的日子未过多久，沉重的生活压力接踵而来。地处西南边陲，多崇山峻岭，在国人眼中并不突出的云南，由于战争爆发和国军大规模溃退，此地的战略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省会昆明不仅成为支撑国民政府持续抗战的大后方，同时也成了沦陷区各色人等的避难场所。大批机关和社会人员涌进，导致昆明物价飞腾蹿升，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在几次登门看望梁思成这位清华老学生时，曾谈及不久的将来，邀请梁氏夫妇充当联大校舍设计师，梁林夫妇为能接受这一任务深感荣幸。在云南省政府支持下，这年7月，联大选定并购置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120余亩土地作为校舍，初步预算暂定为20万元，以后边投资边建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领任务后，根据以黄钰生等15人组成的联大建筑设计委员会的要求，花了半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校舍跃然纸上。然而，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其原因是设计委员会当初没有考虑到理科学生所需要的实验室等房舍，梁林夫妇的设计方案被迫修改。几经反复，拖延数月。随着内地战事不断扩大和无限期延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了一个《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此方案规定新组建的西南联大经费拨款按“北京、清华两校预算及南开原有补助四成移拨”。即便如此，经费也难以如数到位，教职员工的薪水都无法按时发出，要建高楼大厦就无疑成为痴人说梦了。

梁林夫妇遵照新的设计方案，将原计划中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成二层，未久矮楼又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交出最后一稿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们：“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和食堂使用砖木结构和瓦屋顶外，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

梁思成听罢，感到忍无可忍，径直来到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嚷道：“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又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

梅贻琦眼看这位平日总是心平气和的老学生一反常态地恼怒起来，知道是冲着政府削减经费过猛过狠又拖欠的做法而来，叹了口气，起身像对待耍脾气的小孩子般和颜悦色地说道：“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建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物，算是对今天的补偿，行吗？”梁思成望着梅贻琦温和中透出坚毅的目光，想起时局的艰难，泪珠从眼角悄然滑落下来。

◎ 跑警报的日子

1939年4月，按梁林夫妇的设计，新校舍在一片荒山野地里建起来了，其景观是：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盖顶。尽管如此，毕竟有了教室、宿舍、图书馆、餐厅等设施，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

有些遗憾的是，因学校经费奇缺，所建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所需的一半，只能勉敷文、理、法商三个学院之用。工学院只好留在原租住的拓东路三个会馆开课，其后设立的师范学院则租用昆华工校部分校舍，教职员工原则上均在昆明城内自行觅房屋租住。只有几位校领导因职务关系，办公室设在新校区，房舍仍需在城里租住，条件同样局促简陋。几年后，梅贻琦曾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居住条件的尴尬：“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一家又搬到了龙院村一幢小土楼一层居住，时在联大图书馆任职的唐冠芳一家住在楼上，小楼因年久失修，同样简陋不堪。许多年后，唐冠芳的儿子还记得这样一幕情景：有一天中午吃完饭，母亲照例收拾桌椅，扫地。正在这时，只听见楼下的梅家三姑娘高声喊道：“唐太太，你别扫地了，我们在吃饭！”原来，土砟与灰尘随着扫帚起伏顺着楼板的裂隙撒了下去，成为梅家饭菜的“胡椒面”了。

住瓦屋的梅贻琦尝了不少云南的灰土，而平时在铁皮屋教室教课与上课的师生，同样深为苦恼。教室内除了黑板、讲桌、课椅（右边扶手上有木板，便于记笔记），别无他物。在多雨的云南，除了潮湿与闷热使北方来的师生难以忍受，一旦遇到刮风下雨，铁皮便开始在屋顶发情似的抖动摇晃起来，并伴有稀里哗啦、叮叮咚咚的叫喊声。其声之大、之刺耳，早已压过了面呈菜色的教授的讲课声。有苦中求乐者，把这一独特风景写成对联在校园贴出，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是自嘲，也借以激励联大师生在新的艰苦环境中，按照“刚毅坚卓”的校训克服困难，迈出坚实的步伐。许多年后，在此就读过的杨振宁对这段特殊生活，仍记忆犹新：“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连同与他一道获奖的李政道等一流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教室条件如此糟糕，学生宿舍更是简陋不堪。在所建的36座茅屋宿舍中（东西向12座，南北向24座），两端安有双扇木门，两侧土墙上各有几个方口，嵌上几根木棍就是窗子。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学生们用床单或挂上帐子把紧靠的两床隔开，以减少干扰，便于自读。有学生因而开玩笑道：“蒋校长大概认为住宿条件不错，可以把他的孩子送到这宿舍里住了。”此语暗含了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典故。在长沙临大时，学生们住在一个清朝时期留下的破营房内。某日上午，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由秘书主任陪同巡视宿舍。蒋看到宿舍破败不堪，一派风雨飘摇的样子，大为不满，认为此处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宜居住。老成持重的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生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安身就很不错了，于是二人争执起来。梅贻琦乃张伯苓在南开时的学生，生性寡言，此时不便表示态度。争执中，蒋梦麟突然有些怒气地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个宿舍里！”张伯苓听罢，脸一沉，不甘示弱地反击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见二人皆面露愠色，梅贻琦不得不出面打圆场，说：“如果有条件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去住破房；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该适应环境，因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 梅氏一语双关的劝说，使一场争执才算平息。未久，学校搬迁，此事不了了之。

想不到学生们的一句戏言，竟真的成为事实。到昆明不久，蒋梦麟儿子真的由上海辗转来到联大茅屋宿舍住了下来。当年蒋、张之争与梅贻琦打圆场的典故，随着西南联大校史一同流传了下来。

无论三校是在长沙还是迁往昆明，总有一些沦陷区的学生不断投奔而来，对这一特殊而又易被战时文化史家忽略的过程，蒋梦麟本人在昆明地下防空洞中所撰写自传《西潮与新潮》中曾专门提及。蒋说，三校到了昆明之后，除招收的新生，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是从沦陷区辗转投奔而来，他们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才能到达自由区，途中受尽艰难险阻，有的甚至在到达大后方以前就丧失了性命。对此，蒋梦麟特以他儿子为例说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跟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遭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人还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不只是外地、外校学生有如此遭遇，即使是本校学生亦有此例。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许多未能及时逃出来的学生，被日军逮捕并关进了北大红楼（校办与文学院所在地，又称一院）地下室，接受灌辣椒水、杀威棒与扇耳光的“招待”。囚在牢内的人不准讲话，如被发现就要遭到毒打。即使在夜间，日本宪兵也要蹑手蹑脚地在过道里巡视，通过栅栏窥视室内的动静。被囚的学生深夜听到受刑的鞭笞声、喊叫声，裂人肺腑。一个被关了两年终于逃出来的北大老学生，辗转数千里抵昆明后对校长蒋梦麟泣诉道，他被关的文学院地下室已成为活地狱，日军把辣椒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致使他晕过去。他醒来时，有一个叫上村的日本宪兵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这位老学生连续三天都受到这种特殊“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来，他在那个地牢里还看到过其他的酷刑，残酷的程度不忍追述。女生的尖叫和男生的呻吟，已使中国这座历史最悠久的学府变成撒旦统治的地狱。不少学生就在这样的“招待”中被活活灌死，或在“杀威棒”下暴毙而亡。

环境如此酷烈，西南联大在昆明落地生根后，仍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5月联大初开课时，所属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在1300人左右。同年9月，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最初落脚的云南蒙自迁往昆明，联大由原来的文、理、工、法商四学院扩大到五院二十六系（内含师范学院），学生人数也增至2000余人。1939年9月，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达3000之众，教授、助教也增至500名左右。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又利用自己的师资力量和毕业生，创办了联大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形成了极为可观的教育基地。而新建的师范学院主要招收云南省内的学生，为地方培养人才，成为继云南大学之后第二所综合性高校，此举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称许（南按：抗战结束后，一批自愿留滇的联大教师，在联大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组建了昆明师范学院，1988年改为云南师范大学）。

可惜好景不长，住在昆明茅屋中上课的联大学生，平静的书桌未安放多久，凶悍的日军飞机又带着一肚子“亮晶晶的家伙”主动找上门来了。

自1938年7月中旬始，日军作战大本营指挥25万日军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向西南地区围攻而来，国民政府迅速调集100万大军，以武汉为中心，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沿岸组织武汉保卫战。

8月21日，蒋介石接见英国《每日捷报》驻华访员金生并发表谈话，谓“扬子江阵线之一，不久即将展开剧战，此战将为大决战” 。

10月下旬，日军迫近武汉三镇，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空前大血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交战双方伤亡异常惨重，日军伤亡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国军伤亡40万之众。武汉保卫战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的脚步，更重要的是为上海、南京等地迁往武汉的大约3000多家兵工企业、民用制造业和大批战略物资转移到四川、广西、云南等地赢得了时间，为国民政府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计划发挥了效力。

10月25日，剧战中的国军在被打得残缺不全，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师可供补充之时，为保存继续抗战的力量和持久抗战，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武汉沦陷。

就在武汉会战正酣之际，日本军部已将注意力转移到切断和封锁中国国际通道的战略与外交行动中。日军大本营首先派遣海军航空队轰炸昆明至越南、缅甸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同时出兵侵占广东和海南岛，以切断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联系，继而进攻广西，切断了镇南关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联系。被压缩到西南一隅的中国军队，即将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

