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雄辈出的时代

◎ 波滚浪涌的北大校园

李济从清华大学转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职，离不开时势造英雄的际遇，但更多的是他自身的学识与人格光辉所铸就的必然结果。以李氏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身份、地位和声望，倘若一生没有入主中研院史语所，并位居前几把最为显赫的交椅，不仅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亦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人类学这门科学的损失。

1928年10月底，李济以清华研究院导师的身份赴美讲学归国，路经香港，就在停留的短暂空隙，与一位在中国未来政坛与学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级人物——傅斯年相遇了。

关于二人初识的经过，李济后来有一个简单的叙述：“因为我向来不曾到过广东，所以顺便到广州去看看。又因为我不懂广东话，而那时刚成立的中山大学，有许多从北方来的教授在那儿教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那儿，我只是去碰碰看。谁知一去，在门口碰到清华的老教授庄泽宣先生，我们彼此很熟。他一见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正有人在这儿找你呢！快去快去！我带你见他去！我不免吃了一惊，问他什么人要找我呢？他说：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李济大吃一惊，他虽没见过其人，但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听罗家伦谈到其人在五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心中不免生出一种敬佩之情，于是便随庄去见傅。李济说：“他跟我谈的事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件事。谈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工作。” 正是这次会谈，决定了李济未来50年的考古学术历程。

李济偶然结识的这位傅孟真，名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据说傅以渐的这位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这位现代“圣人”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训练，于1913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连连夺魁，四年考试三次列全班第一，一次屈居第二。1916年秋，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大有羽翼丰满、一飞冲天之势。而这个时候的傅斯年自我感觉良好，一般的同学甚至教授很难被他放在眼里，气焰之盛为同学侧目。据傅的同班同学伍淑回忆说：“民国五年下半年，（我）在北大上课的第一天，大约在一个上午，上什么历史，一位有长胡子的教员来了，分到三张讲义，仿佛都是四个字一句的。上课半小时，黑板上写满了讲义校勘记，感觉到乏味，于是开始注意班上的同学；发现第二排当中一位大胖子有点特别，因为教员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下了课，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马一样的同学在课堂的角落谈起天来了，围起一班同学来听，议论风生，夹杂些笑声，我就很欣赏他的风度，到他台子上一看，放了几本检论，上面有了红色的批点，却没有仔细去看它。下了课，回到宿舍，才打听到他就是山东傅斯年。有几个老同学就说：‘他是孔子以后第一人’，这是我对孟真的第一个印象。”

正因这个场面与印象，傅斯年在伍淑的心目中高大起来，且有点高不可及。伍淑继续回忆道：“以后我就常常走近他的身边，想同他打招呼，他总是若理不理。一天，我是忍不住了，很唐突地同他谈起天来，说不到几句，他回过头去，背起书来了，我也只好很不高兴地走开。”

傅氏这种耿直、张扬的性格，为人与处世态度，以及盛气凌人的做派，可谓一直到死，都没有改变。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一个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最稀有的天才”和“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的伟大学人。

傅在北大学习的后期，因有了陈独秀、胡适之等几位新式教授像孙悟空一样翻着筋斗来回折腾，使原来就不平静的北大校园风生水起。随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骁将加入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行列，有别于传统文化思想的文化主张，更是领一时风骚，“欧风美雨”外加从伏尔加河畔刮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座古老的校园中吸收融合，在文化、教育界产生了极大震动，一场被传统派视为另类文化运动的号角就此吹响。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与主义，于“铁屋子的呐喊”中向四面八方呈波浪式辐射。

大潮涌动中，傅斯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等20余位学生，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作《新潮》的刊物，聘请胡适担任该杂志顾问，学着《新青年》的样子与吴宓等人搞的《学衡》大唱反调，猛力鼓吹与传统学术观念、文化思想不同的另类思想与文学。 ^[100] 这一做法得到许多同样具有另类思想的年轻人与激进分子欢呼与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了以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特别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拼死抵制，双方皆以手中的笔做投枪、匕首，你来我往地对刺起来，并有不把对方刺倒打垮决不收兵之势。

当此之时，无论是被呼曰国粹派的黄侃、辜鸿铭等老夫子，或被称为大搞“歪理邪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辈，还是刚刚崭露头角、大受时髦青年欢迎追捧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在一旁敲边鼓的文化新锐，甚至包括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汪敬熙等等各色人物，心中极为清楚真正让他们在北大校园内兴风作浪、交锋对垒的后台老板，乃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只有蔡氏秉持“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才使一座制造官僚政客的京师大学堂从一具僵尸中蛹化而出，成为“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和“有着希望的前途” 的新北大。

