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 四巨头聚会

此时清华研究院五位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的聘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的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的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名日隆，为全国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的存在，继陈寅恪、赵元任之后，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准备邀请李济加盟这一新生阵营。恰在此时，两位学界巨子在1928年那个初冬里，于中山大学不期而遇了。

傅斯年告诉李济，在此之前，他在中大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现在要在中央研究院办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名称倒过来了。原来聘请的基本都是本土学者，现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为“海龟”，且以欧美派为主，目前已聘请了陈寅恪与赵元任，希望李济能加盟入伙，出任史语所第三组——考古组主任。

李济听罢，很是高兴，因为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一直是他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种愉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李济所言：“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 从这几句简短话语透出的信息推断，是否李济此前已感到自己在清华没有被列入“四大”的尴尬，而为这次与陈、赵二人同时被列为“三大”而庆幸？但无论做何考虑，李济的心是被说动了，他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自此，清华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举起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龟”的成功转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对于这一决定史语所未来发展方向和命运的划时代成果，傅斯年大为高兴并有点沾沾自喜，他极力挽留李济在中大多住几日，与自己好好聊聊日后的事业。兴之所至，傅斯年找出陈寅恪写给他的诗文，略带炫耀之意地让李济观赏，也暗含坚定对方信念之玄机。陈氏墨迹作于1927年7月6日，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

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

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

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

梅花亭畔吊朝云。

陈诗是由北京寄往广州傅斯年的，文中所谓“北海南溟”当指陈寅恪视傅为可以共同唱和呼应的知己。“正始遗音”则指此前投昆明湖自尽的王国维。“元和新脚”可解释为包括陈氏自己在内的青壮学者。全诗为后世学者争议最大者乃“天下英雄”一句。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的说法，此句应看作陈氏“其立场与傅有别” 。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余说有误，其理正好相反，陈与傅的立场不但未“有别”，且互为欣赏，大有“唯使君与操耳”之意。按杜氏的诠释，诗中“未成军”者，不一定就指傅斯年正在筹办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应涵盖更广博的深意。当时无论是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转变为中研院史语所，还是中山大学本土派学者被欧美派“海龟”所取而代之，甚或包括盛极一时的清华研究院，只有陈、赵、李等几个不足40岁的“元和新脚”予以掌舵，而支撑整个中国新学术阵营的“宏大架构”尚未成军，还需加以组织训练——这或许是陈寅恪诗的本意。

李济到中山大学之时，离陈寅恪作此诗又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也是傅斯年单独拉起杆子，积极招兵买马，扩编队伍，欲使“元和新脚”成为一股强大生力军的关键时刻。因而李济的态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奋，肥胖的身体血压上升已属必然。

李济走后，傅斯年感觉底气倍增，史语所可以与清华或清华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学术机关恃强斗勇，叫板甚至开打了。于是，他在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等几位清华名流大腕的信中，以卖弄加显摆的姿态表露道：“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紧接着，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几分自负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语所与清华的优劣：

清华到底是个学校，此则是一纯粹研究机关。

清华到底在一处（北平），此则无所不在。

清华各种关系太多，此则究竟是个小小自己的园地。

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清华有感觉不便者，我们成之，如此而已！

早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确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文中，傅斯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天才的构想，概括地提出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

在三条标准中，傅氏特别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最后，傅斯年以他惯有的“大炮”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同陈寅恪一样，作为学术“大鳄”的傅斯年，尽管游学欧洲七年，却是为学问而学问，没有弄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但凭其出众的学识与大气磅礴的组织能力，受到学术界普遍的钦佩与尊重。李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不少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

对这一辉煌的科学发展前景，极富理性与科学眼界的李济没有因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的。”

傅斯年毕竟非等闲之辈，亦不愧是胡适盛赞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 ，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较之中山大学时代更加谨慎、务实和富有远见。经过一年的筹备经验及各方面的反复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范围。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

为了消除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痼疾，富有学术远见的傅斯年于史语所筹备阶段的1928年8月12日，便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史语所通信员的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了。

所谓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结绳记事”一样，属于一种“记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识读之前，只是被当作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大小药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确认，天下震惊，中华远古文明的大门轰然洞开。

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时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皇家大学校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待把药买回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查看，忽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金石方面深邃的造诣，他当即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古文字，且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以往研究的古代青铜器皿上的文字。这一意外发现，使王氏既惊且喜，于是又派家中跑堂的伙计迅速赶到达仁堂把带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各药铺及“龙骨”出现的场所大肆收购。由于王懿荣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其收购、研究甲骨文的举动在圈内逐渐传开。不久，消息灵通，颇具生意眼光的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氏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下来。此后，又有一位古董商赵执斋见搞这种东西有利可图，不知从哪个地沟里弄了数百片带字甲骨跑到京城王府售卖，王祭酒悉数认购，并发出信息让古董商继续搜寻，多多益善。唯利是图的古董商闻风而动，采取许多年后侵华日军“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战略战术，四处搜索追寻，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氏就收购了有字甲骨约1500片，并做了相关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的机缘，王懿荣不仅作为认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确认了甲骨文世之无匹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商代历史研究的序幕。