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终极战略意义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由9架日机组成的航空队从琴横岛（位于广东珠江口外）起飞至昆明上空，首次展开对这座春城的轰炸。昆明市居民和无数难民大多没经历过如此阵势，见敌机轰响着一字排开向这座边城压来，一时不知所措。而许多平时好围观看热闹的民众，意识到又一奇观突现，遂停住脚步和手中的活计，站在地上像往昔一样准备看个不买票的把戏。

无情的炸弹冰雹一样从天空倾泻而下，观看的人群没来得及嗷叫一声便血肉横飞，人头在空中如飘舞的风筝，四处翻腾，当空乱滚。时在昆明西门外潘家湾昆华师范学校附近聚集了大批外乡难民和好奇的市民，日机28枚炸弹从天而降，当场炸死190人，重伤173人，轻伤60余人。

当此之时，西南联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人员，因在长沙时已有了跑警报的经验，一看敌机来临，立即向附近的防空洞或野外逃窜。中研院史语所住地靛花巷，离昆明城北门只有几十米的路程，出北门即是乡下的旷野，学者们听到警报，扔下手中的工作窜出室外纷纷向北门外狂奔，幸免于难。此次日机轰炸昆明城的悲壮情形，许多年后史语所的石璋如仍记忆犹新：

当天九点响起空袭警报，我跟高去寻先生两人一起跑，藏到一个挖好的战壕，战壕的形状很像田野的坑，我们看见敌机本应从东往西，却在上空绕了一圈从西往东，九架敌机在上空缓慢盘旋，整队飞往昆明城，不久就清楚地听见机关枪、高射炮、炸弹的声音，我们在战壕内丝毫不敢动弹，听见声音结束后才起身。看见敌机轰炸完毕后成群结队地离开，却见我方有一架飞机起飞追击，只见一架敌机冒烟，我方飞机见敌方飞机冒烟就溜了。后来听说发布空袭警报时，昆明航空学校、飞机场的战斗机都奉命飞离。独航空学校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是瞎子不怕老虎，自行起飞追击，日机不防遭击，所以损失一架飞机。这个学生本来会因不守规矩受罚，却因为打下敌机就没有受罚，反而接受奖赏。独眼的龙云（人称“独眼龙”）与中央的关系虽然不怎么好，不过在昆明被轰炸时，还站在北门上指挥呢。（南按：日机被击中后机尾冒黑烟，后坠入滇越铁路宜良狗街火车站外2里地一个叫高苦马的地方，敌机焚毁，除司弹手池岛功1人跳伞被俘，另外5名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

我们从战壕出来，回去昆明城内，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往小西门方向走，那一带有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得很厉害，听说死了不少人。我们研究院的天文所也有损失，我不知道天文所在那里，只听人说天文所的研究员（可能还是所长，很有名气）李鸣钟的妻女都被炸死了。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时经常一起讨论的天文所的研究员陈遵妫，他的母亲跟弟弟都被炸死，太太跟儿子被炸伤。这可能与天文所在高处，目标显著有关系，不然怎么会死伤这么多人？我不认识李鸣钟，认识陈遵妫，都被炸得很惨。

惨剧发生后，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参与赈济救灾的科员孔庆荣目睹了当时的场面：“炸弹落地爆炸，硝烟弥漫，破片横飞，死者尸横遍野，幸存者呼天嚎地，惨叫之声不息……最惨者为一年轻妇女领一岁多的小孩，妇女的头被炸掉，尸体向下，血流不止，而孩子被震死于娘的身旁。除此，其它破头断足、血肉狼藉……” 其凄惨之状不忍追忆。

初试刀锋，日军眼见中方几乎无丝毫反击能力，于是放开胆子继续更大规模地对昆明实施狂轰滥炸。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景象：只见飞机在空中从容变换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而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银白色的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嗖嗖”恐怖之声向城市飞去。据当时的联大学生何兆武对日机的观察，“日机来昆明轰炸都是排成‘品’字形，3架排一个小‘品’字，9架排一个中‘品’字，有时候是27架排一个大‘品’，有时候是36架，前面一个大‘品’，后边9架再组成一个中‘品’，看得非常清楚。”至于飞机投弹的状况更是清晰可见，久久不忘。“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吱吱吱吱’的一阵响，然后是‘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就会感到地动山摇。”

因有了“九二八”惨案这一血的教训，“跑警报”成了昆明城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连无孔不入的小商贩在黑市上倒卖的本地酒，也挂名“警报牌”，以此表达自己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商业精神与现代化意识。跑警报几乎成为每个人每日不可或缺的要务和功课。而随着空袭逐渐增多，昆明的空袭警报系统也逐渐完善起来。起初，昆明防空司令部曾经让单车队持红旗在市区内疾行，表示预行警报。当敌机临近后，则鸣警报器，其声间隔稍长。如果敌机距市空不远，则再鸣警报器，其声间隔短而急。警报解除时，除警报器长鸣外，并由单车队持小绿旗遍示城乡。后来空袭警报改为在五华山悬挂灯笼。预行警报悬一个红灯笼，空袭警报悬两个红灯笼，并且鸣警报器，紧急警报则警报器短鸣，同时收去所悬挂的两个红灯笼。敌机一旦离开市空，则仍然挂两个红灯笼，等到敌机出境后，改为悬挂一绿灯笼，表示警报解除，同时警报器长鸣数分钟后停止。到了后来，又将红绿灯笼改为长形布桶。

时在西南联大就读、后来成为作家的汪曾祺在撰写的回忆文章《跑警报》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联大刚进入昆明的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作“跑警报”。

对于当时兴行的三种警报，有些人特别敏感、恐惧，有些人反应较为迟钝，不太在乎。当年的汪曾祺曾遇到过一位对警报反应特别敏感且有些怪异的人物，此人姓侯，“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知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往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直到死，汪曾祺也没弄明白这位侯姓同学是否有特异功能，有何种特异功能。

为了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汪曾祺还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举例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无论是学者还是学校师生，大好时光白白流逝。鉴于这种痛苦不安的情形，云南省政府开始通知驻昆的学校及科研院所，尽量疏散乡下，以便减少损伤，同时也可腾出时间工作。西南联大人多势众，要选个合适的地方极其不易，一时不能搬动，但有些教授还是自愿住到了乡下比较偏僻的地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保存发掘出土的文物及书籍免受损毁，决定立即搬家，搬到一个既安静又不用跑警报的地方去。此前，石璋如到过城外十几里地的黑龙潭旁一个叫龙泉镇的龙头村做过民间工艺调查，结识了龙泉镇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棕皮营村紧挨着龙头村和麦地村，而以龙头村为最大，外界多把这三个村子统称龙头村）。棕皮营有个响应寺，石认为此处条件不错，便引领李济、梁思永等人前去观察，经赵崇义与镇长商量并得到许可，史语所决定迁往此地。正在大家准备搬家之时，傅斯年来到了昆明。

◎ 观音殿、尼姑庵的学者们

淞沪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托史语所一位陈姓职员护送自己的老母前往安徽，暂住陈家，继而让妻子俞大綵携幼子傅仁轨投奔江西庐山牯岭岳父家避难，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危机四伏的南京城，组织、指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各所内迁重庆、长沙等地的事务。

自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增设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10个研究所。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办事处迁往新址办公），主持办理全院行政事务。

当史语所、社会科学所等机构迁往长沙后，傅斯年在总办事处度过了最后的留守岁月，于南京沦陷前夜，奉命撤离，同年冬到达江西牯岭，见到爱妻幼子，随即携妇将雏乘船经汉口抵达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临时驻地。1938年初夏，蔡元培终于同意朱家骅辞去总干事一职，本想请傅斯年继任，但傅坚辞，说对昆明的弟兄放心不下，急于到昆明主持史语所工作，蔡只好请抗战前曾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国科学社创办人的著名科学家任鸿隽（字叔永）任总干事。

傅与任交接了总办事处事务，携妻带子来到了昆明，与史语所同人相会于昆明靛花巷三号，继而迁往龙泉镇龙头村。此时，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虽已恢复，但要开展工作，必须有辅助这一工作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否则所谓工作将无从谈起。

自长沙撤退之后，清华通过本校毕业生、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联系，将图书大部分运往重庆，存放于顾毓琇之弟顾毓瑔为负责人的经济部下属某所，携带昆明者只很少的一部分。想不到1938年6月26日，顾毓瑔从重庆急电昆明的梅贻琦，告之曰：

昨日敌机狂炸北碚，烧炸之惨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毁，救无效。贵校存书全成灰烬，函详。

此前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在津门被日机几乎全部炸毁，北大图书没有抢出，如今，抢运出来的清华图书大部分又成灰烬，这就导致迁往昆明的三校几乎无图书可资参考。多亏中研院史语所来昆明后，傅斯年设法将先期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中外善本图书寄运昆明靛花巷三号驻地，随即又将靛花巷对面竹安巷内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作为图书馆，算是为迁来的三校和其他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借读缓解了燃眉之急。正处于孤立无援之地的梁思成，见史语所大批图书到昆，与傅斯年协商，借用图书资料及部分技术工具以便开展业务。傅斯年慷慨应允。此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这两个本不搭界的独立学术团体，就形成了老大与老二，国营与民营，依附与被依附的“捆绑式”格局。