出生于浙江绍兴府的蔡元培，作为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曾经在日本和上海等地与他的同乡，也就是那位整天高呼要造反杀人的女界名流——秋瑾秘密联系，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埋头为革命党人制造炸弹，准备搞一场震撼世界的恐怖活动——刺杀大清国皇亲国戚与王公名臣，以达改朝换代的目的。 就中国的恐怖分子或曰刺客而言，自战国末年的荆轲之后似乎再没有形成什么像样的气候，是谓“荆轲之后无荆轲也”。直至清末民初，这一职业才又复苏，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动荡社会中再度勃兴。当此之时，整个世界都似乎沉浸在打闷棍、刺杀与劫掠的风浪之中，无政府主义暗杀更是风靡全球。热血青年趋之若鹜，大街小巷不时传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啸叫，更有“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等等狂吼。流风所及，中国留学生和革命党人如徐锡麟、秋瑾、汪兆铭、蔡元培、任鸿隽、周豫才（鲁迅）等等，纷纷投入到这股大潮之中。

蔡元培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身材矮小，行动利落稳当，“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读，而并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 。朴素谦抑的蔡元培，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这是蔡元培给青年学人、后来一度出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留下的印象。

就蔡元培本人而言，把硫黄和硝酸包裹在铁片和石块里制造出的炸弹，可以将一个王朝残破的躯体炸出几个血洞，让其在流血中慢慢死去；而改造一所堕落的国立大学堂，同样可以制造出爆炸力惊人的文化炸弹，把整个中国腐朽没落的思想和体制炸个天翻地覆。为此，1916年正在法国考察避居的蔡元培，受教育部电召回国，于12月22日的“大风雪中”，迈着沧桑的步伐，伴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的呼号，跨进刚刚经历过一回帝制复辟的古城北京，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1917年1月4日，时年49岁的蔡元培于北京古城晦雾缭绕的“三海”岸边匆匆绕过，轻健沉稳的身影迈进高傲中透着古怪的北京大学门槛，在宽敞漆亮的校长交椅上坐定。自此，这位前清翰林的后半生，便与国家、民族政治文化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蔡元培这一与往昔大不同的举动，为当时中国僵硬得如干尸状的教育体制开辟了一条化腐朽为神奇的通道。面对蔡氏的雄心锐气，当朝腐朽官员和御用策士们深感震惊，以少有的清醒及政治洞见做了如下预言：蔡元培之入主北大，北洋政府“无异猪八戒肚中吞了一个孙悟空”，是自取痛苦和死亡的不祥征兆。无奈情势所迫，潮流浩荡，不管是当朝的“猪八戒”，或山中魔兽还是朱仙群党，皆顾不得许多，只有听凭这个制造炸弹并心怀异志的“齐天大圣”钻进自己肚中，挥舞金箍棒翻着跟头上下折腾了。

当胸有成竹的蔡元培从那把稳坐的校长椅子上起身时，北京大学储存日久且透着腐气的一潭死水，已被投下了坚硬如铁的“知识革命之石”。死水翻起微澜，浩荡的波浪即将腾起。在北大那长满苔藓的校园和潜伏着蓬勃生机的宽阔讲台上，怀揣新思想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校长与他的同事及学生们一道，共同负载起抗争与奋斗、梦想与追求的新使命。在周围尚处于蒙昧与混沌状态的历史时刻，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6字箴言。这个光芒万丈的治学方针，如大海潮声，振聋发聩，故都上空，犹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 。自此，故宫脚下那个日渐沉沦腐败的原京师大学堂，渐成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一代又一代人类的梦想，都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北大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是成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的摇篮。这个摇篮在散发出科学与民主精神光辉的同时，也“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崖层” 。

就在这个崖层之上，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派学界领袖人物统率的革命闯将，在与强劲的老派对手黄侃、辜鸿铭等名流交锋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古老的京都与中华大地迸发出一串串耀眼的火花。火花闪耀中，蔡元培亲手制造的文化炸弹，一不小心被点燃了引线，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伴着声声怒吼，终于爆响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 从北大到柏林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学潮——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为纲领，反帝爱国运动大幕由此拉开。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和街头闾巷，风卷浪滚，泥沙俱下，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骁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比“土鳖”稍高级的“一只稀有蟋蟀”（罗家伦语），却正因为稀有，才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学潮爆发后，只见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 。学生们呼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还我青岛”等口号，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后，又赶赴赵家楼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 ^[110] ，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从而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大震动，号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爱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一页。

关于傅斯年在五四运动特别是游行示威中的具体身份和地位，傅氏本人一生很少向人提及，虽在1944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运动25周年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回忆性文章《“五四”二十五年》，但对此细节仍未触及。这顶“总指挥”的纸糊高帽，无疑是社会中人和后生们强行给他戴了上去，以示对其人其行的崇拜景仰之情。从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张国焘、许德珩、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的回忆看，关于傅任“总指挥”的问题尚有探讨的空间。罗家伦说：在火烧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之后，游行的学生们在北大院内开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 。与罗氏之说不同的是，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打傅者乃一名叫胡霹雳的陕西人。胡先是一拳把傅的眼镜捣飞，傅大怒，晃动高大身躯只一脚便把胡霹雳踢于台下，接着又跃下台阶，呈武松打虎状，骑于胡的后背照准对方头部狠狠地抡了几个“霹雳拳”，胡当场被击昏不省人事。后有人问及傅斯年与人打架取胜招数，傅豪气飞扬地认为是靠自己肥胖的体积乘速度，如此结合便爆发出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可一举将对方打翻在地云云。