继王懿荣之后，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50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达1.2万片，分两次装箱通过火车运往北京。罗振玉一见如此丰盛的收获，大喜过望，遂着手对这批甲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经过一番努力，罗氏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出土甲骨文的安阳之地，就是历史记载中商朝的“武乙之都”。再后来，罗振玉又在其所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湮灭日久的殷商的历史之门露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人得以管窥远古庙堂之间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三千余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彻底撞开了。王氏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考订，使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为此，王国维作为“新史学的开山”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为甲骨学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正是鉴于已经面世的辉煌的研究成果，傅斯年才决定派34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进行调查，为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做准备。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举动遭到了不少老派学者的反对。此时跳水而死的王国维，僵尸不能复活，自然无话可说。但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家认为，自王懿荣时代始，经过世间近30年对甲骨的挖掘、搜集，地下所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可谓“宝藏一空矣”，如今“再进一步搜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这种企图也是愚蠢的”。 ^[142] 骨血里流淌着梁山好汉精神基因的傅斯年闻听，不但不吃这一套，反而认为罗振玉等人是愚不可及的，所言纯是没有学术眼光和不懂“概率”这一新兴科学理念的谬论。在傅斯年的强力坚持下，正在南阳探亲休假的董作宾开始了对殷墟科学发掘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安阳之行。

◎ 从殷墟到龙山

董作宾到达安阳后，通过实地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的已被挖尽，他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做出判断，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且遗址破坏严重，有组织的科学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董氏在写给傅斯年的报告中颇为焦虑地宣称：“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傅斯年得知安阳殷墟地下宝藏既丰且富的消息，惊喜交加，马上筹措经费，购置设备，调配人员，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大力支持下，组成了以董作宾为首的殷墟发掘团，开往安阳小屯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其成员有李春昱、赵芝庭、王湘、张锡晋等，另外还有一名董作宾的同乡同学，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的郭宝钧。这次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的有组织的殷墟发掘，自1928年10月7日开始，至31日结束，前后共进行了24天，发掘土坑40个，揭露面积280平方米，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余件，获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另有人、猪、羊等骨架出土。董作宾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做了简单的考释，这个成果与他前期的调查报告，共同在后来史语所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中作为首篇文章刊载。此次发掘与著述的问世，“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的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 。

当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董作宾，所带领的发掘队员皆是一群土包子书生，且将发掘的主要精力用在寻找带字甲骨上，其他器物甚少顾及，这样就出现了一些疏漏甚至笑话。许多年之后，已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说道：“我在1935年参加殷墟发掘时，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董作宾1928年主持初次发掘时‘挖到和尚坟’的故事。书斋中出来的董作宾，从来没有看见过出土的骷髅头，只从笔记小说中知道死人身上头发是最不易腐朽的。所以，他发掘到一座时代不明的古墓时，便认为头上无发的墓主人一定是一位和尚。骷髅头狰狞可怕，所以仍被埋起来。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的缺憾，没有喝过洋墨水的董作宾感到惶恐不安，并有中途换将，由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大字号“海龟”李济出任第二次发掘主持的因缘。按照蔡元培后来的说法：“董先生到了那里，试掘了一次，断其后来大有可为。为时虽短，所得颇可珍重，而于后来主持之任，谦让未遑。其时，适李济先生环游返国，中央研究院即托其总持此业，以李先生在考古学上之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承他不弃，答应了我们，即于本年（1929年）二月到了安阳，重开工程。”

对于这段记载，李济的弟子，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对其所做的补充注释是：“33岁的李济先生在那时的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声望。据说傅斯年先生在物色考古组主任与安阳殷墟主持者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李济先生与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当时48岁的马衡先生是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最优秀的代表。在这两位候选人中，蔡元培先生最后选定了代表科学考古的李济先生。夏鼐先生说：‘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这就是因为李济先生把殷墟发掘领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也就是把中国考古学带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上去。” ^[147]

张光直所言大体不差，只是不够深入和全面，具体细节与事实亦有出入，如当时的马衡并未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只是此前曾出任过故宫博物院理事与下属的古物馆副馆长，另外还有挂名的故宫维持会委员等职。他被拒于史语所大门之外，与蔡元培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傅斯年的把戏。个中原因，除了马衡属于金石学家一派，学术观念陈旧，与西洋的新式科学派学者相比属于不“预流”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傅斯年与他尊崇的老师胡适，对北京大学极其强大的浙江派或曰法日派这个呼风唤雨、声威赫赫的派系大为反感。傅除了对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以及后来成为中研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稍加敬佩外，对此前或之后北大文科方面所谓的“三沈二马加二周”等等著名健将，不管被时人或后人誉为“投枪”还是“匕首”，是“战士”还是“民族魂”，傅斯年皆无好感。原与傅关系稍好一点的周树人（鲁迅），在中山大学时已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其他大同小异，没有往来，而处在这一派系中的马衡自然受到牵累。

尽管马衡在这一派系中为人低调，颇有人缘，且以经史、金石、汉魏石经等学问闻名学界，但毕竟只是南洋公学出身，不可能具备欧美派“海龟”的学术眼光与气度。当时心高气傲的傅斯年崇尚的是胡适、陈源等欧美系出身的“海龟”，对那些未跨出国门即在圈内成名成家的“泥腿子”“土包子”或“土鳖”之类三六九等各色人物，傅氏不屑一顾，倘为了工作或其他关系双方不得不接触时，傅亦经常用英文或中英文混杂的言辞与对方讲话，借以戏弄那些未出国留洋、不懂英语的土包子们。 ^[148] 此时已近知天命之年的马衡，在傅斯年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是不言自明的。而北大法日派在考古学的建设上也显得老态龙钟，暮气沉沉，远没有以清华李济为首的欧美派更具科学锐气。因了法日派日薄西山与清华园中学者的旭日东升，朝气蓬勃，以及势不可挡的锐气，傅斯年无论从心理的好恶还是实际需求来考虑，最终选择了掌握西方先进田野考古方法的欧美系李济，而不是金石学家的“大老土”马衡，实则是历史的必然。或许由于这段因缘，20年之后，当李济在战火纷飞、炮声隆隆的生死抉择中，毅然决然押运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等多家集成的珍宝名器跨越台湾海峡，安全抵达台北基隆港时，以马衡为首的“老土”们，在北平与南京之间呼天抢地，奔走啸叫，坚决反对文物随国民政府运台等等，也就找到了一个历史的根由和注脚。