既然史语所与营造学社已成了老大与老二的依附关系，在史语所搬迁时，营造学社也只好跟着搬到乡下，在史语所旁边的麦地村落脚，寻租一处尼姑庵作为工作室。

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曰：“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 言辞中透着钻心的悲怆与凄凉。

就在史语所迁往龙头村不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从重庆迁往昆明，并在离史语所不远的龙泉镇起凤庵暂住下来。据当时在筹备处工作的年轻研究人员赵青芳回忆：此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背靠山坡。起凤庵内有个四合院，共10多间房屋，除尼姑占有少部分外，大部分都拿来做了办公室。当时的工作人员不足20人。村子在夜深人静时常闻狼嗥，大狼小狼之声清晰可辨，一时间颇使人生畏。好在白天环境十分幽静，在办公室窗前可以看见松鼠在树上跳跃，给孤独、清贫的工作人员带来一点心灵慰藉。

尽管生存环境不尽如人意，毕竟在炸弹纷飞中又安下了一张书桌，众研究人员心情渐渐平静的同时，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忙碌起来。到了1940年3月，突有噩耗传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西南联大同人闻讯，震惊之余无不同声悲泣。傅斯年在龙头村旁边的弥陀殿，专门组织相邻的几家单位召开追悼会，傅氏作为主持人，在讲述蔡元培的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几不成语。

卢沟桥事变前两年，蔡元培的身体状况已现衰老颓势，病魔开始与他纠缠不休，但这位中国学界领袖，仍为民族的救亡与复兴奔走呼号。据他的学生，先后任清华、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回忆，有一次蔡元培到南京，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闻讯后设宴招待。席前，蔡元培极为真诚恳切地苦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的立场和行为，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和民族复兴的国策。当时在座的罗家伦等人看见，蔡元培说到激动伤心处，眼泪一滴滴落在汤盘里，又和汤一道咽下去。其情其景，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1931年，当蔡元培与蒋介石关系逐渐疏远并发生裂隙时，南京政府的要员党棍如桂崇基（南按：1927年以后，历任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政治大学校长，考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随蒋逃台）等常思压制中央研究院，诋毁蔡元培。当情形紧急时，傅斯年便乘火车赶到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吴稚晖处请其出面向蒋缓颊。蒋介石一度曾想任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为江西“剿匪”秘书长，杨氏极不愿蹚这摊浑水，但为顾及中央研究院利益，只好硬着头皮随蒋前往江西。对此，杨杏佛于1931年6月16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说：“赴赣则要钱较有力，此亦冒暑随征之一原因也。”尽管奉命以身前往，且伴随蒋氏左右，但要钱仍非易事，同年7月21日，杨杏佛在致傅斯年的另一封信中颇为伤感地说：“虽尽力帮闲，而要钱终不如有实力者。”此时的中央研究院以及掌门人蔡元培，在蒋介石心中已由热变冷，双方的隔阂与裂隙无形中拉大。后因杨杏佛遭暗杀与自己遭特务恐吓事，蔡元培彻底与蒋介石在感情上分道扬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蔡元培正在上海。此时，中央研究院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内开展工作。淞沪抗战爆发，蔡氏强撑病体，亲自组织、指挥上海的三个所向内地撤退。上海城陷之际，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已由朱家骅和傅斯年共同组织撤往重庆，蔡元培满怀悲愤与忧伤，乘一艘外国油轮独自一人从上海赶往香港。对于这个秘密行动，后来有两种解说，一说蔡准备至港后，转赴重庆与傅斯年等人会合，共撑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战时工作。一说蔡对蒋派特务刺杀杨杏佛事件耿耿于怀，情绪消沉，对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极不愿到重庆与蒋氏打交道，遂负气出走，避居香港，与宋庆龄等人会合，静观待变。由于一路颠簸漂荡，年高体衰的蔡元培抵达港岛后身体不支，被迫滞留疗养休整，暂居于跑马地崇正会馆。

次年2月，蔡氏一家老小逃出沦陷的上海乘船抵港，蔡元培携家迁往尖沙咀柯士甸道，化名“周子余”隐居下来，谢绝一切应酬，但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事务。同月，在蔡元培精心策划和组织下，于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自上海、南京沦陷以来首次院务会议。浙江省主席兼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以及所属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10位所长如期赴约，共商御侮图存大计，面对众人的慷慨悲歌之气，蔡元培精神为之一振。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策略与生存、发展方针。

早在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告急之时，极富远见的蔡元培就派人赶赴云南昆明与当地政府有关机构接洽，希望把中央研究院上海的三个研究所搬到昆明继续工作。云南方面表示欢迎并乐意提供路费，但作为交换条件，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工程所等相关机构，需帮助对方在昆明近郊安宁建立一所现代化利用电炉制钢的工厂，这一要求得到了蔡元培的批准。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工程所等机构，从日本人的铁蹄下悄然撤离沦陷的上海，租用外国油轮从香港、河内一路辗转来到了昆明，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炼钢电炉没能带出。当时的云南只能用高炉和转炉生产生铁，中研院工程所到来后，开始在昆明东寺街石桥铺租用民房进行炼钢实验，后来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和市区的拥挤、喧闹，于滇缅公路昆明至缅甸方向22公里的桥头村，建立了一座占地100亩的工厂，所需设备除自制外，还通过昆明安利公司从英国、美国购进。工厂建成后，于1941年6月炼出第一炉钢，8月轧出第一批钢。自此之后，昆明几乎所有新兴的大型建筑都使用此钢材，名震一时的胜利堂、五华山光复楼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兴建起来的。 不过，当这一切到来的时候，蔡元培已经看不到了。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公开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病弱不堪，未能成行，最终病逝香江。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步入了贫病交加的人生暮年，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而此时，偏又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 ^[224] 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而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巨星陨落，天下震惊。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蔡氏遗体于7日下午在香港湾仔摩利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10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均下半旗致哀。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7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但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从此，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长眠于香江。

蔡元培在民族危急的“大风雪”中走来，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风骤雨中离去，在他到来和离去之后，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国，他所开创的学术大业，自由之思想，民主、科学之理念，囊括、兼容之精神，将成为一座不灭的灯塔，于岚山雾海、天地苍茫中，昭示着天下儒林士子远航的路。

蔡元培走了，死者不能复生，中央研究院不能长时间没有院长。为使本院各个系统不至因其缔造者蔡元培去世而在战火中出现断路或瘫痪，院长继任人选问题自然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1940年3月中旬，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鸿隽，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沟通后，呈报国民政府批准，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院长。

在昆明科研学术机构的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四光、丁西林、汪敬熙，及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周炳琳等接到通知，纷纷向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云集而来。此时，每个评议员都渴望自己看好的对象能够当选，开始或明或暗地角逐起来。3月2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终于在重庆蒙蒙细雨中开幕，评议员对院长候选人正式进行无记名方式投票，选出3名候选人。据统计，到场者共30人，由王世杰担任会议主席，为避嫌，王放弃投票。其结果是：翁、朱二人旗鼓相当，各得24票，胡适得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各4票，顾孟馀仅得1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翁、朱、胡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尽管胡适在评议员特别是傅斯年、陈寅恪、李济等重量级大腕中间呼声很高，且陈寅恪放言“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之。胡适之对于中国的几部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的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 ，但胡适正在驻美大使任上，关乎国家民族抗战，责任重大，终究不能回国。这一点，王世杰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明白：“政府觉美使职务重于中研院，迄无调兄返国决定。”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中央研究院院长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了。但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而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各派势力，朱家骅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选人之一，结果阴差阳错地以暂代之名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查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此时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之位牺牲太大，既然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朱氏轻易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蒋介石，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氏被抛弃，单举朱氏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家骅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可见蒋介石此举之煞费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回天乏术，只好屈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演变，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当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的时候，已是17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久悬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砰然落地。尽管傅斯年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家骅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总体上亦属拥护之类，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一职，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莫之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院，为了朋友，欣然地答应下来” 。不过傅斯年还是有言在先，认为自己既然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是以暂时代理的身份出任总干事一职。在正式上任之前，傅斯年要先回昆明处理史语所的事务，然后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国际国内局势又进一步恶化了。

◎ 九州遍洒黎元血

1940年5月，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军队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闪电速度斜插法国腹部，从法国马奇诺防线左翼迂回，在蒙梅迪附近突破达拉弟防线，占领了法国北部。紧接着进抵马奇诺防线的后方，导致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垃圾堆，在此布防的英法盟军数十个师瞬间崩溃，德军势如破竹向巴黎挺进。与此同时，远东战场上的日军与希特勒遥相呼应，立即出兵威胁越南，封闭滇越铁路，进而封锁香港。见风使舵的英国迅速与日本达成协定，拱手交出中国政府存放于天津英国银行的大批白银，并承诺配合日军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与日本共同觅得“光荣之和平”。

就在以上战略步骤实施前后，为确保日军已经攻占的武汉三镇，控制长江水上交通线，扼住中国军队的咽喉，置国民政府于死地，5月2日，日军调集15万精锐部队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下，于襄阳、枣阳、宜昌一带发动战争，史称“枣宜会战”。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六个集团军进行阻击。日军自5月1日起分三路先后攻占明港、桐柏、唐河、枣阳等地，10日会师于唐白河畔。中国军队转入外线的部队将敌反包围于襄东平原，收复明港、桐柏，一度克复枣阳。5月14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上将衔总司令张自忠，亲率第七十四师、骑九师及总部特务营数千人渡襄河出击，截击敌军，与日军血战竟日，复激战通宵。第二天，日军调集飞机20余架，炮20余门，轮番轰击。