傅斯年被打后为何戛然而止，与波急浪涌的伟大反帝爱国行动决绝，当然不是姓陶的或胡霹雳捣了一拳，或一个“万念俱灰”可以简单概括和解释的。就当时的情形论，傅氏一定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或顾虑，只是这许多的想法在刹那间突然爆发而已。许多年后，蒋梦麟回忆说：“我认识孟真远在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 蒋氏之说若果真属实，那也是五四之后的事情，似与当天傅氏被打了一拳下台并放弃继续参加运动无关，其中必然另有隐情。

另一个说法是，有几个学生秘密社团——多数是无政府主义组织，有意在4月下旬就要搞游行示威活动，并于五四前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严惩曹汝霖、章宗祥等媚日官僚，并做了携带小罐燃料与火柴烧毁赵家楼曹宅的计划（南按：后来曹氏向总统府控告赵家楼被烧情形时，就认为是被学生们用汽油等燃料所烧）。当时与无政府组织有联系的一个同盟会的老会员，为了使学生能够辨认章宗祥，把章的照片弄到手后转给这个团体成员观看，以便在殴打时能找准目标。而这一秘密活动，作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却被蒙在鼓里，其他几位头目同样不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个无政府组织社团怕秘密外泄，于是在5月3日晚的紧急会议上利用各种方式说服其他同学第二天开始行动，即“利用了当时的大众的普遍情绪，争取到施展暴动的机会” 。若这一事实真的成立，学生队伍由北大至天安门再转入赵家楼，直至破门而入强行闯进曹宅之后突然火起，傅斯年等几位学生领袖已无法控制局势等等这一隐情，则得到一个相应而合理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傅在当时和之后，一直是不赞成学生们到曹家进行打砸抢烧行动的。罗家伦也曾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者、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亲口说过，“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但打砸焚烧的事情还是出乎傅、罗等人意料地发生了。当时有5个跳窗子的学生很快引发了传奇性的猜测，传说第一个爬墙跳窗进入赵家楼曹宅的是傅斯严，即时在北大预科就读的傅斯年之弟，当天他与未赶上撤退队伍的32名学生被当局逮捕。傅斯年在北大校园演讲台上正和姓陶的或胡霹雳挥拳飞腿地互殴之时，傅斯严正关在狱中生死不知，并且此次运动有被别有用心的党派和政客利用的苗头和危险——所有这一切，当是导致傅斯年此次退出风头正健的学生运动的根本原因。 ^[115]

纵观傅斯年一生，号称“绝不参与政治”的他，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糊涂的莽汉，且有许多聪明过人之处。这种聪明才智既来自他童年生活环境的熏陶，如梁山好汉们以造反起家，而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精神浸淫（南按：傅的家乡聊城出过武大、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等《水浒》人物，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即在聊城所属的阳谷县），也来自他那个聊城大家族的血脉传承，即儒家学说中“正统”“忠君”思想的价值观。这一殊途同归的儒道墨法等诸家的杂交文化对其影响之深，从他后来对蒋家王朝这个以股份制形式合伙拼凑起来的政府班底，不抓上头，只抓下头，不揍蒋介石本人之头颅，专捏其两位下属（孔祥熙、宋子文），搞得蒋介石整日喊痛并快乐着便可显见。而当解放之时，他作为铁杆的“忠义之士”追随国民党政府横渡台海，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更是明证。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一生的可惜之处就在于读书太多，否则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成不了项羽、刘邦，也应比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或他自誉的“不过是陈胜、吴广”之业绩要辉煌得多，最次也不至于以“中国最稀有蟋蟀”和一个“傅大炮”或“一只学界大鳄”等名声流传后世。但历史没有假设，人间世事纷纭，形势比人强，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频频出镜亮相的英雄豪杰，可惜可叹者何止傅氏一人哉！

世人看到的现实情景是，就在五四运动掀起的狂涛巨澜尚未消退之时，北洋政府对支持学潮的蔡元培等十分不满，认定学生运动与北大提倡的思想和“歪理邪说”关系甚大，拟施以颜色并加以收拾，甚而搞出了一个查封、解散北大，惩办校长等等的秘密行动计划。校长蔡元培成为众矢之的，处境艰危。好在蔡氏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杰出人物，能沉着果敢，既不为权势所惧，又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经反复交涉，终于如愿。当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后，蔡元培为避其锋，也为了消解北洋政府的怨气，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回到家乡聊城休整，个人前途命运处在一个历史夹缝和悬空之中。瞻念前途，一片迷茫。