遭到傅斯年拒绝的马衡被弄了个灰头土脸，退回北大国学门，再也没有吭声。接到蔡元培与傅斯年邀请的李济，遂辞却其他一切职位，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立即赴河南与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并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做出了三个方面极具科学眼光的天才设定：

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虽遗址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它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三个设定，李济制订了第二次小屯发掘计划，并凭借此前与毕士博合作的良好关系，得到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经费支持。在董作宾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来到安阳小屯，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了大批陶器、铜器，3000余片甲骨，两大兽头刻辞与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南按：一个完整的刻满文字的乌龟壳）。尤其引人瞩目和振奋的是，这年的11月21日，李济于一堆碎片中发现了一片彩陶——这是安阳殷墟在抗战前全部15次发掘中，所记录出土25万块陶片中唯一一片具有仰韶文化性质的彩陶。对于这一异乎寻常的发现，20年之后，李济曾专门撰写论文指出它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在开始这一工作时，参加的人员就怀抱着一个希望，希望能把中国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最早一段与那国际间甚注意的中国史前文化连贯起来，作一次河道工程师所称的‘合龙’工作。那时安特生博士在中国所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已经到了第十个年头了。这一希望，在第三次安阳发掘时，由于在有文字的甲骨层中一块仰韶式彩陶的发现，大加增高。现在事隔二十年了，回想这一片彩陶的发现，真可算得一件历史的幸事。”又说：“要不是终日守着发掘的进行，辛勤地记录，这块陶片的出现，很可能被忽视了。有了这一发现，我们就大胆地开始比较仰韶文化与殷商文化，并讨论它们的相对的年代。”

1930年春，当史语所准备对殷墟再度进行发掘时，不祥的预兆接踵而至，河南地面大雨、冰雹成灾，所降“冰雹大者数斤，小者如鸡卵”。这场灾难过后，接着出现旱灾，导致河南全境“每天平均饿死1000余人” 。此前，以李济为首的中研院殷墟发掘队与河南地方势力为争夺出土器物而大闹纠纷，使发掘陷于困难。随后爆发的中原大战，使河南一带成为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军阀组成的联军，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军拼杀的主战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定对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发掘计划，在大炮轰鸣，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新鬼添怨旧鬼哭的风云激荡中化为乌有。

既然河南不能发掘，李济决定率部转移到山东临淄故城一带，欲开辟新的发掘工地。当在临淄勘察后，感觉“问题太复杂了，绝非短时期可以料理得清楚的” 。正在李济等人犹豫之际，突然传来了城子崖发现古遗址的消息，而遗址的发现者，正是清华研究院时代李济唯一一位攻读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生吴金鼎。

1928年春天，时任山东齐鲁大学助教的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田野调查，终于在济南东约60余里的历城县龙山镇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黑陶文化遗址。惊喜之余，吴金鼎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自己的导师李济。李济喜出望外，立即赶赴济南随吴金鼎到现场察看，意识到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遂立即“决定选择城子崖作山东考古发掘第一个工作地点”。

1930年秋，中原大战硝烟尚未散尽，李济与董作宾率师走出安阳，移驻山东济南城子崖开始首次发掘。考古人员发现遗址中明显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所出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形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发掘所得的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巅峰，这种工艺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根据发掘成果，李济等认定其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的价值和意义“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 。由于城子崖遗址地处龙山镇，考古人员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

当中原大战硝烟散尽、血迹风干之后的1931年春，李济率部重返安阳，展开第四次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遗址划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或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新方法进行发掘。发掘队除原有的郭宝钧、王湘等人外，增加了十几位年轻学者。史语所新招聘的吴金鼎、李光宇来了，河南大学史学系学生石璋如、刘燿（尹达）、尹焕章等新人来了。最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的二公子、被李济称为“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梁思永，也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带着勃勃生机，神采飞扬地到来了。

◎ 人类星光闪耀时

梁思永于1930年夏季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梁启超去世一年余，清华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伤感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交谊，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行列，开始了后半生的考古学术历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说中国东北中东铁路一线，有人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线索传到蔡元培与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识到该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遂产生了派人前往调查的愿望。当时傅斯年正酝酿组织力量撰写《东北史纲》，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辩，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辩。”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见梁思永学成归国，蔡元培与傅斯年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立即决定抢在日本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派梁氏前去实地调查、发掘，以地下出土历史实物来书写历史，借此塞住日本人邪妄的嘴巴，消解其为进攻占领中国而疯狂叫嚣的“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谎言。