平津沦陷后，以匹夫之勇在北平主持冀察事务的张自忠痛悔自己的过失和糊涂，不该独自留下，以极不恰当的方式，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上都颇为错误的周旋。当自己受日本人利用的价值不存，被对方一脚踢开并威胁到生命安全时，遂猛然悔悟，化装打扮，潜出北平逃往天津，再乘轮船逃至烟台，秘密转车赴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奉命将张自忠扣押。期间，张见到专程前来探望的萧振瀛，追悔莫及，相抱大哭，说了些“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的话，而后由原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陪同，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请罪。张自忠在蒋面前提出愿回“军前效力”，立功赎罪。后在原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萧振瀛，以及李宗仁、何应钦、程潜、张治中、鹿钟麟、魏道明、郑毓秀等军政显要的轮番游说下，蒋介石终于被说动，在大敌当前、鏖战正酣的关键时刻，根据“使功不使过”的策略思想同意张回原部队，以三十八师师长原职兼代该师新升格的五十九军军长。 ^[228]

1938年1月，张自忠的五十九军被调归第五战区序列李宗仁指挥，旋赴临沂一带参加台、枣会战。张自忠以悲愤交加的心情，率部在临沂战役中击溃号称日本“铁军”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揭开了台儿庄大捷的序幕。

血战台儿庄之后，日军增兵包围徐州，截断陇海铁路，张自忠部又临危受命，掩护徐州数十万主力部队突围。武汉会战中，张部奉命守卫潢川，重创来犯日军第十师团。战后，张自忠以战功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未久，军事委员会组建第三十三集团军，该集团军下辖曹福林的五十五军，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张自忠任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副之，这支部队算是原二十九军老班底的余脉。此时的三十三集团军重整旗鼓，面貌一新，再也不是宋哲元第一集团军暮气沉沉的混乱状况了。受张、冯二位将领“尽忠报国”（张自忠语）的影响，军士们个个奋勇当先，在著名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均打出了军威、声威，立下了赫赫战功。令人痛惜的是，一代名将张自忠竟在战场上以身殉职。

5月16日晨，张自忠部进至宜城东北罐子口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敌猛烈炮火的轰击下，被迫退至南瓜店附近。日军得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包围，集中万余人全力展开围攻夹击。因实力悬殊，第七十四师和特务营伤亡殆尽，张自忠数次中弹，身被七创，自知不治，弥留之际，对身边的人员说道：“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得起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旋拔剑自戕，壮烈殉国，时年51岁。

当时围攻而来的日军亲眼目睹张自忠舍身以成仁的忠勇场面，皆认为倒下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随之而来的日军将领确认眼前阵亡的将军就是张自忠后，在片刻的欢呼之后，即肃穆郑重地列队，给面前这座大山一样伟岸刚卓的烈士行了军礼——这是对勇者强大灵魂与高贵人格的敬畏和敬佩。

当天夜里，根据最高统帅部命令，中方派一个师的兵力强攻落入敌人手中的阵地，以牺牲二百多名士兵的代价，占领该据点并抢回落入日军手中的张自忠将军之躯。5月21日5时，李致远将军、徐惟烈顾问奉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之命，率手枪队，乘六辆卡车从快活铺集团军总部起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

将星陨落，举国震悼。护送张自忠灵柩的车队经荆门、当阳等县和沿途集镇，均有各界群众祭奠。下午3时许，车抵宜昌县境，在宜昌东山寺停灵三日，23日凌晨4时，张自忠灵柩在严重、郭忏、王陆一等人护送下，由东山公园东山草堂运往轮船码头，宜昌民众路祭送灵者达10万之众，夹道香花爆竹不绝。民生公司免费运送灵柩的“民风”号轮船，停泊江面，生火待发。江面上过往轮船按响汽笛，以哀悼党国在抗战中失去的第一位集团军总司令职、上将衔的民族英雄。清晨6时半，盛载张自忠遗体的轮船拔锚起航，岸上人群无不怆然，江中其他轮船都停止航行，肃穆以待，汽笛一阵紧接一阵，扣人心弦，催人泪下。

这一感人至深的场面，时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二巡察团委员、正在宜昌亲睹其情的王陆一有如下记述：

张自忠将军忠榇之过宜昌也，军中未即公布而民间已有所闻，不期集于东山寺者逾十万人。入夜，万火荧荧，衔哀野祭，山头路角，终夜闻悲叹声。几多老母夜起手制面食，曰：我为张将军作北方饭也。凌晨移榇上船，由东山寺直至江边，千家万户争于街头设祭。花香酒果，低头虔拜，望行列且近，手燃爆竹，目注灵舆，若有无穷之哀思，欲尽情倾诉者，祭桌上盛陈珍贵品物者，其意恨不尽献所有于此民族英雄也。沿途人山人海，悲壮恳切之情，使送灵者垂泪而过，莫能仰视。其时警报呜呜，敌机已凌空，而送者无一人退祭，无一人去也。前导军乐激楚，覆棺之国旗愈显光丽，十万人缀队以行，发于自然之情而不能已，庄严沉毅，初无指挥而整肃无比，视敌机盘旋蔑如也。灵榇上船，素旐徐展，岸上人犹是心送将军欲溯江俱远耳。 ^[229]

5月28日，张自忠将军灵柩运抵重庆，全军举哀，满城悲恸。蒋介石亲临致祭，发表告全军将士书，追述张自忠一生的抗战之功：

追维荩忱（南按：张自忠字）生平与敌作战始于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兹豫鄂之役，无役不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荩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

在表彰其战功的同时，蒋介石借机对张自忠在平津沦陷前后一段历史功过做了评述：

抑中正私心犹有所痛惜者，荩忱之勇敢善战，举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倍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唯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大白于世。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故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

据时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六十八军军长的刘汝明后来回忆：“此文传至前方，二十九军袍泽捧读之余，无不感激泣下。”

张自忠牺牲后，三十三集团军由盛转衰。随着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原二十九军老班底遭到重创，最终走向末路，烟消云散。 ^[231]

尽管国军将士忠勇荩忱，硬打死拼，不惜以身殉国，终因装备与兵员素质等方面与敌方相差悬殊，仍未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骄狂的日军在扫荡武汉周边战略要地后，又集中兵力向西部的宜昌赴来，企图打开三峡门户，围攻陪都重庆，给精疲力竭的国民党抗日力量最为致命的一击。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死里求生的抉择。

1940年7月，为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军队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和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的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扩大到昆明郊区，日军开始组织精锐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处在硝烟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形势日渐严峻。对这一时期的局势，时在联大读书的学生何兆武记忆犹新：“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这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天天来飞机轰炸，而且很准时，早晨九十点钟肯定拉警报。据说重庆一拉警报大家就躲进山洞里，可是昆明没有山洞，幸亏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我们就往郊外跑，十来分钟就能翻两个山头，跑到山沟里就安全了。不过因为日本飞机到处丢炸弹，山沟里也有不安全的时候。有一次，华罗庚先生和教我们西洋史的皮名举先生躲在一起，不知怎么日本人在那山沟里（记得叫黄土坡）撂下两颗炸弹，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皮先生爬出来，晕头转向地往外走，没走几步忽然想起华罗庚还在里边，赶紧又找人回去，又把华先生拉了出来。”

何兆武所说躲警报的地方又称为“一线天”，这是一道很窄的峡谷，大家认为躲警报此处较为安全，每次空袭到那里去的人也最多。因是在狭谷中，炸弹下来把两边的土炸翻，才有华罗庚被埋的险情发生。

给何兆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40年秋开学不久，敌机又来轰炸，“那一次炸得很凶，宿舍、图书馆都被炸了。我还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

这次轰炸的具体时间是1940年10月13日，前一天是联大招生发榜日，13日是星期日。关于当天轰炸情形，从吴宓日记中可见得较为清楚。

是日，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邀多位友人同游西山，上午9：00从小西门外篆塘上船，10：40在滇池中闻警报。“途中2：00见日机27架飞入市空，投弹百余枚。雾烟大起，火光迸烁，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傍晚归城后，“始知被炸区为文林街一带。云大及联大师院已全毁，文林巷住宅无一存者。大西门城楼微圮，城门半欹。文林街及南北侧各巷皆落弹甚多。幸联大师生皆逃，仅伤一二学生，死校警工役数人云。”

次日清晨，吴宓赴翠湖边的先生坡、天君殿巷等处访友，只见：“房屋毁圮，瓦土堆积。难民露宿，或掘寻什物。……文化巷口棺木罗列，全巷几无存屋。”又“闻死者约百人”。

吴宓所记的“校警工役数人”，其中一位是专门负责看守联大常委办公室和地下室的老校工尹师傅。当时在梅贻琦办公室后面专门挖了一个小型地下室，用来存放学校有关文件、贵重仪器和从北平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孤本、善本书籍。平时有两名校工管理看护，遇到空袭时就把门锁上，众人一起“跑警报”，而在三名常委中，梅贻琦“跑警报”的次数最多最勤。据西南联大教授陈岱孙回忆说：那时候经常有警报，而“一有警报，我们就往后山跑，上坟堆里去。飞机来了，就趴在坟堆里看着下炸弹，下了炸弹以后飞机飞走了，我们才站起来。那时候，张伯苓校长在重庆，蒋梦麟也经常到重庆去，有时也在昆明，但是很少参与学校的事情。梅校长就是那个时候的校长，尽管名义上是常委。他经常每天办公，警报一来，也跟学生一样一起往后山跑，飞机来时，跟学生一样趴在学生身边。所以当时，学生看起来，梅校长是很亲近的” 。