就在傅斯年心烦意乱、拔剑四顾之时，新的命运之门再度向他敞开。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的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压倒性优势登榜。尽管如此，主考方并没把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放在眼里，反而因傅斯年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者的好事，他立即成了权贵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和打压攻伐的对象。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 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等为由，拒绝录取。这个听来令人悲愤的说辞，是否就是傅斯年在火烧赵家楼后，所思所虑和所担心的主体尚待考证，但就当时的情形言，大部分官僚政客与相当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心怀反感与恼怒。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代理省主席的何健，曾公开宣示他的愤懑之情，谓胡适之流“倡导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煽惑无知青年” 等等，藉此可见社会政治情势之复杂，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之多。假如傅斯年有这样一种不祥的政治嗅觉，他在北大演讲台上被姓陶的或胡霹雳猛打一拳后悄然退出，便可得到进一步合理的解释，否则将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不管傅斯年当时和之后的想法如何扑朔迷离与不可捉摸，当他站在济南考场之外准备仰天出一口长气时，随着风云突变，心中的辉煌大梦瞬间成了狗咬尿泡——一场空。这个结局，令傅氏深感当头挨了一记闷棍，顿时天旋地转起来。

是成为一只“海龟”还是“土鳖”，就在决定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斯年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并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 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儿来，一些具有文化良知或良心未泯的官员，也趁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一片嘈杂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做出让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 正在济南一间小旅馆垂头丧气的傅氏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亲娘！”眼珠一翻，差点惊昏过去。待跑堂的店小二弄来一碗凉水灌下，傅斯年才缓过劲来，并迅速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渍，意气风发地回到了家乡聊城准备出国事宜。

同年12月26日，傅斯年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先到北京大学与师友告别，然后动身去上海，再乘轮船赴大英帝国，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动身之前，蔡元培在学界呼吁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声中重返北大任职，师生二人得以于风暴中心的古老京城相会。蔡专门题写了“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的对联赠予傅斯年，寄望于这位北大出身的青年才俊渡洋后学有所成，将来折腾出一番开天辟地、震惊寰宇的大事业、大事功。傅斯年深受鼓舞，以同样的雄心壮志期许未来。在向北京大学《新潮》同人发表告别演说时，傅流露了自己对政治现状与政治运动的态度，说道，“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并进一步断言：“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因而，傅斯年表示从此时起，下定决心要潜心学术，不再关心政治，不再过问政治。他坦诚而直白地奉劝《新潮》同人：

（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养成一个“真我”。

到达英国后，傅斯年先入伦敦大学跟随斯皮尔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矿物学等等学科。1923年9月，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的一代宗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弟子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 傅氏之所以中途由英赴德，一个重要缘由，是因为中国的俞大维与陈寅恪两位天才人物在此就读。

傅斯年与陈寅恪相识，是他在北大读书时，经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四年。当此之时，20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名声仅限于北大校园。而26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许多年后，当在英国的傅斯年听说陈寅恪与他的姑表弟俞大维正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时，心中大为惊喜，立即有了转学的打算。当时德国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力学，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出于对陈寅恪为人为学和道德力量的敬仰，以及对柏林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氛围与显赫声名的尊崇，傅斯年卷起铺盖，身背一捆英文、德文、中文等各种文字的书籍，外加一把打掉嘴儿的中国陶制茶壶，离开学习了近四年的伦敦大学，进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与俞、陈二人在一个屋檐下携手并行，共同度过了三年时光。

傅斯年转学前后，柏林大学除陈寅恪、俞大维等几人外，原在北大的同学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也陆续从欧美各地转到此处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会聚在柏林街头巷舍，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中国留学生部落。这个群体凭借自己的天才加机遇，经过数载寒窗苦读，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力，皆成为出类拔萃的一代人杰，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释放的能量，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据毛子水回忆，自己刚转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傅斯年就跑来对他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毛子水听罢，对傅氏这位昔日北大同窗的话不以为然，但自从与陈、俞二人接触并暗中过了几招后，很快就相信且从心坎里佩服二人超拔不群的天才与渊博的学识。而陈寅恪和俞大维对傅斯年所显露的才气、霸气与超人的识见，同样敬佩有加。俞大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学的是哲学，成绩名列前茅。来柏林后，研读的兴趣与方向由数理逻辑渐渐转入文史，并打算以此为终生事业。当他和傅斯年结成朋友后，自感力不能敌，遂对毛子水慨然叹道：“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遂弃哲学与文史，潜心研习数理专业，终成著名的数理和弹道专家。

柏林求学时代的陈、俞、傅三人，其才学与交情颇有点像三国时代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味道，只是当年刘、关、张具有封建时代的君臣思想与腐朽气息，而陈、俞、傅则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同学加挚友关系。后来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则是陈寅恪促成。而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嫁给傅斯年，同样得益于俞、傅二人在柏林大学结下的深厚友谊。三人离开柏林许多年后的1970年，在台北的国民党前“国防部长”俞大维，对自己的经历及与陈家的关系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本人与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本人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副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右铭（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本人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本人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三位先生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