这年9月19日，梁思永打点行装离平向东北进发，顶着正在黑龙江地区流行的鼠疫，冒着时断时续的战火，于28日与助手从容来到偏僻荒凉的昂昂溪五福遗址开始调查、发掘。此时该地天气已特别寒冷，梁思永到达昂昂溪，巡视第一、二、三、四沙冈，很快发现了古代遗址并与助手携带发掘工具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因地势偏僻，每次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都必须脱掉鞋袜，裤脚卷到大腿根部，光脚蹚着冰凉的积水而过。继9月30日在第三沙冈发掘一座墓葬后，又在各沙冈开探坑，寻找遗址和墓葬线索，相继在五福遗址水淀里亲自发掘了四处沙冈与一座墓穴，发现了三百多件石、骨、陶器。10月3日，因突降大雪，天寒地冻无法开工，发掘工作只好暂停。

梁思永将发掘器物做了初步研究，交与当地政府部分保存，取道热河回北平，以便沿途考察其他地方的史前遗址。10月21日，梁氏由通辽出发，经过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抵达热河，历时38天，跋涉上千里。其中在天山发现查不干庙遗址，在林西发现林西、双井与陈家营子等遗址，在赤峰城东北发现赤峰遗址。梁思永于塞外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文物标本，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对沿途地理环境做了考察，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

经过对热河与东北三省发掘材料对比研究，梁思永根据共同出土打制石器及印文陶（至少在热河）的特点，把西辽河以北之热河，同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划为一区；辽河流域（广义的）为一区（其特点是盛出磨制石器），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文化区系划分。随着对黑、热二地史前文化材料的鉴别、比较和认识，初步得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的结论。

一年之后，即1932年10月，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1分册，发表了长达44页近7万字，外加插图、写生达36版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并在中国和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思永此次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的问世，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特别在石器研究中，对在热河特别是查不干庙和林西、赤峰等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科学典范。与此同时，由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1卷于1932年11月在北平出版，以大量的事实所列四项理由否定了日本妄倡邪说者的鬼话。而《史纲》的第一条就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从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 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理论，并利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 的大海潮声。傅斯年这个声音与梁思永的发掘报告相为呼应，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国人大长了志气，日本小鬼子不得不在事实面前缩头猫脑，改辙更张，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了。

李济主持的殷墟第四次发掘工作开始后，在北平休整的梁思永接到指令，告别新婚刚刚三个月的爱妻李福曼，意气风发地来到了安阳。

此前，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带字甲骨而不被重视，当李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附近这些遗址的必要。于是决定在殷墟遗址的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鼓出地面、名叫后岗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加盟而来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由于梁思永是当时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位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独特“海龟”，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技能，都比其他“海龟”和“土包子”学者更胜一筹，即使是李济亦不能与之匹敌。在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燿、尹焕章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以超凡卓绝的旷代才识，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梁思永高度警觉，他凭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意识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假设成立，则意味着龙山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极富科学眼光的洞见，无疑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面对史语所同人“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 ，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赴城子崖遗址再度展开发掘，以验证此地黑陶与安阳殷墟所出黑陶是否为同一种文化。

1931年秋，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山东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第二次发掘。发掘的结果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了梁思永此前天才式推断的正确。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 ^[158] 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

城子崖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又率队返回安阳。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在后岗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时间先后划分的科学依据。这一伟大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 。梁思永对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有了划时代的飞跃。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沿着时间的脉络重新开始流淌，梁思永也由于这划时代的发现一举成名，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史一代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愿望。只是命运多蹇的梁任公早已身赴黄泉，无法与之举杯同庆了。

1932年春，在李济主持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一发现无疑较单纯地发现甲骨更具有科学考古价值和意义。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刘燿、石璋如为主力队员的考古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连续性发掘，并把目光由小屯转移到后岗和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南地、南台等处，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从未见诸史籍记载。

1934年秋至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此时，史语所考古组主力几乎全部调到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中来，专业发掘人员达到了整个殷墟发掘的鼎盛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还有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焕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寻（晓梅）、潘悫等考古组“十大金刚”（南按：又称“十兄弟”），另有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马元材、夏鼐（作铭）、王建勋、董培宪、李春岩、孙文青，外加史语所元老级人物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傅、李、董三人是作为视察的高级人员由南京来到安阳，穿梭于考古发掘现场，协助梁思永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与事务的。其间，黄文弼等监察人员参加了第十二次发掘工作，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徐中舒、滕固、王献唐，清华大学的闻一多携燕京大学的陈梦家，以及河南大学师生相继前往工地参观。一时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殷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将星闪耀，气势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50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人的数字。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冈的发掘，有五个最多，即：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其中“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洋一千元。本次工作102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85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此次发掘的收获，除了甲骨之外，仅从后来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展品目录总说明来看，“其中十之九出自安阳城西北十二里之侯家庄西北冈，十之一出自城西七里之小屯村北地。侯家庄为殷代陵墓之残迹，小屯村为殷代宫室之遗址”。

三次大规模殷墟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呈现，考古人员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坑。所发掘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1936年，继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YH127号商代灰坑中，一次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比之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其学术价值更高一筹。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十五次更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再度展开。此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华北地区已是战云密布，局势一日紧似一日。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与殷墟考古工作的最后诀别。

至此，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共进行了九年15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在世界考古史上亦属罕见。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 。

当发掘人员于匆忙中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喘息未定，额头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 胡适在摇摆中前行

1937年7月下旬，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庐山牯岭国防会议的傅斯年回到南京，开始处理中央研究院特别是史语所的各项事务。