因敌机来得频繁，跑警报的次数太多，联大师生与员工渐感疲乏并产生了懈怠与侥幸心理，对敌机的“嗡嗡”轰鸣也不再理会。每次警报响起，几位老校工就打开联大校园的后门，让众师生向后山疏散，自己则在校园内或常委办公室看护。有些学生也仿照老校工的做法，在校园内随便找个树木繁密的地方或蹲或坐，待敌机过后再继续到教室自习，想不到这个做法竟酿成了一场灾祸。

10月13日下午，梅贻琦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紧急警报响起，梅仍像往常一样走出办公室，随着师生穿过校园后门奔赴后山躲避。他尚未跑到离校园最近的白泥山，敌机已飞临校园上空，密集的炸弹冰雹一样落下，顿时浓烟腾起，常委办公室与临近的一幢宿舍楼被炸塌，看守地下室和常委办公室的老校工尹师傅与几位同事，另外还有几名躲在校园密林内的学生，见此次敌机轰炸异常猛烈，乃起身向防空洞奔去。有的刚钻进洞口，有的尚在洞外，一枚炸弹从天而降，众人不幸遇难。梅贻琦多亏跑得及时，算是逃过了一劫。

同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军轰炸南开大学一样，此次日机对昆明的空袭，显然是专门针对教育机构而来。对这一悲剧的发生，梅贻琦事后在一份《告清华大学校友书》中写道：“敌机袭昆明，竟以联大与云大为目标，俯冲投弹，联大遭受一部分损失，计为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多处震坏”；“环学校四周，落弹甚多，故损毁特巨”；“清华办事处在西仓坡之办事处，前后落两弹”，办事处防空洞“全部震塌”，“工友二人，平素忠于职守，是日匿避该防空洞内，竟已身殉”。

此次联大校舍被炸的具体情形，昆明报纸于次日做过详细报道：“昨敌轰炸机二十七架袭昆，对我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做有计划之轰炸，以图达到其摧残我教育与文化事业之目的……新舍男生宿舍第1、2、28、32等号被毁……师院女生宿舍第2号……男生宿舍第1、2号，教职员宿舍被毁……第7、8教室被毁。南区生物实验室一栋全毁，内有仪器多件，图书库被毁……其余，常委会办公室、出纳组、事务组、训导处、总务处均被夷为平地。”

就在这次轰炸中，蒋梦麟办公室一根被炸断的房梁轰然落下，把蒋的办公桌桌面刺穿。多亏当时蒋梦麟已跑出办公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学生何兆武看到这位蒋校长坐在图书馆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或许不够准确。但当时的蒋梦麟面对他办公室中的恐怖情景，一定是百感交集并心有余悸的。

当然，对此次不幸事件的发生，也有教授同人对学校高层特别是师范学院领导者的态度表示不满，曾昭抡于第二天日记载：“昨日敌机轰炸昆明后，我等住宅前后左右，落炸弹甚多。附近数屋变成一片废墟，有一屋全家六人均被炸死。联大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全毁，学校负责人，竟不露面。在办公时间内，全校无一人办公，惟教授则仍有一部分上课者。” 这个批评是否合适另当别论，或许师范学院的领导人另有他事而不在现场，或有其他缘由。但无论如何，此次轰炸对联大校舍及其他物资的毁坏是巨大的，其在师生心中投下的战争恐怖阴影也难以消除，以至许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西南联大被炸的这一天，正是日军全面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一个月的日子，昆明距日军占领的越南河内军用机场不足600公里，距已经推进至河口一线的日军先头部队不足400公里。地处边陲的云南昆明由大后方一变而成为战火纷飞的战区旋涡，遭受敌机轰炸如同家常便饭，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包括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都无可奈何，只能是一边工作一边默默忍受着。据曾昭抡10月17日的日记载：“日方广播，谓将于17至21日，狂炸昆明及四郊。今日五时左右即醒，早饭后赴校上课。天空阴云甚重，上两节课安然无事。九时三刻，空袭警报终来，出城避至山边沟中。坐沟旁草地上，读完《罪与罚》一书。至下午一时余，仍放紧急警报。坐沟中向天张望，不久旋见敌机三架，来回盘旋侦察。后见重轰炸机三队二十七架，作银白色，自头上飞过，至城角上空，投轻炸弹一批，随见城内黑烟扬起。由城飞至马街子，投重磅炸弹一批，地为之撼。警报至五时左右始解除。回家晚餐后，阅清华留美试卷，至十一时睡。” 18日日记又载：“八时至北门街宿舍取书，返宅后画《高等有机》应用之图表。九时半警报又来，出城疏散，坐两山间之山沟内，读看清华留美试卷。”

因了连续的轰炸，许多文科教授干脆把课程安排到晚上讲授，如吴宓就利用晚上没有轰炸的空隙，借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中“柏拉图”一课的讲授。10月16日，吴在日记中写道：“晚7—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正如“物极必反”的道理一样，轰炸次数多了，就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或称为一种战时精神。如汪曾祺所说：“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这两位同学置敌机轰炸于不顾，临危不惧、神态自若的另类表现，真有点古代战争或武侠小说中描绘的大将风度，甚至有点神仙风范，令人叹服。据说，联大校园外不远处有一家牛肉面馆，老板很有个性，被炸之后，索性换了一个新的招牌，叫作“不怕炸牛肉面馆”，大家都觉得这个招牌挺有趣，也挺鼓舞士气，前来吃面喝汤的食客增加了不少，老板因此大大地发了一笔。

当然，说是“不怕炸”只是赌气式地与日本人暗中较劲儿，或者称为一种黑色幽默，凡胎肉体总是敌不过钢铁炸弹，警报一响，还得跑。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跑，众人身心俱疲，就连住在昆明郊外龙泉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以及李济领导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人，每天都在警报的鸣响中惶恐度日，其悲苦之状从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中可以看到：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梁林夫妇的儿子，当时只有八岁的梁从诫童年的记忆里，曾烙下了这样的画面：“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联大师生、昆明的民众与林徽因母子的感受，基本代表了当时国人的心境：战争是酷烈的，由节节失利的战争带来的苦难，更令人焦虑、心悸、不安。但大多数人并未因此全面退缩，或放弃抗战的决心与胜利的信心，用民众通俗的说法，就是“豁出去了，拼了再说”。对知识分子而言，此时的心境按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的说法，就是“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争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逼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人们对于保卫某据点的时间的久暂，意见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战事如何结局的问题” 。

当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远胜过昆明，1939年6月11日，蒋介石的重庆黄山官邸附近遭到轰炸，官邸亦中弹，时蒋在三楼，险遭劫难。1940年5月始，日机经常以100架次以上轰炸重庆，许多无辜的民房与市民被炸毁炸死，其悲惨之状，令人痛扼。这年5月29日，蒋介石在目睹了重庆大轰炸后，于当天的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载：

其扶老携幼，负重行远之情状，见之心酸，下代国民应知今日其父母挈其避难之苦痛，为空前史所未有，为国为家，更应特尽忠孝之道，庶不愧为中华民国之子孙也。

进入8月，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更为猛烈，整个重庆市区墙倒屋塌，满目疮痍，死伤惨重。尽管如此，军民们那种慷慨悲歌之气未减，大有越炸越勇，越炸越冷静、不屈之势。8月19日，日机出动190余架，对重庆展开轮番轰炸，整个市区笼罩在浓烟与烈火中，许多建筑被炸后燃烧，持续数十小时。面对惨剧，蒋介石于8月21日在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载：

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字里行间，透出这位战时军政领袖不服输、不怕鬼、不信邪的气概。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的重庆黄山官邸再次遭日机轰炸，六名卫士死二伤四。面对血肉横飞的惨象，蒋介石心怀忧愤但不为所惧，继续在残破的官邸办公和召开会议，周身透出一股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气。

就在日军攻占越南并出动战机对重庆与昆明等地狂轰滥炸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宜作万一之准备”，即做迁移的准备。7月17日，西南联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按照教育部指令，做必要的准备工作。7月26日，梅贻琦与联大教务长樊际昌、事务组主任毕正宣赴云南澄江考察，但澄江接纳能力有限，只能前去一个学院。9月9日，联大常委会在听取了叶企孙、周炳琳、杨石先、樊际昌等人前往澄江再次调查和筹设分校与当地接洽的情况后，决定不去澄江，分校地点以重庆以西的四川辖境为宜。号称天府之国的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或岷江、嘉陵江等长江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其间有大大小小的坝子可以耕种，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容易解决，是一个天然的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基地。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亡四川避难，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稳住了阵脚。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西南联大做出了迁川的决定。