俞大维文中所说的三代世交，是指俞的外曾祖父曾国藩一家与陈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俞的父辈俞明震与陈寅恪的父亲、前清吏部主事、诗人陈三立，俞本人与陈寅恪兄弟等三代的密切关系。两代姻亲是指俞、陈两家与曾国藩一家都有至亲，而俞大维与陈寅恪既是姑表兄弟，又是郎舅之亲。俞大维的姑母是陈寅恪的母亲，俞的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同胞妹妹。1927年，俞大维之妹俞大絪重返曾家，与曾国藩的侄曾孙、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曾国藩二弟曾国潢之重孙）结婚。1934年8月，傅斯年娶俞大维最小的妹妹俞大綵为妻，与俞大维成为郎舅关系。从此，傅斯年与俞家、陈家、曾家结成了扯不断、紧相连的亲友圈。而这一姻缘，皆得益于德国柏林的风云际会。陈、俞、傅三位同学，外加曾昭抡和曾昭抡的妹妹曾昭燏等等圈内人物，在日后几十年风雨苍茫岁月里越发亲密，情同手足，彼此照拂，共同闯过了一道道难关险阻。抗战期间陈寅恪眼睛失明前后的经历，更见出这种关系映照下的真情厚爱。

1924年，赵元任与夫人杨步伟离美回国，途经德国柏林，曾与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等中国留学生相见并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据杨步伟回忆说：“孟真与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 后来傅归国后到中山大学任职，就与赵元任向当时负责校务的朱家骅间接荐介有很大关系。

1926年9月，经历了七个春秋寒暑的面壁苦读，装了一肚子西洋墨水而今非昔比的傅斯年，作为一只比“海龟”还要威武生猛的巨无霸式学术“大鳄”，告别欧洲大陆，自马赛港乘船向阔别日久的故国驶来。时年傅斯年31岁，正是他留学前自己设定可以“在社会服务”的年龄界线。

当傅斯年随船越过浩瀚的印度洋，刚刚在远东香港岛晃晃悠悠地登陆，尚未抖掉满身带有咸腥味的水珠，身居南国广州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时在中山大学主持校务工作的副校长朱家骅得到了情报，并立即着手撰写聘书，请傅氏到中山大学任教。历史在不经意间把傅斯年的人生前程与朱家骅紧密维系在了一起。 ^[126]

◎ 狭路相逢

傅斯年在回国前已有耳闻，广州一隅得西洋风气之先，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幻。随着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作为国民政府的龙兴之地，看上去很有点生气与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场拍板儿，表示愿意应聘，但先要回山东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谈妥之后，傅斯年回山东聊城小住时日，于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孟博）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这是傅斯年与民国时期学界最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朱家骅相见、交往的开始。从此，二人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后来一个从政，一个是亦官亦学，走着不尽相同的道路，但人生际遇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未来二十余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共同度过了相互信任与协作的难忘时光。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上任不久，朱家骅发现此公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 不愧是学界难得一见的具有天才处事能力的领袖型“大鳄”。只是这“大鳄”在目空天下士的同时，还算心中有数，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己，并以过人的胆识、才气加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在傅的策划和主持下，文学院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

令人扼腕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此前，鲁迅在北平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战，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咒骂，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也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鲁迅认为的后台老板胡适等西洋“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欧美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都没有好感。更因此前有人揭露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此事。陈氏一听立感奇货可居，正是攻击鲁迅的好机会，便写了一封揭发信，由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源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为此，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躲在背后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128] 直至“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南按：其间鲁迅有《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发表），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随后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

不久，鲁迅受好友林语堂邀请，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女学生兼女友许广平也随鲁迅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鲁迅抵厦门大学不久，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的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文学院研究所编辑员之职，阴差阳错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鲁迅一见顾氏到来，眼里冒火，很快二人就演化成势不两立的寇仇。鉴于层层盘根错节的矛盾，誓不愿与顾颉刚等一路人为伍的鲁迅辞职离开厦门，于1927年1月18日抵达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傅斯年受聘中山大学并出任文科学长后，对鲁迅渐生厌恶之感，遂力主聘请北大时代的同窗好友顾颉刚到中大任教， ^[129] 其主要任务是“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 。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鲁迅一听顾颉刚要来中大，知道是傅斯年等人合谋设下的圈套，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对前来商量的傅斯年道：“他来，我就走！”此举令傅深为尴尬与不快，但傅斯年以他敢作敢为的作风，顶着鲁迅的巨大压力，最终把顾颉刚请进了中大。鲁迅眼见自己竟成了一个“大傀儡”，于1927年4月21日辞职离开广州，携许广平赴上海开始了公开同居生活。顾颉刚留了下来，除在中山大学任教，还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与傅斯年共同主持筹划语言历史研究所上。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隶属于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正式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蒋梦麟继任），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总干事杨杏佛筹划下，聘请筹备委员30余人，傅斯年、顾颉刚均在其内。这时的中央研究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紧迫关系的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等四个研究所。当时既无历史学、语言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所，更无“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立项打算。但霸气十足的傅斯年经过一番权衡后认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应该有文史方面的学科加入，否则将有失偏颇。于是纠集“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以“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等说辞，凭着北大时代与蔡元培校长结下的良好关系，对蔡氏与杨杏佛等几位决策人物展开游说攻势，声称可“借用在广州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云云。傅斯年不愧是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加霸气，终于迫使蔡元培与杨杏佛就范，答应成立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如傅氏对外界所炫耀的那样：“这一努力显然是很快地成功了。”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一致通过，“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委任傅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以傅斯年为掌门人。这一“无中生有”（傅斯年语）的学术机构的正式设立，令学界人士为之侧目，即便是神通广大的胡适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戏称傅氏“狡兔二窟”。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独立研究机关，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杏佛任总干事。下设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长如下：