史语所自1928年于广州成立后，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与国内局势纷纭变化不断迁徙，先是由“革命中心”广州迁到文化中心北平，进驻北海静心斋。再是由北平迁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最后迁至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厦，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住在一个大院，算是落地生根，安顿下来。

1936年春，继杨杏佛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不幸在长沙逝世，院长蔡元培示意傅斯年与其他几位所长协助自己共同邀请朱家骅接任总干事。 ^[162] 按中央研究院章程和权力划分，院长之下以总干事掌握实权，总揽全局。时朱身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勉强答应。是年冬，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对中研院总干事一职更无兴趣，再三坚辞，但无结果。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即有进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势，华北、华东陷入全面危急。面对危局，身兼多职的朱家骅显然已无法继续兼顾中研院事务了，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氏顾及各方面的情形，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因而，从庐山回到南京的傅斯年，开始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事务，史语所只是他掌控大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就在傅斯年上下奔波，忙得焦头烂额之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了。

1937年8月13日，驻上海日军与中国张治中部第九集团军因虹口机场的“大山勇夫”事件发生摩擦并交火，日军乘势向江湾、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8月14日，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上海对日作战。同时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张治中对日军发动总攻击。自此，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面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

8月15日，日本政府动员两个师团派往中国，并成立作战大本营，中日战争机器全面开动，就此踏上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分胜负决不罢兵的不归路。

8月17日，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学界要人出席了会议（有的派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傅斯年力主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平津重点大学，内迁长沙与南昌一带城市暂避。这个请求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响应与支持，很快形成了政府决议。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影响，下定决心与日寇一战。鉴于中国军事力量最多可支持六个月的现状，又希望在外交上得到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决定派胡适出使美国，蒋百里出使德国，孙科出使苏联，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与援助，压制日本的嚣张气焰。

8月23日，日军将领松井石根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在吴淞登陆，日军实力大增。9月11日，日军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等三个精锐师团抵达上海，与先头部队兵合一处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中国守军拼死抵抗。蕴藻浜、苏州河之战，双方死亡惨重，成堆的死尸阻断了航道，血流成河，浜水皆赤。

面对敌军强大攻势，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将领向蒋介石提出，淞沪会战当“适可而止”，中日军队武器装备悬殊，我军不要再做无谓牺牲，应从长计议，命令各部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介石踌躇再三，在攻守之间摇摆了几天后，闻见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增援部队正陆续到达淞沪战场，遂决心与敌拼个你死我活。9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各部死伤大半，已觉筋疲力尽，若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

9月18日以后，敌军攻势再度加强，中国军队气力不支，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顽强的守卫战。

就在淞沪战场炮火连天之时，蒋介石于指挥作战的空隙，专门召见胡适、傅斯年、钱端升等人，商讨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事宜。众人皆认为胡氏此次出使定对国民政府抗战有所补益。但此时的胡适却顾虑重重，表示不能从命。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局势日见迫近，与日寇是战是和的问题也突兀地呈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当此之时，主战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各派吵吵闹闹，难分主次。在诸多嘈杂纷繁的宏论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也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抗衡，中国应当想方设法避战“忍痛求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10年的和平。同时警告政府当局“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 。按胡适的设想，在这和平的10年中，中国可全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

因胡适在学术文化界以及青年人心目中的崇高声望，其声远播，观点分外引人注意，但这个声音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大学生们的指斥。随着日本军队步步紧逼，华北告急，抗日救亡运动一天比一天高涨，此时的胡适仍坚持他青年时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易卜生主义”，号召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就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努力追求知识，即易卜生所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为此，胡适受到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一片咒骂。一位叫作李祖荫的北大学生，在许多年后回忆1934年秋季于北大三院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时说：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蒋梦麟主持大会，讲了一段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主要目的是劝同学安心读书，不要过问国事。同学还克制忍耐，让他从容说完。他随即宣布请胡适先生讲演，声音甫毕，在静寂中突然一声，有如霹雳，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声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之，左右急剧飞舞，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只听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

尽管遭到自己学生的唾骂，但胡适似乎初衷不改，依然坚持暂时不能与日本开战，必须有一个较长的预备阶段之后方可言战。后来据胡适自己说，这个观点的形成与他在1933年春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有关。在这次为时两个小时的谈话中，蒋介石道及日本人的神速出乎自己的预料：“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的多的多！”当胡适问到中国军队能否抵抗时，蒋介石谓需要三个月预备期。当问及三个月后能否开战时，蒋答：“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仅此而已。

按照胡适的理解：“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摸到了底牌的胡适于1935年6月27日夜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以我观之，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二十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作战计划。……但日本不久必有进一步而不许他从容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

正是受蒋介石几年前所说“现在不能打”的战略思想影响，一介书生的胡适也就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暂时不能打，遂有了与日讲和的念头并公之于众。这一主张给胡适带来了“主和派”的称号，除了学生们的咒骂，还受到主战派的猛烈谴责与攻击。当时孙科、居正等国民党大佬，皆主张逮捕胡适，押入大牢灌辣椒汤或老虎凳伺候，以正视听。孙科是亲苏主战派，他当时有利用苏联方面的力量帮助中国制衡日本的构想，但此举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和呵斥，其道未得行施。