这年10月初，四川省政府致电西南联大，对迁川“极表欢迎”，并表示“校址似以泸县、宜宾、叙永一带为宜” 。根据派人勘察的结果，联大常委会于11月13日决定，在泸县以南的叙永设立分校，聘请杨振声为分校主任，先迁移一年级及选修班学生到该校上课，待将来形势演变再做全部搬迁的抉择。因战时交通不便，&nbsp；600余名新生入校注册时间推迟到1941年1月2日，6日开学，10日上课。自此，中国西南边陲又诞生了一个特殊的课堂。

就在联大派人赴川考察空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令该所副研究员芮逸夫，随同济大学派出的教授一道赴川寻觅迁移之处，并很快在宜宾下游22公里处找到了一个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李方桂等人根据考察情况交换意见，认为在没有更好的地方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此处暂时落脚。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驻昆的同济大学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

[224] 蔡威廉（1904—1940），1914年至1927年，三次随父蔡元培旅居欧洲，先后就读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院和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杭州艺专西画教授。蔡威廉与潘玉良是民国初年率先留学欧洲的女性美术家，中国第一代以油画教学的女教授，近代美术教育园地女性拓荒者之一。蔡威廉在杭州艺专执教的10年中，曾创作完成了人物众多的大幅油画《秋瑾在绍兴就义图》与《天河会》等。这两件大型作品分别以现实和神话中的女性为题材，表现大义凛然、为革命捐躯的女英雄，同时借助神话题材表现女性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人文主题，均为不朽名作。1928年7月，蔡威廉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的美术史家，时任国立杭州艺专教授兼教务长林文铮在上海结婚，主婚人为蒋梦麟。

抗战爆发后，杭州陷落，蔡威廉与林文铮携家随杭州艺专师生内迁到湖南沅陵。1938年12月，教育部下令北平国立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改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两校合并后出现了严重的派系倾轧，由于当年张道藩欲在杭州艺专谋职并追求蔡威廉未果，遂对林蔡夫妇怀恨在心。此时张已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出于嫉妒和怨恨，张道藩与国立艺专的部分北方派人士合谋，胁迫林蔡夫妇辞职。林、蔡无力抵抗，被迫出走，于1938年冬，携一家老小历尽艰辛来到昆明，在城内一幢破旧民房租住。由于经济来源断绝，全家8口人分住在两间面积约30平方米的平房内艰难度日。1939年夏季，蔡威廉生下一个女婴，因难产，在数小时内，她痛苦地于床前的白壁上用手指勾画出新生女儿的肖像，并用炭笔写下了“国难！家难！”几字后昏厥。此四字是为蔡威廉一生之绝笔。两天之后，这位才华出众的女艺术家因难产流血过多不治去世，时年35岁。

当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与蔡威廉一家同住一个大杂院，相互熟悉。蔡威廉去世的情形，据沈氏在《记蔡威廉女士》一文中回忆：“我每天早晚进出，依然同小朋友招呼。间或称呼他家第三位黑而胖的小姐做‘大块头’，问她爸爸妈妈好，出不出门玩。小孩子依然笑嘻嘻答应‘很好’。可是前两天听家里人说，才知道孩子的母亲，在家生产了一个小毛毛，已死去三天了。死的直接原因是产褥热，间接原因却是无书教，无收入，怕费用多担负不下，不能住医院生产，终于死去。人死了，剩下一堆画，六个孩子。死下的完了，三十多岁就赍志而没，有许多理想无从实现。”（《沈从文全集》，第十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蔡去世后，林文铮对她的感情始终不泯，直至演化为命运的悲剧。国难家愁以及对爱妻的思念，使林文铮渐渐成为一个执着、虔诚的佛教徒，幻想着在另外一个世界与爱妻再度相逢（信奉佛教而入了密宗的一个派系，旧中国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信奉密宗。据梁实秋说，他曾向林文铮借阅过慧能大师的《六祖坛经》拜读，并受到启发云云）。

抗战胜利后，林文铮被聘为北京中法大学教授。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中法大学解散，林氏转入中山大学。1953年调任南京大学教授，主讲外国文学史。1957年，林文铮在学校外语系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大鸣大放”，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自爱妻蔡威廉去世后，林文铮数十年如一日，按照佛教密宗方式在家中摆放着蔡威廉的照片，并在照片前焚香献花诵经礼拜，为其超度，并经常挥泪写诗怀念亡妻，集有《苍茫楼诗稿》约百首。打成“右派”后，林文铮痴心不改，仍在家中设香祭奠亡妻，此举被奉命监视的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老太婆侦知，经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阶级斗争积极分子”检举揭发，林文铮很快以不思悔改的“右派”分子“从事反动道会门活动”的罪名，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处重刑20年，自此与世隔绝。

1975年，根据政治形势需要，中国出版部门奉命欲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法文出版，但偌大的中国文化界凋零得竟找不到一位合适的译者。出版部门人员辗转数家机构，才被人告知林文铮可胜任，但此人正在狱中戴着脚镣服刑。后经中央特批，准许林氏除掉脚镣，在狱中一边进行改造，一边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直至1976年春，林文铮刑满出狱，此时已是73岁衰残老翁了。1989年，林文铮在杭州病逝，享年87岁。

[228] 关于张自忠逃离北平以及赴京向蒋请罪，先被撤职，后被重新起用的情形，根据相关者的回忆概括如下：

一、据《申报》（香港版）特派员志厚发自郑州的《张自忠将军访问记》（1938年4月1日和2日）报道，1937年8月8日，张趁敌人不备，悄悄移居美国同仁医院，在该院住下三日，即发现该院附近散布敌方侦探甚多，恐遭受不测，遂化装出院迁入一从事新闻工作的某西方友好家中。后感觉不便，又移居北新桥一友人处，结果引起敌人警觉，张遂决心逃离北平。以下是张的亲述：

彼时北平正在紧张时期，敌人检查行人极严，余为防敌注意，遂化装一菜贩，以菜蔬少许置于小车之上，假示在平售卖未完，携带出城返乡。行抵城门关口处，日军正在查搜行人，余行前之三人未审何故，已被扣拘，至此，余惊恐至极，又以城关敌兵已见余车，如推之即返，必更使其疑为有事，因复立镇神情，坦然推车前进，果然未遭阻拦通过，缘由敌兵因全心顾去前面三人，故未尝兼顾于余也。出城未三里，即抵达西直门，遇见前面大队敌兵正在强行拉夫，余恐亦被拉去，不敢前，即沿原路推车而返，此为余第一次出城之经过也。

第二次离平时，又化装一小贩，并担一藤筐，由彰益门而出，行约十余里，即到达长辛店，适该处正有我若干义勇军与敌激战中，不能通过。时已深夜，进既不能，退亦不可，无奈何，遂向一农民老妇乞夜宿处。该老妇颇诚挚，当邀允可，余遂以筐具，就地睡卧，东方既白，复循来路返平，又勾留四日。

某天大雨倾盆，余以白布装成孝服，伪装孝子，披麻戴孝，手携冥纸，骑一脚踏车，拟由德胜门出城，行至城关，又遇敌兵盘查行人，在余侧行之一人因语吱唔，已被截扣。及该敌兵盘查余时，余答以出城上坟。该敌兵似以余冒雨上坟，孝笃可嘉，即放余而过。

惟是时大雨如注，满路泥泞，行走不便，余只得冒雨推车前进，沿由北平去通州之路东行。甫抵中途，即闻通州拉夫甚严，余即折向泾阳村赴天津之路南进，拟投奔天津。当抵杨村时，遥见前面围聚倭酋数十名，正在狂饮寻欢，并有倭妓甚多，在旁伴饮，另有倭兵数百另聚一处，正在野餐。深恐中有倭酋识余貌，则此命休矣。但余急切离平，绝无再返之理。乃乘倭兵等高唱忘形之际，即用力踏车飞跑，越过敌等所在地，而转入一弯曲小道时，突闻后面大声狂呼，余知有异，前进益速，旋有步枪声由余身边穿过，亦只好置之不理，倭并正在畅饮，故亦未行穷追。再前进数里，又遇大雨，并已入夜，故又向一卖茶老妇乞宿一宵。是时余已离平二日，粥水未进，腹饿甚苦。幸承该卖茶老妇，赐余干饼一块，温茶一杯，余虽难以入口，终因腹饥狂鸣，只好勉以温水相混下咽，次晨登程，将近津市新车站，遂将所乘之车及孝衣麻冠等，完全抛弃路旁。行抵新站，经在站敌宪兵询余来路，答以去卖菜归来。该宪兵并追问余之卖菜所得代价若干？余速将囊中剩余一元另数角大洋完全交出，旋被该宪兵没收而去。余亦未敢争辩，买车越过钢桥，东马路，并经过日租界，而径入于某租界矣。

……

我第一次将逃出北平时，为了化装逼真，特别在友人家练习了半天推小车的姿势。后来混在大群卖菜夫的行列中，我自己当时也有些莫名所以，我是真的卖菜夫呢？还是我在做梦？最凄凉的是我住在长辛店老农妇的家中时，一间草房，满屋的牛粪，我就权把藤筐当做铺盖，居然也睡熟了。第二天我醒来，越想越觉得好笑。经过许多艰险，逃在天津租界住了三天，便又转乘英轮由津至烟台，搭汽车经潍县到济南，逃亡生活，才算告了一个段落。在济南遇见许多故交，他们都在垂询我这次脱险的经过，我因为免去许多辛酸的回忆，所以都没有答复。