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西）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一抉择，是傅斯年人生旅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也是中国史学异军突起的坐标系，接踵而来的，将是一个“开辟史学新天地”的伟大时代。

就在史语所成立之时，傅斯年与顾颉刚缘分已尽，开始出现裂痕与冲突。

傅顾二人的矛盾表面上没有特殊的标志性事件供后人评断，据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说，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性格、志向不同。顾与傅在北大同窗时，谈及各人的理想与志向，顾谓最强者乃知识欲，傅斯年谓最强者乃政治欲。两人都有刚强的性格，傅斯年博学多才，极具办事才干，甚欲在学术界成为领袖人物，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脾气暴躁，霸气十足，在各个方面想把顾氏压服，使其听命自己的调遣。而顾颉刚则倾心自己的学问，生性倔强，不吃傅斯年那一套，曾声言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听从任何人的指挥。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僵，终于酿成了不能合作之局。

1929年2月，顾颉刚趁中山大学领导人戴季陶、朱家骅不在校之际，携眷悄然离开了广州返回北平。同年9月受燕京大学之聘，出任历史系教授。随后，顾颉刚分别致信戴季陶、朱家骅，正式辞却中山大学教职。自此，顾颉刚彻底脱离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顾颉刚。而傅、顾二人天南地北，时聚时散，却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携，终生再也没有一起共事。后来，傅斯年接替胡适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与顾颉刚重续旧缘，聘顾氏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顾表示坚决不再作冯妇，为傅氏驱使，以免遭到压迫与征服的耻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竟暴跳起来，并写信挖苦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阅信后则漠然置之，在日记上反讽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 从此永未回头。

顾颉刚出走后，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开始以他的霸气与超人的办事才能，四处网罗人才，并率先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赵元任两位导师身上。

[100] 在新文化运动中立过汗马功劳的《新青年》，原名《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1916年1月改名《新青年》，陈独秀主编，年底迁到北京。蔡元培长北大后，于1917年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继续发行，并得到了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大力支持，1922年休刊，前后只短短的七年，可谓英年早逝。但这份刊物以它独特的风格名动中国，得到许多青年的热烈追捧，当然也遭到“八面非难”，主编陈独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之辩护。

1931年8月下旬，“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于北太平洋舟中，向他的助手马星野（原单名伟）就《新青年》时代的北大相关人员情形进行了回忆，马星野于26日晚上将罗氏口述整理完毕，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一直未公开发表。直到1978年，罗的女儿罗久芳整理先人遗稿，特检出自美国航寄台北《传记文学》发表，这段弥足珍贵的回忆录始与公众见面。

据罗家伦说：“当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一封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又说：“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工夫，拼命地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

除陈、胡、钱三位号称“文学革命”的主将之外，罗家伦还谈了对《新青年》周围其他几位摇旗呐喊者的看法：“《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黄季刚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是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时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地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哪知道他在当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间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实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白胡子。他博闻强识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再告诉你。我问他是上午9时，到11时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作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南按：黄季刚即黄侃，后来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喜买外国书。”

在谈到《新青年》与《新潮》的关系时，罗家伦回忆说：“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学，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分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 Renaissance。”（《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110]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私立东京法学院攻读法律。1902年返国，任商部行走，兼任京师大学堂附设之进士馆法律助教。清末出任外务部左侍郎。辛亥革命以后，任袁世凯秘书。不久即离开袁府在北京执律师业，一时为社会所重。据说曹是一个头脑灵活、办事干练而善于沽名钓誉的人，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有一次，上海有两个富家女婆，被控告强奸了一个男性少年，而且这个少年在两个女人实施强奸过程中，因心力交瘁而猝死于女人的大腿之上。法院接案后，以“强奸罪”把两个女人关进了监狱。曹闻讯，认为法院判决不当，遂自愿前往搭救两富婆。他以名律师的身份和才学与法官辩论，认为鉴于女人在生理上的局限性，只有男人强奸女人，不可能反过来女人强奸男人，就像天上下雨落到地上，而地上的喷泉再高也达不到天宫一样。即使两个女人用其他辅助技术与这少年发生了性关系，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女方是在实施“犯罪活动”，因而两个女人无罪。法院最后采纳了曹的辩护，两个女人走出监狱，与曹热乎起来。新闻界借机添油加醋地渲染，说曹借机又让两个富婆为他心甘情愿地劈腿云云，曹在社会各界一下暴得了大名。（事见《新编刀笔菁华》，襟霞阁主编，1924年上海出版，转引自《五四运动史》，[美]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1913年8月，曹出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趁机卖国求荣，大发国难之财。据1919年5月16日中美通讯社报道，曹侵吞占有的各项财产总数在2000万元以上，按当时的比价，其数目已超过了清朝巨贪和珅之数。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人。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等三人免职。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