1936年7月，胡适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当选为副会长，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再次得到提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胡适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仍没有充足的准备，但事已至此，大战不可避免，且势在必战。只是在战之前，还要做最后的和平努力，并给予当局“外交路线不可断”的提示。7月31日，蒋介石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共进午餐，自认为不便说话的胡适在告辞时还是一吐为快：“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对于胡氏的进言，蒋介石连连称许，并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8月5日，胡适向蒋介石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 8月6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着重提出三条：一，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二，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三，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按照胡适的设想，通过外交努力，可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出乎胡适与一切鼓吹和平者预料的是，日本方面的强硬姿态和军队步步进逼的凌厉杀气，最终导致和平之路断绝，中国政府咬牙放手一搏，自此踏上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举国抗战的凶险之路。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呈胶着状态，全国军民士气有增无减。面对如此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和中国军队宁死不屈的精神，胡适在大受感动的同时，心境为之改观，认为中国守军不是想象的那样糟糕，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是可战的。而日本小鬼子并不是打不垮、压不毁、煮不烂的铜豌豆。受此形势和情绪影响，胡适思想随之转弯。又听说此前在五四运动中，躲在赵家楼被爱国学生一把火烧出来的亲日分子曹汝霖，也应邀上了庐山参加会议并表示今日中国非与日本拼一场不可了。 ^[172]

连一个被国人指斥为汉奸的曹汝霖都如此表示，可见中国面临的处境和人心向背。经过一番思考斟酌，胡适乃彻底抛弃原有的观点，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并产生了“和比战难百倍”的新观点。鉴于胡在美国知识文化阶层中的声望，蒋介石遂产生让胡适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的战略构想。但此时的胡适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贸然出国，会招致自己贪生怕死的非议，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极度情绪化地谢绝使命，并说：目前“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

胡适的坚持使众官僚很是为难，在蒋介石亲自出面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蒋让傅斯年单独与胡适交谈，力促其出洋为国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来苦劝，但胡适仍不答应。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着眼泪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听到这里，胡适深为所动，同样流下了热泪，遂以“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为由答应赴美。

同年9月8日，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即将进行一场血战的南京，由武汉转赴欧美。临行前，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主和派干将们清楚地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并劝对方不要太性急、太悲观，认为：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翁詠霓、陈布雷、孟真、枚荪、之椿、慰慈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

尽管胡适舍不得离开战火纷飞的家园故土，但又不得不为民族的使命远走他乡。1937年9月23日，胡适辗转多日终于抵达檀香山，26日抵达旧金山，开始了自嘲为“过河卒子”的非正式外交使节生涯。

当胡适到达华盛顿，随驻美大使王正廷首次去拜访罗斯福总统时，罗氏颇为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并有“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等语，胡适听罢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美国佬对中国如此轻视。但中国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胡适有些激动地予以肯定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通过胡适的进言，罗斯福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军事情形，同时也理解了中国人民需要美国政府“拉兄弟一把”的迫切心情。只是当时的美国奉行“中立主义”政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中国、日本还有其他什么东亚或南亚国家如何开打，打到什么程度，是你死还是我活，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最后打出个什么名堂，美国都是采取袖手旁观、绝对置之不理的态度，舒舒服服地过好自己的安稳日子。这个政策令身居总统高位的罗斯福对胡适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临别时，罗斯福紧紧握住胡适的手，态度极为诚恳地说了些安慰的话，嘱咐不要着急，此举令胡适深为感动。

1938年9月，国民政府召回在美国四处碰壁、过街老鼠一样的无能大使王正廷，于17日发表了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任命状：“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

当天，胡适接到了电令，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142] 《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中所提到的罗振玉（1865—1940），浙江上虞人，古文字与古器物学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携王国维等及家人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37年退休后，死于旅顺。

在政治立场上，罗氏由保守逐渐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罪人。但他在艰难困境中仍把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整理金石文字、抢救清宫大库档案及敦煌文物、校勘善本古籍、流传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释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罗氏对甲骨文的研究和甲骨学的创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影响。由于他与王国维在这一学术领域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甲骨学被学术界称为“罗王之学”。后来由于董作宾、郭沫若的加入，甲骨学界遂有了“四堂”之说，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统计，从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国内学者收藏外，许多都流失到了国外。另据胡福林统计，殷墟科学发掘前，外国人收购的有字甲骨约5.5万多片。（孟世凯《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载《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见罗振玉等人当时对殷墟甲骨被挖掘一空的猜测与说法并非凭空想象。

[147] 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1929年后，马氏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另，关于安阳发掘是选李济还是马衡的问题，除张光直所言，还有另外一个插曲。那就是在此前的1926年6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与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结盟，成为东方考古学协会。但这一协会在成立之后，就学术路数与研究方向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竟不了了之。这一分歧最终导致北大考古学派的衰落与清华学派的崛起。据对这一协会做过专题研究的桑兵说：“中日双方在东方考古学协会内部的分歧，最终还是削弱了日本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力，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就和影响反而不及清华研究院。日方重视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原因之一，是后者（南按：当为前者，即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北京的考古学机关中具有官学至尊的地位，这看重政府行为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对华施加影响的有力支撑。与此相对，他们视美国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的考古学机构为‘私学’的代表。清华研究院以人类学讲师李济为主，设有考古学陈列室和考古学室委员会，由李济担任主席。凭借较多的资金以及和美国考古学家的有效合作，清华研究院的考古学稳步发展，成效明显，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台柱。该所成立时，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主动提出想参加考古组，但遭到傅斯年的拒绝。在傅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选是从事新兴考古学的李济而非金石学家马衡。”（参见《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所长杜正胜将以上问题又做了进一步引申与推理，他提到1979年夏鼐在记述考古组主任产生时曾说过，“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夏鼐所说的金石学教授指马衡（字叔平），年轻学者指李济。对于这一说法，杜正胜认为：“夏鼐虽在史语所工作过，唯其生也晚，对创所的历史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语所成立时的运作，成员不是院长选的，故多想象之词。史语所设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学术，不是要找闻名的老教授来装点门面。十七年十二月，李济给傅斯年的信谈董作宾第一次安阳发掘，提到‘北大马叔平曾间接表示欲参加此事’，探问傅的可否。可见史语所一成立，马衡就想加入。过了快一年，马衡同时写信给傅斯年、李济与董作宾，正式提出参加考古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绝，李济向傅报告他与董作宾商酌过，完全赞同傅的决定。他说‘彦堂已拟以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地回复他’。这无关乎人事倾轧，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方法的歧异；如果说是门户，那也是‘道’不同的缘故。”