二、据陪同张自忠赴南京请罪的秦德纯回忆：在济南，张见秦，痛哭流泪，无地自容地说：“对不起长官，对不起朋友，无面目见人。”秦安慰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报国之日方长，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必介意。”秦即陪张到泰安面见晋升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宋哲元。9月间，冯玉祥派石敬亭为代表，韩复榘派山东省府委员张钺为代表，宋哲元派秦德纯为代表，解张自忠到南京谒蒋请罪。秦等坐在头等车内，张自忠则同他的随从人员匿居三等车中。抵达南京浦口临下车时，张恐被扣押，神色极为不安，从身上取出一个包着存折的小包暗自递交秦妻代为保存。到南京见蒋前，张问秦：“应该说些什么？”秦逐句教之，边行边诵。及见蒋，张说：“职当兵出身，是个老粗，不学无术，愚而自用，原来想着和平解决华北局面，结果贻害国家，贻害地方，后悔无及，请委员长给以严厉处分，任何处分都是教育我改过学好，有生之日即是报德之年。”蒋说：“我是长官，你是我的部下，你的错误，就是我的责任，既往不咎，由我担当。”秦接着问蒋：“对张自忠如何安置？”蒋说：“你看现在这个情况，他到哪里能够安全呢？先在这里待些日子再说吧。”蒋又对秦说：“你接三十八师行吗？”秦答：“不是自己的队伍，个人的得失事小，恐贻误戎机，不敢当此重任。三十八师是张师长一手训练的部队，统率已经多年，现由副师长李文田暂代，还是张回任好。”秦在京五日，即同石敬亭北返，秦恐蒋对张态度中途发生变化，威胁到张的安全，在火车上亲拟电稿，用宋名义电蒋介石。文曰：“职部师长张自忠，为人所愚，应变乖方，经面请严处，已蒙钧座宽宥，该师长仰体高厚，誓报涓埃。兹值钧座统帅抗战之际，正将士用命之秋，可否令其军前效力，借赎前愆之处，恭请钧裁。”秦到泰安，将电稿呈宋阅后即行拍发。未久，秦德纯调任汉口中央军风纪巡察团团长，从此离开了二十九军。（《秦德纯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转引自《七七事变前后》，附录“秦德纯”条，秦寄云、赵仲璞撰写）

三、据李宗仁回忆，李、张二人南京见面后，张自忠在一旁默坐，只说：“个人冒险来京，戴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李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李又说：“自忠陈述时，他那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忠荩之忱，溢于言表。张去后，我便访何部长一谈此事。何应钦似有意成全。我乃进一步去见委员长，为自忠剖白。我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绝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委员长沉思片刻，遂说：‘好吧，让他回去！’说毕，立刻拿起笔来，批了一个条子，要张自忠即刻回到其本军中，并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最后，李仁宗深情地回忆道：“自忠在离京返任前，特来我处辞行，并谢我帮忙，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声明，以报知遇。言出至诚，说来至为激动而凄婉。我们互道珍重而别。”（《李宗仁回忆录》下册，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出版）

[229] 《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张上将自忠传记编纂委员会编辑，1948年印。王陆一，系“三原才子”，初为于右任秘书。孙中山奉安南京时，征哀词，应者数百，唯王的哀文膺选，乃受世人称赞，自此以文章高手名世。后入主国民党中枢，曾出任国民党中央书记长、中央执行委员、秦晋监察使等职。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0月11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所说的首都南京沦陷前，“在dugout玩女人”被免职者，正是此人。后经老长官于右任为其说情，王陆一悄悄复出，任职国民党军风纪巡察团驻宜昌委员。张自忠牺牲时，王正在宜昌。由于职务的关系，得以参加祭奠、护送张将军的礼仪活动，并留下了这段感人肺腑的记录。不幸的是，抗战未结束，王陆一便在秦晋监察使任上英年早逝。鉴于他的文名，关中地方官僚和民众，不少人找到王的老长官于右任提出为王立碑纪念。时值抗战国难，关中复又大旱，饥民载道，看到老百姓如此凄惶，于右任对倡议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立碑之事乃罢。

又，张自忠牺牲后，傅斯年对这位山东同乡的荩忱之勇颇为感动，曾有为张自忠撰写年谱的打算。据台湾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说：“在傅档中有一大卷《张自忠年谱》草稿，是张自忠殉国之后，其弟张自明所辑资料，傅氏承应代为编辑的。傅氏在上面题有‘生前拾零’四字。这件工作与傅氏所学毫不相干，他之所以自告奋勇，应与强烈的民族思想有关。”但“这一件事始终未完成。由IV216（南注：傅档编号）邓广铭的来信中看，傅斯年后来曾欲以张自忠年谱的工作委托邓氏。而且当1947年傅夫人俞大綵携子离北平时，信中仍提到随身携带张自忠年谱稿之事。”（《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339页，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王汎森记录这一段的意思，是为证明傅氏一生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情绪表现在他思想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表现在一些细微之处，欲为张自忠作年谱事便是一例。

[231] 平津沦陷后，二十九军将领和所部命运概括如下：

1937年7月30日，退至保定的宋哲元闻讯天津失守和日军咄咄逼人的气势，头脑从“谈和”的晕眩迷梦中清醒过来，致电蒋介石，自承对日军应付不当又未做好应变准备，以致爆发事变并使平津弃守，有负重托，表示请罪。所任二十九军军长职务，已委托冯治安代理，请中央明令发表。31日，秦德纯呈蒋介石与何应钦电，谓：“宋军长精神时有错乱，说话有时失常。军部现在保定，由冯师长治安代理二十九军军长职务。嗣后如有谕示，务恳径电保定冯师长为祷。”（《“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民国档案》，第1期，1985年。以下引电同）对此，蒋复电同意由冯代军长职务，并望宋早日销假视事。同日，秦德纯再次电呈蒋介石，谓，如今之计，只有战和两途，如战则出兵分三路北上，“由钧座统一指挥，则一举而平、津可下，直捣长城沿线。……如不战而和，则拟请中央派员到平、津与日方直接交涉，或可敷衍一时。倘不和不战，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矣。冒昧直陈，敬请鉴察。”蒋在此电上批示：“拟复。所见甚佩。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可言。除已积极准备外，希我二十九军一面从速整理，一面占领阵地，构筑强固工事，以赴事机。”

1937年8月6日，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四个军一个师，由原所属的四个步兵师整编而成。原二十九军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和赵登禹的一三二师合并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张自忠的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哲元兼，李文田代理（张自忠未归队）；原刘汝明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氏为军长。郑大章的骑兵第九师扩编为第三骑兵军，郑为骑兵军军长，原所属几个混成旅合并为一八一师，由石友三任师长，另外增加一个新编第六师，由高树勋任师长。按刘汝明的说法，扩编后的“七七”“五九”“六八”三个主力陆军的番号，数字相加都含两个“七”，一个明的“七七”，两个暗含的“七七”，暗示二十九军不忘“七七事变”这个日子，团结奋斗，意义深长。由于新编第一集团军名声不响，世人称这支部队仍习惯旧称二十九军，这也就是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所说“二十九军”之缘由。

面对察、绥、冀、晋一带的危局，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于9月11日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任命西北军元老冯玉祥为战区司令长官，辖宋哲元等部。宋哲元面对这一变局，知道这是南京政府变相剥夺自己的兵权，于是称病告退，赴泰山休养，还老蒋以颜色。当冯玉祥以老资格的将领出马，满怀豪情来到第一集团军欲施展拳脚，准备大干一番时，才发现此一时彼一时，过去的部属早已和他离心离德，阳奉阴违，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调遣。也只有到了此时，冯玉祥才感到自己是老朽了，不但外部世界要抛弃他，即使是周身流淌着他血脉的二十九军（第一集团军）将士也已抛弃他了。此情此景，使他备感伤心。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政客出身的萧振瀛又趁机在其间煽风点火，拉拢冯治安，离间第一集团军将领，使得局面更不可收拾。

而这时，日军矶谷师团开始倾全力沿津浦路向南进攻。第一集团军内部矛盾重重，诸将领相互疑忌，结果是连战连败，有的阵地一触即溃。固安、涿州、保定、沧州、德州、石家庄等战略要地和沿途城市相继陷落，眼看敌军就要饮马黄河，直指中原。在如此糟糕的局面下，南京方面不得不撤销第六战区，将已经老朽无用的司令长官冯玉祥一脚踹开，让宋哲元重新回来收拾残局，同时把第一集团军调属由程潜代理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统领。此时全国性的抗战高潮兴起，连共产党军队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都放弃党派成见，自愿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前线参加抗战。但此时的宋哲元仍不能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脑海里装填的依然是军阀时代保存实力，占据地盘做土皇帝的老套思想。其命运也如同他的老师加老长官兼老军阀冯玉祥一样，很快遭到了深受民族大义感召，思想已经进步了的年轻将士抛弃。整个第一集团军士气低落，矛盾重重，战事仍是一塌糊涂。面对不可收拾的局面，南京政府下决心对宋哲元和所部进行整顿、分割。10月下旬，刘汝明六十八军调离第一集团军归第三战区序列。