曹汝霖生前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有如下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出版）

[115] 1919年4月30日，胡适终生服膺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抵上海，开始在中国的讲学活动。此时适值五四运动爆发，在南方讲学的杜威闻听各种传言，对北京高校学生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曾写信给家中的女儿，把北大等高校学生游行与痛打曹汝霖等行为，看作是一般大学校园中男生们的相互斗殴，是无聊之举。但当他于6月5日抵达北京后，亲眼看到五四运动掀起了新一轮高潮的蓬勃气象，在一个月内，军警已拘捕学生近千人，并把北京大学校舍作为临时监狱关押被捕学生。尽管如此，学生们与政府较量的斗志不减，爱国热情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参与。此举令杜威大受感动，并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学生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赞誉。6月8日夜间，美国驻华使馆设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员三百余人。席间杜威在演讲中说道：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本人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多讲演了云云。（《晨报》，1919年6月9日）

在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将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6月10日下令免去曹、章、陆等三个卖国贼本兼各职，倾向于改良主义的老头子杜威心灵受到很大震动，他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潮发生的情况后，于6月20日写给家中女儿的信中，再次提出并修正了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信曰：“附带说一句，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我们一般大学里男生的宿舍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威游行是经过了细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还要提早结束，原因是有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负起一个大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来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五四运动史》，[美]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126]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16岁（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考取同济德文医学校。当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进行斩首。朱家骅积极参与，得到了戴季陶的赏识。同济大学毕业后，朱家骅在张静江的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本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荫榆等七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授留学之始。与此同船的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仍任北大前职。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等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朱潜入六国饭店匿藏起来。与他先后潜入饭店的，还有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人。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性命堪忧，朱化装打扮，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秘密潜逃出京，回到原籍隐遁起来，但暗中仍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数月后，张静江、戴季陶等在广东参与国民党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此时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见朱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朱家骅步入仕途铺路搭桥。1926年7月，原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并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的重要，亲自任命自己的铁哥们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馀为副委员长。因戴与顾在国民党内有更多的要务兼理，难以顾及学校事务，朱家骅借机入主中山大学，出任中大校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副校长）兼地质系主任、教授，主持日常校务工作，并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命改组学校，自此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128] 关于鲁迅与顾颉刚交恶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如陈漱渝根据鲁迅与许广平以及章延谦（川岛）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1926年秋，鲁迅与顾颉刚先后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顾颉刚曾表示不问外事，专一看书，但他推荐了潘家询、黄坚、陈万里来厦大，陈万里又推荐了罗常培、王肇鼎，因而在厦大国文系和国学院形成了一种势力。他们排斥鲁迅，说鲁迅是‘名士派’。同年12月，章廷谦来厦大任国学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顾颉刚暗中竭力反对，但事成定局后，他又抢先向章廷谦报告。章抵厦门的当天，他还派人送章一大碗红烧牛肉和一碗炒菜花”云云。（《倦眼朦胧集——陈漱渝学术随笔自选集》，陈漱渝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按另一位名曰孙玉祥者所言：“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源，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载《鲁迅世界》，2004年第1期）

事实上，即使当事人顾颉刚对鲁迅如此刻薄地对自己进行人身攻击也有些莫名其妙，百思不解。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信）直到去世，顾颉刚都没能明白鲁迅究竟何以如此。后世有名为胡文辉的研究者，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对鲁、顾交恶的死结做过解释，文曰“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云云。（《最是文人》，胡文辉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若按胡文所言，就不免牵涉两个悬案：一是鲁迅是否抄袭了盐谷温的作品；二是顾颉刚误信了陈源之说，为何鲁迅骂陈源远没有骂顾氏刻薄，且从没有对陈源进行人身攻击？

第一个悬案，学术界已有公论。1935年年末夜半，鲁迅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曾提到过此案，鲁迅道：“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1936年鲁迅去世不久，一个叫苏雪林的女人跳将出来，高举“倒鲁”大旗，于这年11月公然“鞭尸”，该女在致蔡元培、胡适的信中，以一种近似变态的心理，对鲁迅进行了激烈攻击、谩骂。苏氏谓“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苏氏促使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并在信中骂鲁迅为“假左派”“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等等。（《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下同）