杜正胜又说：“学问有新旧，人有老幼，但二者并无必然关联。傅斯年拒绝前辈学者马衡（时年四十七岁）于千里之外，却对另一前辈陈垣（时年四十八岁）欢迎之唯恐不及。……傅斯年与陈寅恪那么竭诚欢迎陈垣，就是因为他的敦煌研究是‘今日学术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预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陈寅恪语）。陈垣和史语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绩斐然，可以让欧洲和日本学者不敢轻视中国无人，故引为同道。”（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在他的眼中，陈垣乃当之无愧的“预流”者，可惜的是陈垣一生终未能入主史语所成为专任研究员。

[148] 据考古学家石兴邦在一篇回忆郭宝钧的文章中说：“他（郭宝钧）在考古生涯中，也遇到些不尽如人意处，传说他在中研院时期，不被当时领导所重视，因为当时中研院集中了好些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博士和根基深厚的国学饱学之士，而他是一个土专家。听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明知他不懂英文，有时和他用英语说话，是捉弄他。”

对郭宝钧遭到的这一不幸，石兴邦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倒不相信傅先生有捉弄他的意思，因为当时在史语所学者间用英语讲话是常事，我在大学的几位老师就是史语所的研究员，有时和你谈或解释某个问题时，间或用几句英语。我在大学三年级时，给凌纯声院士当助手，在他的套间办公，有时也用英语问话或找材料。我想傅先生用英语向他问话，是习惯使然，不会有恶意。”（石兴邦《我所知道的郭宝钧先生》，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日）

或许，石兴邦的解释有些道理，但作为留洋的“海龟”，总在一些“土包子”面前呜哩哇啦地说一些鸟语，总让局外人感到有显摆之嫌，尽管毫无恶意，但令听者感觉不怎么舒服。1945年7月，傅斯年一行抵达延安对中共领导人进行访问，在和中共领袖、当年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长谈时，傅斯年似乎没有用中英文混合的词汇来应对毛。究其原因，在安阳的郭宝钧只是一位普通的“土包子”工作人员，而此时的毛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月薪只有8块大洋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了。看人下菜碟，傅斯年也未能免俗。

[158]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做过重要贡献。他于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张謇之聘来华任矿政顾问，此前他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曾两次率考察队赴北极、南极探险，对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探寻、求知欲望。1910年任国际地质学大会秘书，并组织过国际性的铁矿资源调查活动，主编了《世界铁矿资源》等学术名著，当时已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地质学家。来华初期，在丁文江主持的地质调查所协助下，安特生对中国北方的煤铁资源，如斋堂煤矿产煤和储煤情况，华北龙烟铁矿的发现与调查等做了大量工作。由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和军阀混战状态下的北洋政府，“没有人会利用他这样的专家”，导致这位年薪18000块大洋的顾问（当时北大名教授的月薪是300多块大洋，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月薪大洋8块）长期处于休闲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安特生偶然于北方地质调查中发现了古生物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同时敏锐地感觉到其中蕴藏的巨大科学价值，从此他的兴趣和热情迅速转入了中国史前考古发掘与研究领域。在地质调查所主要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的支持下，安特生从瑞典方面争取到资助经费，以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任委员长的瑞典中国委员会（1919年成立），先后向中方提供了85万克朗的资助。正是得此慷慨资助，安特生才在中国大地上大显身手，先后在内蒙古发现了绥远青铜器，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著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在甘肃发现彩陶等，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仰韶文化”概念，并成为中国学生历史课本中的重要一页。在这一时期，安特生通过对北京西南的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等地区化石的调查研究，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大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研究。（参见戴问天《为中国科学“打工”的洋人——地质调查所开展对外科学合作的启示》，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13日）1926年，安特生衣锦荣归，在他的祖国受到了空前隆重的迎接。不久在斯德哥尔摩筹建了远东古物博物馆并出任馆长，以整理所搜集标本终了一生。安氏有《中华远古文化》《黄土的儿女》等英文著作问世。

1927年1月10日，梁启超在清华园观看李济运回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器物后，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永写信：“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所谓“这个案”，就是指学术界争论许久的中国文明起源是土生土长的，还是由西方传入的问题。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兴起，部分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心理也随之膨胀，不承认中国古代文明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如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德人祈尔歇（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6）就提出中国文明源于埃及说。此人在1667年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图说》一书中，说《圣经》所载的闪的子孙率领埃及人来到中国，把古埃及文字传授给中国人。此后持中国文明西来说者层出不穷，一个共同特点是否认中国文明的远古起源，不相信远古的中国人会创造出辉煌的文明。（参见李学勤《古代文明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载《炎黄文化研究》，第3辑，1996年）