1937年12月初，日寇逼近南京，宋哲元派他的专用列车接二十九军在京人员与家属，其中包括一个特殊人物张自忠。张随宋哲元派出的火车来到郑州，继之到新乡回归原部队。

1938年3月，宋哲元和他的第一集团军总部撤到黄河北岸的茅津渡，接到了南京军事委员会调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宋知道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阴谋，颇有自知之明地黯然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原二十九军将士，独自渡过黄河前往郑州战区大本营报到。而他的第一集团军番号随之撤销，所属部队交由张自忠、冯治安与刘汝明分别统率。自此，宋哲元成了一个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经营多年的原二十九军算是在他手中土崩瓦解。

既痛失了亲军，又失去部队指挥权的宋哲元郁郁寡欢，不久便身患肝病，且病情迅速恶化。1940年3月，宋哲元回到夫人常淑青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这是25年前宋哲元在川驻防，也是和夫人常淑青结婚的地方。宋氏本拟小住后移往西安，因病情进一步恶化，于4月5日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5岁。

宋去世后，葬于四川绵阳富乐山。蒋介石猫哭老鼠地亲自书赠了挽联：“砥柱峙中流，终仗威稜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恸元良。”中共方面的周恩来也赠了一副挽联：“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芦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宋氏含恨登了鬼录，除了几个直系亲属，最痛心怆然的当是原二十九军将士。在4月17日宋哲元出殡的日子，张自忠、冯治安率领新组建的三十三集团军主要将领，专程由鄂北前线赶赴四川绵阳送殡。追悼仪式上，张自忠与冯治安、刘汝明联名敬献挽联：

感知己，报祖国，此身尚在，决不苟富贵惜生命而存；

率全军，哭我公，虽死犹生，敢继执干戈卫社稷之志。

有研究者说，这副挽联表达的其实是张自忠此时此刻的心情。返防后，他曾致信冯治安说：“佟（麟阁）、赵（登禹）死于南苑，宋又死于四川，只余你我与刘（汝明）、石（友三）数人矣。我等不知几时也要永别。我等应即下一决心，趁未死之先，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如此就是死后遇于冥途，亦必欢欣鼓舞，毫无愧怍。”宋哲元的去世，进一步坚定了张自忠为国捐躯，明死从志的决心。

1940年5月18日，宋哲元被重庆国民政府追晋一级上将衔，明令褒扬。此时张自忠已牺牲两天矣。

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从宋哲元手下被分割出去后，所部将士都参加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临沂战役、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直至武汉保卫战。张自忠壮烈殉国后，冯治安接任其总司令职。枣宜会战使三十三集团军元气大伤，又由于一直属于杂牌部队的缘故而得不到中央粮饷弹药补充，部队越打越少，战力每况愈下，三年后参加常德会战时已失去了锐气，沦为二流部队。抗战结束以后，三十三集团军改为第三绥靖区，冯治安任国民党徐州绥署副主任，兼第三绥靖区司令官，驻节徐州。

原二十九军另一位与张、冯二人齐名的刘汝明，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正如傅斯年所说，在绥冀晋一线为保存实力和争地盘，不惜与兄弟部队捣乱和大动干戈，做了一段时间的“准汉奸”。后在全国军民一致声讨中，稍有收敛，但仍没有大的改观。1940年以后，刘汝明部活跃于豫、鄂接壤处，并多次与日军作战。1943年3月，刘因军功晋升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授予上将军衔。1946年，刘汝明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辖六十八、五十五军与豫南游击总指挥部），改为第四绥靖区司令官，驻节开封，与冯治安部东西毗邻，辖区相接，声息相闻。嗣后冯、刘二人又同兼华东“剿总”副司令，共同参加“剿共”。

内战爆发后，冯、刘率部参加了“徐蚌会战”（中共称“淮海战役”）。刘部被编为第八兵团，刘出任司令兼徐州“剿总”蚌埠指挥所副主任，冯治安仍担任原职。战幕揭开不久，冯治安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共同率领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二万三千余名官兵，在国民党防区贾汪、台儿庄一带宣布倒戈起事。据张、何二人供称，起事前，二人曾试探劝冯一起倒戈，但冯不为所动，二人只好撇开冯单独行动。

张克侠、何基沣率部起义后，冯治安于11月12日抵南京当面向蒋介石哭诉张、何二人“叛变”经过并请罪，蒋介石强压怒火，对其慰勉，未予苛责，并谓：“你另有任用，留在南京，你快打电报回去，说明总统对逃回来附敌的官兵，加以慰勉，并说你另有任用。”（《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蒋介石如是说，自是出于稳住军心的目的，事实上冯治安并未“另有任用”，也不可能任用了。蒋下令撤销了第三绥靖区及所属七十七军、五十九军两个军的番号，冯的余部划归邱清泉指挥。从此冯失去了兵权，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对于这一段历史，时为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刘汝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冯治安（字仰之）其人的性格乐观洒脱，凡事都很民主，“所以他的两个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权力都很大。他们两个人想当军长，没有当上，便不免心怀怨望，在徐蚌会战方一揭幕，便率领一部分队伍，变节投降。做出了对不起国家、长官、朋友的事，实在是二十九军的败类。仰之闻报气愤之极，我便陪他一起去剿总，晋谒刘经扶（峙）上将请罪。刘经公豁达大度，不愧忠厚长者，对仰之反而安慰一番，叫我陪他回来，收容部队。在这种情形下仰之自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便辞职回南京待罪，所余部队随邱清泉兵团作战，覆灭于青龙集。”又说：“徐蚌战役三十三集团军，突围出来的残部犹有数千人，政府把他们编成一个军，叫吉星文任军长。后来撤退到福建归我指挥，到这时候旧二十九军，又都会合在一起了。”（《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载《刘汝明回忆录》，刘汝明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国民党于徐蚌会战兵败之后，刘汝明率部退到江南，改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负责铜陵到九江间的防务，总兵力仍有七万余人。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刘汝明部不支退却。此时国民党军已成兵败如山倒之势，在乱军中，刘汝明率部一路向南狂奔二千余里，到达闽东南的漳州、龙岩地区才稳住阵脚，损失惨重，自此一蹶不振，终至走上末路。后刘被任命为闽粤“剿匪”总司令，负责厦门防务。1949年10月，厦门失守，刘汝明率残部仓皇撤退，大部被俘，只有一小部分逃亡小金门转乘大船退往台湾。当抵台时，这支流淌着二十九军血液的残部，已形同一群讨饭的乞丐。据后来和刘氏同住在一个大院内的李敖说，这位丐帮帮主刘汝明很有趣，“他带着部队糊里糊涂跟着蒋介石来了，到了基隆外海的时候，不让他们下船，也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三天让你们饿着渴着，然后把刘汝明放下来，单独见了蒋介石。他的部队全部缴械，枪放下来，饿都饿昏了，渴惨了，然后一下船就分发，把你解散掉。蒋介石还骗刘汝明说，我把你的部队恢复，刘汝明说谢谢了，不必了，这就是刘汝明。”（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历史幕后有乾坤》，2005年8月25日）

李氏所言大体不差，只是刘部登陆地点是高雄，不是基隆，内中原委，除了二十九军不是蒋的嫡系，还与刘汝明几十年来不佳的声誉，特别是内战中消极避战，在国共间左右摇摆，政治立场一直令国民党高层担忧有关。倘若刘部到了台湾发生哗变，或像张克侠、何基沣一样倒戈相向，对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而必须防患于未然，先把械缴了再说。

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声名赫赫的二十九军由勃兴走向消亡，著名将领除佟麟阁、赵登禹、宋哲元、张自忠等四人死于抗战期内，徐蚌会战中起事的张克侠、何基沣，在内战结束后分别出任过新中国的林业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极具荣光，双双活到20世纪80年代去世。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的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等，皆失去兵权，在军政机关做一些幕僚方面的事宜。至此，原二十九军骨架坍塌，血脉荡尽无存。徐蚌会战中因为部属张、何二将军起义而受到牵连离职的冯治安，自赴南京后便忧郁寡欢，退台后与刘汝明共同在中和乡买了一块地皮，自己建房居住，于1954年病逝。年轻的吉星文于1957年入台湾“国防大学”联战系深造，结业后擢升中将，出任金门防卫部副司令官。1958年7月，吉星文旧伤复发，请假返台北医治，嗣因金门告急，带疾返防。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吉星文于巡视阵地时腰部中弹，延至24日，因流血过多殒命，终年48岁。

吉星文殒命五年之后的1963年，70岁的秦德纯病逝于台北。又过了12年，刘汝明以80高龄病逝于台岛中和乡寓所，生前有《七七忆战友》《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刘汝明回忆录》等文章和著作问世。内中透出了刘氏晚年心系大陆，思念故人、怀恋故土的殷切之情。对自己的一生，刘总结性地说道：“我一生戎马，由缔造民国，而北伐、抗战、戡乱，身经何止百战？诚如麦帅所云：‘老兵不死，只是慢慢衰褪。’”（《刘汝明回忆录》）面对原二十九军主要将领零落殆尽的凄凉晚景，刘汝明于孤独中，在七七事变二十七周年纪念日，写下了感人至深的《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一文。文中最后说道：“我们的国家虽仍在艰危之中，但是相信我们的国难必除，国运必昌……如果我们依然人神相隔，我必一一到你们灵前去祭吊的。” LqQy3HyNmZhP1iyiAtxEhghs6I9bGr4CxVHQVffzFeIFOazI6SlHwd5EL4R4gtj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