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接读书信后对苏氏回答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这里，胡适显然没有把鲁迅当作盟友而是当作对立面看待的，但仍抱了极大的同情与尊重。如果说胡对鲁有何不恭之处，也只是“狺狺”一词。但接下来，胡适对苏氏粗暴卑劣的“鞭尸”恶行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胡说：“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一生与鲁迅见过两次面，并对鲁迅的作品极端崇拜爱恋的女人苏雪林（苏原籍安徽太平县，曾任武汉大学教授，1952年赴台），为什么后来对鲁迅如此愤恨，居然做出了“鞭尸”的疯狂之举？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苏氏掺杂进了“爱而不可得的”怨恨。（《鲁迅：最受诬蔑的人》，房向东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同）据说，大陆鲁迅研究者陈漱渝到台湾访问时，曾专门和苏雪林有过一场对话，并问苏为何对鲁迅如此激烈地攻击。苏答曰：“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当时陈并未提问苏是否爱过鲁迅，是否因爱而不得而转怨恨，苏氏突然神经质地说出此话，是在表白什么，还是在透露什么信息？陈漱渝没弄明白，其他人似乎也不甚清楚。当年落到鲁迅头上的“盐谷一案”总算洗刷明白了，苏雪林之对鲁迅的爱恨情仇，仍有待研究者深入狭窄的历史隧道探一个水落石出——这是题外话。

那么，到底鲁迅为何对顾颉刚如此痛恨呢？

按照研究者孙玉祥的最新发现，认为在“盐谷一案”中，此前普遍流传的“顾颉刚误认陈源之说”是一种误导，从陈、顾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按孙的说法：陈源乃留英博士，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因而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而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陈内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更厉害，可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孙玉祥认为：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是因为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即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按孙氏的推理，这一结论除了逻辑的合理性外，还有一个直接证据，这便是顾颉刚之女顾潮撰写的传记文学《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书中写道：“其实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但为什么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阴谋家、不共戴天的仇敌？”顾潮的解释是：由于法日派与英美派“海龟”们的相互撕咬纠缠，使并未出国放洋的本土学者顾颉刚夹在中间颇有“两姑之间难为妇”之感。随着两派激烈交锋斗法，顾最终倒向了胡适阵营，成为鲁迅笔下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鲁迅与陈源因“女师大风潮”结怨后，顾又以“盐谷一案”卷了进来。顾潮说：“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结了怨。”

正是根据顾潮这段记载，孙玉祥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子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源在报上唧唧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孙氏之推理可谓独辟蹊径，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但细加琢磨，似仍有不能服人之处。其一，孙氏引用的唯一直接证据是顾潮所言，而从顾潮所写的这段文字中，看不出引用诸如顾颉刚自传、日记，或其他相关的证据材料，只是她自己的一说。显然，1946年出生的顾潮是不会比当时人对“盐谷一案”知道得更多、更准确的。这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即1936年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明确有“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之语，这就是说，此事与顾颉刚无涉，事情坏在“小人张凤举”之手。面对这份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深感绕不过去的孙玉祥做了如此辩解：“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顾颉刚的后人“不领情”固然是自己的失误或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非要说胡氏列举了“小人张凤举”就是为了掩护顾颉刚，在逻辑上可以讲得通，在证据上仍难令人信服。如果说他为掩护顾颉刚而不弄别人，却偏凭空造出一个“小人张凤举”做靶子，恐怕胡适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啼笑皆非”的吧。

[129] 1911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始相识。这一年傅17岁，顾20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颉刚，开始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的傅斯年成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作为放洋七年，又是哲学大师杜威高足的胡适，讲授洋学问自是得心应手，但讲授中国学问就有些不同了。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年长的、国学深厚的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一章中，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的历史被截去了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下引文同）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适投降，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走。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这个话是顾颉刚在几年之后说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他还不知所谓的“实验主义”为何物，只是后来胡适暴得大名，评论家们开始评头论足并与胡的洋老师对号入座之时，顾才晓得大洋彼岸有个叫杜威的哲学大师弄了一套号称“实验主义”的学说。

正在激烈学生分子要闹事倒胡的关键时刻，顾颉刚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并劝虽不是哲学门的傅“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据说傅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问难，最后把胡适弄得汗都下来了，而绝顶聪明的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算是渡过了难关。自此之后，傅斯年同顾颉刚一样，对胡适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从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傅斯年不惜抛弃他的指导老师黄侃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毅然决然地转向胡适，正如顾颉刚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就年轻的胡适而言，他在北大讲坛上站稳脚跟并长吁一口气的同时，对台下这批学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许多年后，胡适曾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的想割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作品集》，第25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又，原《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说：“论到五四时代的人物，陈独秀、胡适之与傅孟真，见解智慧，陈、傅都超过了胡，可是胡对他们有相当的化导作用，这因在当时，胡的基本西洋学识比他们两人深入，孟真对胡，生平执礼甚恭。但他们不是师弟，世间所说傅是胡的大弟子，这是错误的，如果论思想见解，若说傅是弟子，那是青出于蓝了。”（程沧波《记孟真》，载《谔谔之士》，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或许，正是有了这诸多的风云际会和“同”与“不同”，才聚成了胡适与傅斯年、顾颉刚等师生的交往与友谊。 TXB2cGI7cMVkmvArhQVTFz/KmRkRWsLczYD4dO97tL+1mkuRylM46J0DE1QdUdIn