1983年3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针对颇受争议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在日本做了几场演说，夏氏称：“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西方，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这种说法，很久以来就有了。18世纪后半，法国人约瑟夫·德·岐尼（Joseph de Guignes，或译德经）认为，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另外两位法国的汉学家波提（M.G.Pauthier）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说法。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将中国文明和美索布达米亚的乌尔地方的迦勒底文明相比较，也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英国的理格（James Legge），提出了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之说。德国的李希霍芬也主张中国人是西方移入之说。”而“上述种种说法，无非都是出于假设。但安特生发现了彩陶并指出这和苏联中亚的安诺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相类似，于是为西方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事实上，自1921年始，安特生在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由于发掘了河南省仰韶遗址，调查了甘肃青海地方（1923—1924），因而搜集了大量的彩陶。在这个基础上，他将甘肃的史前文化分为六期，构成了当时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分期的标准。由于彩陶的发现与分期，安特生也力主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个臆测的学说对东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号称中国学术界新派领袖的胡适也为其所惑，并大放厥词，胡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的安特生，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见《古史辨》，第1册，第120页）但后来通过李济、梁思永、刘燿、夏鼐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终于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的妄说，包括安特生本人在内的东西方学术界人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并认为商代已属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为此，胡适也不得不破除他持之甚坚的“商是新石器时代”的荒诞言论，改为：“在整理国故的方面，我看见近年研究所的成绩，我真十分高兴。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今安阳发掘的成绩，足以纠正我的错误。”（1930年12月6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演讲词，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条）

中国学者经过长期努力得出的学术成果，不但推翻了安特生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还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于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

[162] 杨杏佛（1893—1933），名铨，以字行，江西玉山人。1911年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11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工商管理和经济学。1920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科教授兼主任，后任东南大学商科主任。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5年同恽代英等成立“中国济难会”。1927年任蔡元培主持的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代所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1932年12月18日，参与蔡元培与宋庆龄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同盟筹备委员会副会长兼总干事。此举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诛锄异己分子大为不利，双方发生冲突，势若寇仇。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高层指使特务暗杀，并以炸弹及恐吓函送蔡元培寓所以示警告，蔡乃迁居沪西以避之。从此，蒋介石与蔡元培之间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算是彻底了断了。

与杨杏佛同为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的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了杨氏的葬礼，送殓时，天逢下雨，鲁迅触景生情，有《悼杨铨》诗传世：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死后一周年忌日，也就是1934年6月18日，学术界胡适、李济等人尊称的“丁大哥”，时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被誉为“中国地质学之父”的丁文江，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请求，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上任后，以他的精明才干，很快为研究院按西方学术模式创设了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机构，从制度上完善了中央研究院的机构职能。一系列机构的创立，标志着中央研究院从一个半新不旧的学术团体，过渡到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学术研究中心。1935年12月初，丁文江应铁道部部长顾孟馀之请，到湘南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12月8日，丁文江在衡阳铁路局招待所晚寝，是日暴风骤雨，温度陡降，因下矿而一身疲惫的丁氏遂将室内门窗全闭，沐浴入寝，倒头便睡。谁知是夜风雨过猛，壁炉中煤烟不能上升，倒灌室内，遂致中毒。9日晨，呼吸急促、奄奄一息的丁文江被仆人发现，请路局医生救治，后辗转至声名赫赫的长沙湘雅医院施救。1936年1月5日，医治无效，病逝于湘雅医院。

丁去世后，傅斯年曾撰文以告国人：“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载《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

[172] 五四运动对曹汝霖刺激很深，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据曹汝霖云，抗战前他曾受邀到庐山谒蒋介石，并在庐山住了数日。曹说：有一天蒋招待午餐，并相约到别室谈话，“蒋先生精神充沛，态度从容，没有自尊自大之意，却有诚恳亲近之感。坐定后，他即问，你对日本战事，怎样看法？我略谦逊道，我以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经过五六年，当时日本政府尚无扩大战争之意，且有控制军人之力，那时却是谈判的机会，可惜张宋两位都没有与他们诚意谈判，失此机会。后来日本不守塘沽协定，节节推进，占领地方已不少。虽然占领的只是点与线，已使国军攻守为难。目下日本政府已没有控制军人之力，要想和平解决，慑于军人，无从谈起。军人气焰愈高，欲望越大，少壮军人已渐抬头。此时我们决不能谈和，为民族为国家，只有抗战到底一途了。蒋听了微点首。……后众异问我，君向主亲日，何以对蒋先生说抗战到底的话，莫非违心之论？我曰不，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我主张亲日，不是亲帝国主义者的日本。现在他们侵略我国，与我为敌，怎能再讲亲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

抗战爆发后，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的官员出来任职，曹、陆、章三人都拒绝了，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华北伪政权给他挂了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据说曹汝霖并无实权，从不到职视事，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亦被挂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抗战胜利后戴笠进北平捉拿汉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来。后来曹汝霖给蒋介石写信，声明自己一直经商，从未出任过伪职。蒋接信后让戴笠放人。戴笠并当场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证明他也不曾出任过伪职。蒋介石问明其人就是五四运动中挨打的那个“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0G/g/dCf47dV1gGmCfOpGetWs/aOg9QDM2rKD0kirasX79n7tRcL1zDnjMFtw1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